金庸传奇-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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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我已经‘说’得太多了，个人于佛，只是初学，修习的是较古的原始佛教。其实人人学佛各随缘分不同，而有不同的‘法门’的，有人学佛是为了研究学问，宗教的意味变淡了；有人修佛是出于信仰，即使不能读很多经典，只要一旦开悟，也有所得。”
金庸先生显然是不准备多说什么了，无语因缘，在座者也多只便会心而笑了。
接着，座中人的联想忽发，从佛教世界到武侠小说，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十万八千里的旅程，而追怀之下，《西游记》这部书已如“筋斗云”般浮跃而来。
金庸先生倾身换了个坐姿，缓缓道来：“《西游记》原先也不是一人一时的创作，总是附会故事，敷陈情节，刻画人物，最后辑补撰订的。其中猴子造型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印度史诗里的英雄人物去。佛经中也利用了那些传统的民间故事，后来传入中土，踵事增华，便不只于佛家一门。《西游记》里儒、道两家的风味和理想也具有相当分量的地位，这是中国人合异取同的天性了。”
当人们提及金庸先生早年从事电影工作的时候，他连忙摇摇手，笑道说：“我在电影工作上是完全不成功的！早些年，在左派的长城电影公司做一年多，导过两部戏。他们对于戏剧的限制非常严，编个剧本要这审查、那研究，工作很受限制，那不是个适当的创作环境，我没有待下去。一直到现在，他们似乎仍然未曾摆脱那许多束缚。
去年，中共召开‘文化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许多人在会中也强调了：主题的限制需要放宽，创作需要自由。连邓小平也在开幕典礼中说：中国地大物博而历史悠久，文艺创作也必须要有多方面的表现。至少在趋势上，放宽是不可避免的。记得去年我在香港，见到一出由大陆的剧团所演出的京戏《辛安驿》，竟然也采用传统的演出形式，刻画一对假凤虚凰的思春之状，这和前几年中共的姿态是大异其趣的。
中国是大的！大中国怎么能任少数人意向所使，翻云覆雨呢？形势是自然而然与人的心灵相启发、相印证。从文学艺术或是哲思玄理之间，我们可以管窥出一些历史发展的端倪，人们必须一步一步走向自由、开明、宽容而民主的理想。据我个人三年来的观察，大陆上人民的一般心理，正有以上的倾向和趋势。至少已经公开承认台湾三十年来经济上的成就。——这从某方面来说，称得上是进步的基础。”
金庸先生语重心长地作了结论：“中华民族有伟大的文化传统，这深厚的文化传统，大有可能导引我们进入光明的未来，重视文化经验多方面的发展，然后我们期待！”
夜凉方浓，一灯如炬，座中人依依相别，仿佛是结束了什么。然而结束了么？或者告别了儒侠金庸，便顿然觉出有一程岁月正将开始呢？那是慧思与灵感的开悟么？然而一席话间怎容得下这许多境界呢？他留下一些值得细品深思的课题，引燃了归客的心绪，一如灯火引燃夜色，直到黎明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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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之路
回顾所来径，
一切美好的都在烟云间。
金庸小说中的主人公，常常是自孩童时起便与读者见面的。
这似乎是金庸的专利，三剑侠中，梁羽生和古龙都没有这种习惯。
梁羽生的主人公多为英姿勃发的青少年，一出场无论是武功和气派，都是傲视朋侪的，如张丹枫，如段克邪，如凌未风，如金世遗……
古龙的主人公更是“泰山顶上一棵松”，我们只知道他们高高在上，却不知道他们的年龄大小，家居何方，师承何人。反正他们一出现就已名震江湖，万众瞩目，只有小鱼儿是个例外。
但读金庸的小说，我们却得以参与书中主人公的成长过程，常常在褪褓时期我们就已结识了他们。从十岁八岁到十七八岁阶段，金庸为他们花费的笔墨最多。
这群金庸笔下的宠儿，细数起来，当有郭靖、杨过、张无忌、胡斐、韦小宝、郭襄、张君宝、周芷若、殷离等等。
郭靖根本就是从一生下来就跟我们见面的。他的母亲李萍在战场上生下了他，九死一生，好不容易在大漠中熬了下来。在水草旁用树枝搭了一所茅屋，畜养牲口，又将羊毛纺条织毡，与牧人交换粮食。
忽忽数年，他已经六岁了。他母亲依着丈夫的遗言，给他取了郭靖这个名字。他学话甚慢，有点儿呆头呆脑，直到四岁时才会说话，好在筋骨强壮，已能在草原上放牧牛羊。母子两人相依为命，勤勤恳恳，牲口渐繁，生计也过得好些了，又都学会了蒙古话。只是李萍看着儿子憨钝的样子，常常黯然神伤。
但这郭靖却是憨人有憨福，其种种遭遇，可以说是因拙而得福，因朴而得福，简直就是中国版本的“阿甘正传”。
江南七怪远赴大漠寻找他，并倾尽心力合力传授他武艺的缘分不消说了，他最大的福分，是认识了黄蓉。别看黄蓉出场时也仅是个初及笄的丫头，但她在书中的重要性，却是谁也比不上的。除了她的聪明机智，更主要的，是作品里的一些“大人物”，都与她有很深的关系，正是由于有她在，才有了这部小说的多姿多彩，热闹非凡。
东邪黄药师是她的父亲，南帝一灯大师段智兴是他的救命恩人，北丐洪七公是她的师父，西毒欧阳锋属意她当儿媳妇。除了中神通王重阳因在作品开始时就逝去多年，她无缘结识外，书中的其他重要人物，多少都与她有交情。
这么一个小女娃娃，对郭靖的帮助可就太大了。郭靖随洪七公学习阳刚威猛的降龙十八掌，一方面固然他的天份恰恰只能练这种简单而刚猛的武功，可谓是天生有缘而相得益彰，但若没有黄蓉的牵线，则郭靖又哪来这种缘份？
在第十二回《亢龙有悔》里，鬼灵精的黄蓉为郭靖演了一场好戏。
洪七公好吃，而黄蓉是此道高手，这一老一少在姜庙镇邂逅，黄蓉就凭一道名为“玉笛谁家听落花”的炙牛肉条，和一碗碧绿的清汤中浮着十数颗殷红的樱桃，又飘着七八片粉红色的花瓣，底下衬着嫩笋丁子，泛出荷叶清香的“好逑汤”，诱得洪七公教会了郭靖“降龙十八掌”。三人从此订交，终演成师徒。
金庸很注意描写孩提时代的启蒙，那一段童稚无邪的阶段，无论在思想上，体能上皆是最可塑之时，浑如璞玉，纯净无式，可任人雕琢而成理想之模式。可以说，那是关键时刻，向好向恶，往往系之于此。
与郭靖的向好相似，杨康的向恶也是从小开始的，外在环境的影响人之一生，杨康的例子可作说明。
除童心外，金庸还擅写赤子之心。周伯通之成为“老顽童”，鹤发童颜，行事不知所谓，武功却登峰造极，一一都是拜赤子之心所赐。
由童心与赤子之心所引发出的故事，在金庸的笔下真是色彩纷呈，让人目不暇接。
金庸是借对童稚纯朴的无限憧憬，去抗拒、否定成人权术世界中的虚假、伪善与无趣无味吗？
看看金庸笔下世界中越来越多的你争我夺，尔虞我诈，腥风血雨，惨烈非常，我们怎能不作如此想？
孩子的世界毕竟要干净得多。
丰子恺就曾经说：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
看看我们周围的孩子吧，他们是那么的热衷于种种大人们觉得可笑和微不足道的游戏。他们把全副精神贯注在这些游戏中，看似徒劳无功，但他们却乐此不疲。兴味浓酣的时候，冷风烈日之下不觉其苦，混然忘却饥渴——这在他们看来，才是微不足道的。
试想想，他们为什么对游戏这么热衷？跟农夫的热衷于为收获而耕耘，木匠的热衷于为工钱而操斧，商人的热衷于为财物而买卖，政客的热衷于为权力而奔忙相比，他们的热衷是没有目的，没有所图，没有所为的。他们完全是为游戏而游戏，手段就是目的，不计利害，不分你我。哪像那些大人们，不管进行什么活动，都是有目的的，都是为了得益获利。
金庸把武林中人的卑鄙龌龊写得真是入木三分，无疑也是为了衬托出童真世界的可爱。
那时才六岁，郭靖就凭着一股孩子的天性，救了蒙古勇士哲别。他与哲别根本不认识，只不过见他在战阵中英勇异常，激发了幼小心灵中的一股纯良之气，便想办法去保护他，即使被术赤用马鞭抽得遍体鳞伤，痛彻心肺，宁死也不肯供出哲别的藏身之处。
只有心地纯真的孩子才那么容易不计后果地去保护别人罢？他甚至不问那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后来，当桑昆的两头猎豹纵起要咬铁木真的小女儿华筝时，他不顾危险的“着地滚去，抱起了华筝”。事后铁木真问他怎么那么勇敢，他只说了一句：“豺子要吃人的。”
多么纯洁而高贵的赤子之心。
每一个孩子，在刚刚坠地的时候，对于世间是毫无成见的，及至稍长，宇宙万物在他们看来都是平等的。他们会与狗为友，对猫说故事；他们会想着追星摘月，要唤回飞去的小鸟，要叫醒已死的小鸡。他们不知昼夜，不懂生死，不晓阶级，不问界限，却独有天地之灵气。
郭靖就是一个好例子，在大漠的时候，他是多么的无拘无束，虽然没有文化，缺少灵感，也不懂思辨，但他却有一颗健全而通透的心。那苍苍茫茫不分天地的环境，那辽阔豪迈无遮无盖的氛围，无疑加固了纯良的天性。他后来的大智、大勇、大圣、大贤，跟他在大漠里射雕的经历不无关系。正是他的出生地，教会了他正直勇敢，善良朴实。在很大的程度上，他与生俱来的刚毅木讷纯厚忠诚的大侠性格真正是得自天然。
虽说郭靖的传奇般的人生经历是从书中的第六回才真正开始的，相比之下，在大漠的经历及其“射雕”的壮举，只不过是一个长长的引子，因为即时的郭靖还没有真正独立地走入江湖，还没有真正开始他的英雄人生的经历。——但若没有在大漠生大漠长，在大漠有着哲别这样的老师，并在铁木真及其儿子们同射下一雕之后，他拉满弓弦，一下子就一箭双雕射下了两只，这部小说也许就不会叫《射雕英雄传》或《大漠英雄传》。
值得人深思的是，郭靖的憨厚、拙朴在金庸笔下是一以贯之的，这在金庸作品也算是一个例外了，因为金庸是一个求变之心很盛的作家。但写郭靖，是写他一开始是什么样的性格，到底也是什么样的性格，纯是以外在世界走近将就他，而不是让他去俯就客观的世界，而且能逢凶化吉，一帆风顺，最后竟然还成了当世第一大侠。金庸为什么对郭靖如此的一意孤行？
孟子说过：“大人者，不失其为赤子之心也。”所谓赤子之心，就是孩子的“原我之心”。这心是从世外带来的，不是经过世间造作后的心。这是提醒我们，要培养孩子的纯洁无瑕，天真烂漫的真心，使他们成人之后，还是用这原来的心去观察世间，矫正世间，不致于盲从于人世的约定俗成，而被世间的罗网所羁绊。所以朱熹对此的注解是：“大人之心，通达万变；赤子之心，则纯一无伪而已。然大人之所以为大人，正以其不为物诱，而有以全其纯一无伪之本然。是以扩而充之，则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极其大也。”
我们并不否认金庸是借郭靖这一典型，去完成他的一种心愿，去树立他的人格理想。他是多么希望这尘世间都是这种具有赤子之心的人啊，他的“向佛”其实也是郭靖之后，他最后的坚守。
所以，郭靖是惟一的。
正如金庸也是惟一的一样。
但是，无论怎样说，这是金庸喜欢写儿童，写童心、写赤子之心的重要原因，但应该不是全部的因由。
我们不由得想起金庸写于五十年代的一篇散文。他曾经这样说过：
“如果你到过江南，会想起那些燕子，那些杨柳与杏花，那些微雨中的小船。”
五十年代，金庸才刚到而立之年吧？他已那么深情地想起他的故乡，他的童年。
回顾所来径。
江南不仅是金庸的出生地和创作的源泉——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就是取材于自己从小听到的乾隆皇帝下河南的故事而写成的，而且还是他的精神家园和精神寄托。这分对家乡缱绻眷恋的情感，这分对童年刻骨铭心的记忆，内化为一种创作的感情张力，外化为文艺创作的动力。
这样的事例在中外文学史上并不少见：
福克纳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奥克斯福镇，开拓了属于全人类的神话世界——“约克纳帕塔法世系”。
哈代在他家乡英国的威塞克斯小镇，挖掘出带有十八世纪乡村文化色彩的“威塞克斯主题”。
萧红即使不能回归故土，心也永远朝向故乡。她在香港病逝前，完成了充满忧伤和温馨回忆的《呼兰河传》。
许多许多的作家都曾将其审美视野投向出生地，在那里打一口深井，挖掘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艺术世界。金庸也不例外，他写了那么多的孩子的故事，更是以童年作为昔时故园的一抹表征，而寄寓其怀旧乡思，让人感叹不已。
确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你以为明天一定可以继续做的；有很多人，你以为明天一定可以再见到的。于是，在你暂时放下，或者暂时离别的时候，你心中所有的，只是明日又将继续、又将重聚的希望，有时甚至连一丝惆怅也不会感觉到。
但是，就会有那么一次，在你一放手、一转身的那一刹那，有的事情就完全改变了。太阳落下去，而在它重新升起以前，有些东西，便永远不再回来，譬如我们的童年；有些地方，便长久难以回归，譬如我们的故乡。
要是我们明白那么多的成年人爱听《童年》这首歌，也许我们就会明白金庸为什么那么喜欢写孩子，写江南了。
郭靖当然不会问“太阳为什么总是下到山的那一边？”也没有人会告诉他“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顶多“总是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这么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