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苦涩童年-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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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爷，我是这个学校的学生，麻烦你给我开一下门”，我客客气气地说。

　　　　“你来早了，现在离开门还早，你先回家睡一觉再来”，张大爷说着就又回屋里去了。

　　　　“现在是几点啊？张大爷”，我知道自己不能回家，必须在学校门口等。但是知道了自己将要等待的时间，我才心里有底，不然总是空落落的。可惜张大爷好像再也听不见了一样，不再回答我的任何问题。

　　　　我无聊地踢着校门口的石子，试图一次比一次踢得更远。当我发现已经达到距离的极限，试了多次再也无法突破时，便失去了踢石子的兴趣。正在我百无聊赖之际，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骑着自行车路过，我赶紧跑过去小心地问道：“叔叔，请问现在几点了？”

　　　　“四点了”，那个叔叔停下自行车，很耐烦地对我说。

　　　　我感激不尽，连着说了几声谢谢。我们学校一般是早上六点半开大门，离现在还有两个半小时。学校进不了，家里回不去。我为自己来到这个奇怪的世界感到疑惑。难道我注定就是来到这个世界受苦的吗？奶奶告诉我，爸爸娶的第一个老婆是我的兰姑，是我奶奶的弟弟的女儿。她在方圆百里出了名的好看，是个细高挑，皮肤很白，个子很高。舅奶奶觉得我爷爷奶奶为人好，家里又在镇上，而且二爷爷开着店，没有子女，以后还可以得两份家产。虽然我奶奶当时对舅奶奶说了爸爸与兰姑不般配，但舅奶奶在经过所谓的一番考察之后还是把女儿嫁给了我爸爸。结婚没多久，我爸爸就得了精神病，用斧头砍皮箱，砍衣柜，用火烧衣服，烧窗户，砸锅摔碗，后来兰姑实在是没法忍受，就与爸爸离了婚。离婚的时候，兰姑已经怀孕五个月了，把孩子打掉了。奶奶说，后来兰姑改嫁了，但是后面嫁的男人也不好。在当时的农村，除了那些实在讨不到老婆的人，没人愿意娶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关于爸爸得精神病的问题，我问过两个姑姑，大姑的回答是肯定的，小姑却说“他哪里是得了精神病，她是被你爷爷奶奶娇惯坏的，从小就是那个样子”。

　　　　“如果没有得过精神病，那爸爸为什么要砍皮箱、烧衣服呢？”我问小姑。

　　　　“给人家吵架打架嘛”，小姑说。

　　　　“我奶奶说那个兰姑长得又高又好看，爸爸怎么还会跟她打架？”我不解地问。

　　　　“你爸爸就是个神经病”，小姑说。

　　　　说来说去，还是神经的问题，只不过精神病变成了神经病。我生长在一个不幸的家庭，除了爸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苦。爸爸没有痛苦，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痛苦。但是我确信他知道什么叫快乐，对他来说，吃得好是一种快乐，不用参加劳动是一种快乐。爷爷和奶奶的痛苦是自己有一个不成器的儿子和一个不懂事的儿媳妇。妈妈的痛苦是自己嫁给了一个不谙世事的又懒又馋的可怜男人。我的痛苦是自己出生在一个没有欢乐的家庭，就算偶尔有时爸爸和弟弟妹妹发出的笑声，都将深深刺痛我的心。姐姐的痛苦是家里穷，没有钱买衣服，甚至连买扎辫子的橡皮筋都要缠着爷爷奶奶要几天。妹妹五岁，一直跟着妈妈住，弟弟只有两岁，他们会哭会笑，他们的笑是快乐的，哭却不是痛苦的，只是为了满足儿童欲望向大人提出的抗争。爸爸不知道我的感受，他还经常逗弄我，每次他逗我笑，我都会发自内心地厌恶鄙视他。爷爷奶奶也不知道我的痛苦，在他们的主导下，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他们把改变这个家庭命运的期望寄托在我的身上。

　　　　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来了一个女同学，是邻居家的女儿，叫任淑。她个子和我差不多高，在班上的女生中算是中等，很瘦，但是每天都精神满满的。

　　　　“我来早了，没想到你比我还早”，任淑说。

　　　　“是啊”，我应和着。

　　　　“你几点来的？”她问。

　　　　“我也刚到”，我不好意思向任淑说真实情况。我的不自然让任淑产生了一丝疑惑，但是她没有再多问。我们两个便一直在门口站着，我偶尔看看她，感觉她似乎也在看我。终于张大爷出来了，他先在自来水笼头下面洗了脸刷了牙，然后来开了大门，我和任淑便一起进了学校。

第4章（）　
同学们陆陆续续走进教室，放下书包，便又调皮的大声喊着叫着出去玩耍了，有些安静的同学便悄悄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不想惊动任何人。任淑介于前面二者之间，既不调皮，也不拘谨，在我眼里，她的行为恰到好处，自然和谐。而我，应该属于较为拘谨的一类。

　　　　不一会儿，上课铃声响了，同学们拥挤着冲进教室。坐定后，教室里便一片静悄悄了。每个人都表情庄严地等待老师的到来。门外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我从窗户里看到是杜老师在笑，他正和另一位老师说着什么。可杜老师的脚一踏入教室门，表情立刻严肃起来，板着脸走上讲台，面向大家。我也不动声色的把表情调整到位。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劳动课，对全校进行大扫除，我们一年级的同学只负责打扫我们自己的教室，要扫地、擦桌子、擦玻璃，把每一个边边角角都要打扫地干干净净”，杜老师说，“离家近的同学现在就回家去拿扫把、盆子、帕子。”

　　　　我的家离学校不算远，但也不近。看到大多数同学都走出了教室，我对是否该回家的问题越发犹疑起来。任淑走过来对我说，“我们也回家拿东西吧，王燕都走了呢，她比我们还远。”说着，我们便一起出了教室。回家的路上，我故意加快了脚步，与任淑拉开几米远的距离。距离太远，我怕听不到任淑说话；距离太近，又怕别人以为我正和任淑结伴同行。

　　　　“这几天，你们家里在吵什么？”任淑问我。

　　　　“没什么”，家里的事情，我是羞于向别人提起的。

　　　　我加快了脚步，一会儿的功夫便到了家里。爷爷正把牛往车辕里面赶，爸爸在旁边帮忙，妈妈提着一个暖瓶，另一手拿着茶缸，奶奶锁了门，一家人正准备着下地。我偷偷瞄了一眼妈妈的表情，她神情黯淡，看都不看我一眼。

　　　　“你怎么回来了？”奶奶说。

　　　　“老师说大扫除，让回家拿扫把和盆子、帕子。你们去哪里啊？奶奶。”

　　　　“去沙窝里棉花地里捉虫子”，奶奶说着就去开门锁。

　　　　教室那么小，而班里有六十几个同学，少我一个也没什么。家里的棉花确实都快被虫子吃光了，如果不去捉虫，今年家里的收成会更差。我还是不回学校大扫除了，跟着奶奶一起去地里捉虫吧。我心里这么想着，便没让奶奶开门。奶奶听了我的想法，坚持要我回学校。我告诉奶奶，“没事的，我让邻居家的任淑给我请假”。我一个人跑出去，假装去了任淑家里，实际上我只在她家的大门口站了一会儿。

　　　　我们坐上牛车，爷爷驾辕，对着牛屁股抽了一鞭子，牛便快步走了起来。在当时，牛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奶奶告诉我，在我三岁的时候，有一次去地里，牛受到了惊吓，乱冲乱撞，爷爷使劲勒缰绳，还是拽不住牛。最后牛冲上了一座麦秸垛，翻了车，当时我睡在奶奶的怀里，奶奶被重重地砸在车板下面，用身体护住了我，奶奶受了伤，而我安然无恙。

　　　　别人家的棉花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我们家的棉花惨不忍睹，叶子上密布着虫眼，一条条大青虫肆无忌惮的在叶子上、桃子上趴着，有的正在放肆地大啃大嚼。棉铃虫咬坏了家里的棉花，咬碎了我的心。地邻正在喷药，妈妈过去看了人家用的药。和我们用的不一样，我们用的是久效磷，地邻用的药价格比久效磷贵几倍。妈妈向爸爸和爷爷比划着，要用那种药才管用，可是爸爸和爷爷不听。对此，我也很不理解。两种药效的差别是很明显的，为什么要选择一种便宜而无效的药呢？既然必须要喷药，用便宜但是无效的药，不是做无用功吗？每次妈妈看到爸爸又买了家里用了多年的久效磷，都要恨恨地骂爸爸几句，但是妈妈也没办法，她虽然很凶，经常找茬吵架打架，但是仍然改变不了家里的事情是由爷爷和奶奶做主的格局。

　　　　喷药没用，就只有靠人工了，一家人没事的时候就去地里捉虫。妈妈和奶奶捉到虫子，都是直接用手捏死。我讨厌用手捏虫子，因为虫子的身体受到挤压，会从头部和尾部喷射出一种粘稠的黄绿色的液体。这种液体令人恶心，我怕它喷到我的身上，尤其怕喷到脸上，最怕喷到嘴里。因此，我每次都是用一片棉花叶子将虫子夹在中间，然后隔着叶子把虫子捏死。在华北平原，夏季的烈日炙烤着大地，而顶着烈日的曝晒，在地里站上三四个小时，会让人感觉腰酸背痛。爸爸通常干一会儿的活，就去和别家的男人坐在一起抽烟聊天去了。别人卖力干活的时候，爸爸磨洋工。别人休息的时候，爸爸也休息。别人休息好了，爸爸还在休息。每当爷爷看到爸爸偷懒，都会愤愤地骂爸爸“操恁娘，干活没能，抽烟胡哒哒有能”，这时爸爸便会一副狼狈样的跑回地里干活。妈妈看到爸爸偷懒，有时会大声吵他，有时从地里捡起一块土坷垃就扔向爸爸，爸爸也是一副犯了错的孩子样，跑回地里笨拙地干起农活。爸爸的懒和笨，在村里是出了名的，村里没有哪个健全的人瞧得起爸爸。男人们喜欢拿他开玩笑，而他总是一副恬不知耻的样子。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每次下地干活，都特别卖力，就是不想再被人瞧不起。

　　　　到了正中午，太阳变得特别热辣。整个上午，牛都在悠闲地吃着荒坡上的野草，这个时候，也找了个荫凉的地方趴下休息了。妈妈招呼着我们回家，我刚好捉了三百五十九只虫子，赶紧又捉了一只，凑够了三百六十只，才觉得圆满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双数有着近乎信仰般地迷恋，凡是能够计算数目的，比如压水的次数、吃花生米的粒数，等等，都要凑够双数，才觉得满意。回家的路上，一家人的关系似乎变得和谐起来，有说有笑的。

　　　　到家的时候，任淑正等在我家门口。她对我说，大扫除只用了两节课的时间，上午还上了两节课，只有我不在。杜老师说我偷懒，打扫卫生的时候却找不到人了。我不想解释，相反，我为上午捉了那么多虫子而感到由衷地高兴。下午上课的时候，杜老师把我叫出了教室，问我上午去了哪里，我说家里有事，他说以后有事要请假，也没有多说。

　　　　课堂上教的东西，让我感到很奇怪。杜老师说是汉语拼音。难道语文课不是学写字吗？老师教的这些东西，一个个奇形怪状的，从来没见过、没听过、没说过，怎么能学得会。

　　　　杜老师在黑板上写一个“a”，教大家读几遍，接着连续写几遍，让大家记住写法。又重复刚才的方法，教大家“b”“c”“d”。然后带着大家反复地读。课堂上同学们的诵读声高亢而激昂，我被这种莫名的情绪感染着，机械地跟着老师和同学们重复着，完全不懂学的是什么东西。“今天的作业是把每个字母写20遍，明天我抽同学到黑板上来写”，杜老师最后说。我很害怕，怕自己学不会，怕自己会被老师抽到。晚上回到家就认认真真地写起来，然后一遍一遍又一遍地读。但是我始终没法把读音和形状联系到一起。如果老师抽我去听写，我很可能把“a”写成了“c”，把“b”写成“d”。

　　　　第二天上语文课的时候，我惴惴不安地等待着杜老师的听写。杜老师在教室里巡视了一周，问大家“昨天教的拼音字母，会写的举手？”

　　　　杜老师话音刚落，一些同学唰地就举了手，另外的同学都陆陆续续地举了手，看到这种情况，我也悄悄地举了手。

　　　　“看样子，大家都会写了，那有没有同学愿意自告奋勇到黑板上来写？”杜老师又说。

　　　　这次同学们都把手放下了。杜老师又问了几遍。有几个同学举起了手，甚至连孙小勇都举了手，这让我感到惊奇，难道对我来说这么困难的事情，对他来说却很简单吗？

　　　　杜老师让张广才和孙小勇到了讲台上，一人拿一支粉笔对着黑板，让留在座位上的同学在自己的本子上听写。

　　　　“a、a。。。。。。。”，看到大家都写完了，接着听写后面三个字母。到了“b”，孙小勇就只有站在讲台上发愣了。他想偷看旁边的张广才是怎么写的，被杜老师发现，“不要偷看”，一声大喝地制止了。我们这些没到讲台上的却不用担心，等杜老师背对我们时，偷偷地看看黑板上的，看看同桌是怎么写的，便可以心安理得地写在自己本子上了。

　　　　所有的同学都写完了，就只剩孙小勇一个人在讲台上对着黑板发愣。杜老师质问：“你不是会写吗？怎么后面三个全都不会写？”

　　　　“我给你说了的！我不会写！你叫我上来的时候，我给你说了的，你还让我上来！”孙小勇争辩着。

　　　　他说了自己不会写吗？我没听到，也许是我太紧张的关系吧。他怎么敢用这种语气跟老师说话，我们都用惊奇的目光看着他，也在疑惑着，面对这种情况，杜老师会怎么处理。

　　　　“不会写你举什么手？”杜老师大声吼着冲上讲台，提着他的耳朵揪到了讲台边上，然后对着屁股就是一脚，孙小勇从讲台上不自然地跳了下来。教室里面鸦雀无声，在老师发火的时候，每个人都表现出一副很乖的样子。

　　　　“俺回家给俺爸爸说，你揍俺”，孙小勇流着眼泪和鼻涕，斜着眼对杜老师说。

　　　　杜老师听到这话，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冲上去连着踢了两脚，嘴里念叨着“叫你给你爸爸说，叫你给你爸爸说”。难道他的家长没有告诉他，老师打学生是天经地义的事吗？我们看着也是又好气又好笑。这次孙小勇没有再反抗了，一个人站在那里不说话。“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今天的课你站着听，不准坐下，下午放学回家，把前面学的每个字母写50遍”，杜老师对他作出了最终的惩罚。接下来，杜老师用和昨天一样的方法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