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第10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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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得罪了汉密尔顿就是得罪了联邦党，得罪了联邦党，他这个总统还当得成吗？处于“自我毁灭”状态中的联邦党将为共和党带来什么样的契机？请看下一个故事：一八〇〇年革命。
第79章 一八〇〇年革命（）
随着1800年的来临，联邦党与共和党的斗争进入白热化。但是，我们不能从二百年后的角度看当时的形势。所谓联邦党和共和党的称谓有点过于简单也过于现代了，由它们组成的“第一政党体系”与今天美国的“政党政治”相去甚远。最本质的不同是，现代人把“政党”看成政治的必然产物，“国父”们可是把它当洪水猛兽的。在那个“绅士政治”的环境下，说自己是“某党”的人实在不太光彩，因为“党”代表着某个集团的利益而不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它对当年的绅士们来说还是个很难接受的概念。即使在联邦党和共和党基本成形之后，双方都否认自己是始作俑者，都指责对方首先拉帮结派。甚至两党的领袖，汉密尔顿和杰斐逊，都不认为自己搞起来的这一摊儿叫作“党”，他们觉得他们只是团结了一群有共同理想的人为美国的未来而战斗。从这个角度说，1800年大选的意义非同寻常，它改变了人们对“党”的看法，标志着以华盛顿和亚当斯为代表的“无党派”政治永远结束了，他们追求的“共和”价值将不得不通过“民主”来体现，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主要依赖于领袖们的智慧和美德。
美国宪法的设计者们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党”。他们挖空心思想要制衡的是“派”，正如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里说的那样，一个更大规模的联邦政府可以有效地限制“宗派之争”。“派”与“党”的区别在于，“派”是为了某个比较单一的主张临时聚集起来的一拨人，它严重依赖某个领导者，在达到目的或领导者不能再领导的时候往往就烟消云散了；“党”有明确的、长远的目标，是系统的、永久的组织，它不会随着某个领导者的消失而消失。这样看来，联邦党更像“派”，共和党更像“党”，这是由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性格决定的。
汉密尔顿是“精英”的代表，他的天才成就了他，但同时也阻止了他与普通人的交流。如一位学者所说：他从来没有跟美国人民融为一体。这位来自社会底层的“国父”，只在乎精英阶层的认可，根本不屑于向普通民众解释他的主张：解释了你们也听不懂，瞎耽误工夫。反正我是最棒的，你们听我的就对了！尽管历史证明了他的正确，但他没得到人民的支持和理解。联邦党从来没像共和党那样扎扎实实地建立基层组织，而是严重依赖华盛顿的支持和汉密尔顿的判断力。当这两样都出问题时，联邦党就死定了。杰斐逊的共和党虽然不像现代的政党那样组织严密，但他和麦迪逊在全国都建了支部，第一个支部竟然建在联邦党的大本营纽约。共和党领袖特别在乎民意，顺民意而动。对错不重要，选票才重要，他们已非常接近现代的政治规则了。出身上流社会的杰斐逊和麦迪逊愿意放下身段，亲近人民，不管他们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他们得到人民的拥护是理所当然的。也许，命中注定，“党”必定战胜“派”。那么，那部忽视了“党”的宪法怎样在“政党政治”中生存下去呢？它又怎样在强大的政党面前维持对权力的制约与平衡？这些问题的答案花了美国人二百年的时间，而这一切都起源于1800年的大选。
1800年，人类走进19世纪。但是，就在新世纪降临之前的两个星期，1799年12月14日，67岁的乔治华盛顿离开了人世。本来，他不应该走得这么早。12日，他偶染风寒，出现炎症。仔细调理不是什么大问题，但那时候的医生只会做一件事：放血。结果，在他身体里的血被放掉将近一半时，他彻底垮了。他走得很从容，也很勇敢。他在遗嘱中释放了他名下所有的奴隶。跟整天嚷嚷着人人平等却到死都没释放过一个奴隶的杰斐逊比起来（他只释放了他的几个私生子），华盛顿是“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君子。当他去世的消息传到波士顿，在没有任何人组织的情况下，两个小时之内，所有的店铺都关了门，整个城市瞬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和沉痛的悲哀。在费城，众议员马歇尔代表国会向华盛顿致颂词。他引用华盛顿的老战友亨利李将军的那句著名的话：他是“战争中的第一人，和平中的第一人，他同胞心中的第一人”。这位带领美国走过四分之一世纪的领袖，终于没看到新世纪的曙光，但他身后的国家将在新世纪里走向辉煌。也许，正因如此，他从人变成了神，变成了画像、雕塑、纪念碑，没有缺点，没有感情，没有个性。他似乎也刻意塑造了这样的自己。当一位画家企图让他敞开心扉以便捕捉到他的神韵（你可以在一美元钞票上看到这位画家为他画的像），他拒绝了。画家抗议道：“你应该让我忘记你是华盛顿将军而我是个画家。”华盛顿冷冷地说：“你不应该忘记你是谁或谁是华盛顿将军。”他就这样冷漠地面对世界，但世界永远无法忘记他。对于真正了解他的人来说，一切都是那么简单。阿比盖尔亚当斯的一句话应该是对面具下的他最好的总结：“简单的真相就是对他最好、最伟大的颂歌。”那个会哭、会笑、会闹、会跳舞、会追女人、会发脾气、会爱、会恨、会嫉妒、会发疯、会温柔、会伤心、会沉默的人，那个压抑着自己强烈情感的人，那个曾让每个人感受到他的存在的人，他真的来过，真的在这个星球上走过。这，就是简单的真相。
华盛顿的去世是对联邦党的沉重打击，杰斐逊说：他们再也没法躲在华盛顿的影子里了。当他们独自面对“党争”时才发现，他们已经失去了太多。其实，从亚当斯成为总统的第一天起，斗争就到了让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费城的政客们因党派而互相为敌，本来的熟人、朋友在大街上若远远地看见都会赶紧躲开，换条路走，就怕见面打招呼。只有在迎面撞上、无处可躲的情况下，大家才会手触帽檐勉强行个礼。人性被如此扭曲，两党之间的你死我活可见一斑。当然，联邦党的困境主要是自己造成的，那个臭名昭著的处置外侨与煽动叛乱法基本上为他们敲响了丧钟。尽管亚当斯在外交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胜利来得太晚了。共和党告诉人们：“选亚当斯就是选战争，选杰斐逊就是选和平。”这真是超讽刺。事实是：亚当斯与法国签的条约为美国赢得了和平，而杰斐逊上台后拒绝与英国续签和约，直接导致了1812年的战争。但是，没有人能掐会算，谁说得漂亮咱听谁的。此时此刻，杰斐逊是众望所归。
如果说，华盛顿是神，那么，杰斐逊就是谜。他的世界你真的不懂。不仅因为这位“人民的人”过着贵族般的生活，不仅因为他的奢侈是建立在奴隶的劳动和巨额债务上，不仅因为他声称相信普通人的智慧却从来不曾真正与普通人交往过，不仅因为他作为独立宣言的作者却在独立战争中没有开过一枪，不仅因为他高喊着自由却在入侵的英军面前仓皇逃窜，不仅因为他反对“党争”却建立了美国第一个政党，不仅因为他崇尚和谐却支持血流成河的法国革命，不仅因为他强调州权却在上台后大大加强了联邦政府的权力，不仅因为他反对中央银行却利用它成就了自己最辉煌的政绩，不仅因为他说的和做的完全不在同一个频道，也不仅因为他的原则和行为分别属于两个世界。这个谜更重要的表现是他对上级和朋友的背叛。他给华盛顿当国务卿时处处与华盛顿作对；他给亚当斯当副总统时做的唯一的事就是把亚当斯赶下台。于公，他对总统不忠；于私，他对朋友不义。但是，他真诚地相信，华盛顿和亚当斯背叛了共和原则，把美国领上了歧途，他要拯救这个国家；他也真诚地相信，为了崇高的理想可以不择手段。他是能够带着这些信念过测谎仪的。最奇怪的是，后世似乎更在乎他说了什么和写了什么，而不是做了什么，他的历史地位似乎完全建立在那55个闪闪发光的英文单词上（“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你见过这么幸运的谜吗？
共和党开足了火力猛轰亚当斯，而亚当斯好像天生就是活靶子。他似乎承担了所有本不应该完全由他承担的罪责（比如处置外侨与煽动叛乱法），但同时，他没有得到任何本该完全属于他功绩（比如与法国的和约）。共和党说他想当国王，大家就信，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儿子。说来也巧，美国前五位总统中，除了亚当斯，其余四位或者没孩子，或者只有女儿。只有亚当斯有儿子，而且他儿子后来还真成了总统，可见男性继承人有多可怕。也不能怪革命人民警惕性高，反正，总统有儿子非社稷之福，你让亚当斯到哪说理去？带着“原罪”的亚当斯，倒霉就倒霉在他交了个好朋友杰斐逊，因为这个好朋友还有个更好的朋友麦迪逊。在亚当斯任总统期间，麦迪逊已经从众议院退休回家了，这给了他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领导共和党全力对付亚当斯。麦迪逊跟亚当斯没有私交，他整起亚当斯来可不讲一点情面。问题是，麦迪逊凭空造出来的那些话即使他自己信，杰斐逊也不应该信，因为他太了解亚当斯的为人了。你可以说亚当斯不是个出色的总统，但你不能说他不是个出色的人。他的诚实、正直、坚毅，他高尚的道德，在“国父”群里绝对是数一数二的，他的人品完美无瑕。然而，杰斐逊一句都没为亚当斯辩解，他听凭麦迪逊和他的党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他的朋友。不仅如此，他身为副总统，居然花钱买通那个叫詹姆斯卡伦德的著名记者，向他透露政府机密，还让他污蔑亚当斯要跟法国开战，然后当终身总统。还记得卡伦德吗？汉密尔顿的“雷诺兹丑闻”是他曝光的，现在又造亚当斯的谣。根据惩治煽动叛乱法，他被判9个月监禁。他在蹲监狱的时候好像忽然想明白了很多事，向杰斐逊要更多的钱。杰斐逊不给，他就到处说是杰斐逊让他写文章骂亚当斯的。杰斐逊不承认，他干脆把杰斐逊当初写给他的信登在报纸上。在铁证面前，杰斐逊忽然得了“失忆症”，完全认不出他的亲笔信。在今天，副总统贿赂媒体诽谤总统是重罪，但杰斐逊的时代法制不健全，没人把他怎么样，这顶多是个道德问题，他顶多让亚当斯伤透了心。
当然，联邦党也不是什么好人，他们像共和党一样恶毒，杰斐逊在联邦党的笔下同样十恶不赦。有趣的是，共和党给亚当斯造的谣一点谱都没有，完全靠想象力，但联邦党给杰斐逊造的谣多多少少是有影的。原因很简单，亚当斯除了有时出言不慎，没什么别的毛病，而杰斐逊干的见不得人的事太多，小辫子一抓一大把，都不用编造。比如，联邦党说，杰斐逊与他的奴隶有染。杰斐逊打死不承认，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们也认为这是谣言，直到1998年，科学家通过dna比对才证明了此事不虚。不管怎样，亚当斯本人从来没用任何方式对杰斐逊进行人身攻击，他只抨击他的政治观点。私下里，他甚至骂那些激进的联邦党人说，杰斐逊比你们这帮人高尚，我宁可给他当副总统！这是亚当斯的悲剧所在：他的头号敌人竟然不是杰斐逊，而是汉密尔顿。他宁愿败给杰斐逊，也不愿与汉密尔顿妥协。
此时的联邦党基本上分裂为两派：团结在汉密尔顿周围的“保守派”或“右派”，和以亚当斯为代表的“温和派”。这两派自己先干上了，怎么可能一致对外？他们连应不应该推举亚当斯为总统候选人都没搞定（汉密尔顿想推平克尼），你还指望他们全力支持亚当斯吗？汉密尔顿铁了心要把亚当斯拉下台，他甚至发表文章攻击亚当斯，由此可见联邦党组织的松散和汉密尔顿的任性。华盛顿在的时候，有华盛顿给他把关，他出不了什么岔子。现在，华盛顿走了，没人拦得住他，汉密尔顿在判断力上的缺陷再配上他超人的能量，对亚当斯和联邦党的打击是致命的。
你也许会问，汉密尔顿自己咋不想当总统呢？说他完全不想是不可能的，但他从来没公开表达过这个愿望。学者们的分析是：“雷诺兹丑闻”是一个原因，他不愿放弃他的法律业务和他对家庭的承诺也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观点太鲜明、太前卫，他本人又太骄傲、太强势，不管他多么正确，在民主意识已经苏醒的大众面前，他得不到支持。他不在乎民意，但民意能决定他的前途。他和亚当斯极为相似，他们都是孤独的行者，他们只想做他们认为对的事，而不一定是人民想要他们做的事。民意不是真理，因为真理更愿意停留在少数人手中。人民往往要为他们的选择付出代价，有时是非常惨痛的代价，但这就是民主政治的规则。人民需要成长，政治家也需要成长。不懂规则又拒绝成长的汉密尔顿和亚当斯依然沉浸在“精英政治”的梦里，在他们的梦醒时分，世界已变得不同。
腹背受敌的亚当斯在大选中落败不是悬念，但他的成绩却出人意料的好。经过一整年的厮杀，到1800年12月，最后的结果终于出来了。在没有南方和西部的支持又丢了纽约的情况下，亚当斯得了65票，只比杰斐逊少8票。这8票来自南卡罗来纳。本来，南卡罗来纳是倾向于投联邦党的，但因联邦党的分裂，这8票飞了。杰斐逊之所以能领先，完全得益于纽约州，而纽约本是联邦党的地盘。两党在纽约的争夺非常激烈，亚当斯仅比杰斐逊少得250张普选票，但根据“胜者通吃”的原则，纽约的12张选举人票全归杰斐逊。如果亚当斯赢得纽约，他将以71票比61票领先，即使南卡罗来纳的8票投给杰斐逊，亚当斯还能赢；如果当初宪法没有“五分之三妥协案”，南方各州没有那么多选举人票，即使亚当斯失了纽约，他也能赢；如果签订美法和约的消息早来两个月，亚当斯几乎肯定能赢。我们说了太多的“如果”，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