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第1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管怎么说，汉密尔顿和伯尔毕竟不是普通的纽约人，他们本来是不应该站在那片空地上的，他们的性格、能力都很相似，他们的相识相知本应收获友谊。1775年，革命战争爆发时，汉密尔顿20岁，伯尔19岁。他们都是热血青年，都参加了大陆军。1776年的“纽约之战”中，汉密尔顿是炮兵军官，伯尔是前线总指挥普特南将军的助理。正是伯尔的建议使包括汉密尔顿在内的4000名大陆军免于全军覆没（参看036痛失纽约）。1777年，汉密尔顿成为华盛顿的帐前助理，伯尔重返前线。他们都很羡慕对方。汉密尔顿羡慕伯尔有机会在炮火的硝烟中赢得光荣，伯尔羡慕汉密尔顿赢得了华盛顿的爱和信任。退役后，他们都是纽约最出色的律师，经常一起办案子，有时合作，有时分别代表诉讼双方在法庭上辩论。两人年龄相仿，脾气相投，阅历相近，关系很融洽，经常邀请对方到家里做客。1789年，两人同时进入政坛。汉密尔顿被华盛顿总统任命为首届联邦政府的财政部长，伯尔被乔治克林顿州长任命为纽约州总检察长。一切都没问题，直到1791年。

　　　　1791年，伯尔出人意料地击败斯凯勒将军，当选为联邦参议员。斯凯勒若是一般人也就罢了，他偏偏是汉密尔顿的岳父。汉密尔顿生伯尔的气倒不完全是因为岳父，而是因为伯尔忽然改变政治立场。伯尔一直是温和的联邦党人，所以，斯凯勒根本没想到伯尔会在竞选中突然反水，把联邦党和共和党的选票都收入囊中。伯尔才不管这一套呢，只要能上位，管他什么党。这就是他与汉密尔顿的根本不同：汉密尔顿是有政治理想的，伯尔只在乎现实利益。

　　　　1794年，驻法公使古弗纳莫里斯回国，这个位置立刻成为两党争夺的焦点，参议员伯尔是呼声最高的。当国务卿伦道夫告诉门罗，华盛顿总统有意请他出任公使，连门罗自己都不信。他说，你确定没搞错？伦道夫说，总统根本不会考虑伯尔。从政治上说，伯尔显然是更合适的选择。他是温和的共和党人，门罗则非常激进（他在巴黎的表现我们已经讲过了）。华盛顿不要伯尔的理由是：他私生活过于放浪，道德实在成问题，不值得信任。这个没错。伯尔确实是花心大萝卜，跟无数的女人传过绯闻，生活又极其奢侈，搞得债台高筑。汉密尔顿只出过一次轨就被整得死去活来，伯尔这个折腾法能不招风吗？但是，这好像不是关键。若论风流，谁比得上莫里斯？他玩女人从美国玩到法国，丝毫不知收敛，但华盛顿对他无比信任。所以，总统的决定立刻引起人们的无限遐想，大家似乎认准了一个理儿：那只“拦路虎”是汉密尔顿。此时的汉密尔顿是华盛顿政府中说一不二的人物。他是否参与了这件事谁也不知道，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华盛顿一定会征求汉密尔顿的意见，他也绝不会任用汉密尔顿反对的人。不管汉密尔顿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反正伯尔把这笔账算到他头上了。

　　　　对他们两人关系更大的考验是1800年大选。我们在前面的故事中已经讲了，伯尔以共和党人身份成为杰斐逊的竞选伙伴，并成功地为杰斐逊赢得了最关键的纽约州。如果没有纽约州的支持，杰斐逊是打不过亚当斯的。可是，阴差阳错，到最后伯尔得的选票竟然跟杰斐逊的一样多，都是73票。接下来只能由联邦党占优势的众议院投票选总统。在这个关键时刻，伯尔那种“出尔反尔”的本色又显出来了。竞选前，他一个劲儿地向杰斐逊表决心，无限忠于伟大领袖，还说如果票数相同他就主动弃权，把总统宝座让给杰斐逊。但真到了这时候他却不出声了，憋着劲儿跟杰斐逊抢白宫。伯尔的做法在今天看来没什么错，这是他的权利，凭什么非得让杰斐逊当总统？但在当时，他的行为为绅士们所不齿。就在两人难决高下的时候，联邦党领袖汉密尔顿出来给伯尔捣乱，号召众议院联邦党代表投杰斐逊的票。他的理由很简单：杰斐逊再不好也是有信仰、有理想的人，伯尔只有野心，他不会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其实，这个评价不一定对，伯尔很有可能是比杰斐逊更出色、更务实的总统。他比较温和，不像杰斐逊那么“左”，也不太可能做出杰斐逊后来做的那些荒唐事。但是，谁也无法预料未来。当你不能让人们相信你是好人时，你怎么能让他们相信你是好总统呢？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杰斐逊入主白宫，伯尔屈居副总统。如果你是伯尔，你会不会想生吃了汉密尔顿？

　　　　经过1800年这一闹，伯尔彻底失去了杰斐逊和共和党的信任。杰斐逊表面上对他客客气气的，但完全把他排除在决策圈之外。杰斐逊不是个心胸宽广之人，他在这一点上比麦迪逊差远了。有一次，一个联邦官员的位置出缺，一位候选人想谋求这个职位，大家都觉得挺合适，但杰斐逊理都不理。原因只有一个：他是伯尔推荐的。这还算小事。从后面的故事中你会看到，一旦机会来临，杰斐逊想要的是伯尔的命。

　　　　共和党不信任他，联邦党憎恨他，伯尔的憋屈可想而知。平心而论，他这几年副总统当得还是很出色的。在主持参议院的讨论时，他表现得非常专业，很有法官的做派；在辩论双方出现平局需要副总统投票时，他那不带党派偏见的态度令人信服。他深受参议员们的尊敬，但这并不说明他有光明的政治前途。只要杰斐逊不待见他，他就甭想有出头之日。

　　　　1804年，在杰斐逊总统的推动下，美国宪法第十二修正案获得通过。从此，总统和副总统被放在同一张选票上，清楚地表明谁竞选哪个职位，再也不会出现1796年和1800年的尴尬局面了。“路易斯安那购地案”让杰斐逊的威望如日中天，他再也不需要伯尔的帮助。当1804年大选到来时，杰斐逊的连选连任根本不是悬念，真正的话题是：谁是副总统？伯尔专门找杰斐逊谈过一次话，希望继续当他的竞选伙伴。杰斐逊明确拒绝了伯尔。他确实要一个纽约人当竞选伙伴，但不是伯尔，而是纽约州州长乔治克林顿。

　　　　伯尔要是那么容易服输他就不是伯尔了。你不是不让我当副总统吗？我去竞选纽约州州长。克林顿答应做杰斐逊的竞选伙伴意味着州长的位子空出来了，但这不是伯尔想当州长的唯一原因。如我们在前面的故事中讲过的，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地案”遭到新英格兰激进的联邦党人的反对，他们打算成立“北方联盟”，脱离联邦。但新英格兰四州的力量相对比较弱，要是把中大西洋各州拉进来就好了，特别是纽约州。他们游说伯尔，说你要是把纽约州拿下，我们就推你为“北方联盟”的总统。伯尔再次上演“变脸”的拿手戏，居然同意以联邦党人身份竞选州长。岂止是州长，他还想当总统呢！

　　　　事到如今，汉密尔顿别无选择，他要是不出来阻止伯尔他就不是汉密尔顿了。如果说，之前，他与伯尔的政治斗争掺杂着私人恩怨，那么，这一次，他完全是为维护国家的统一而战了。他对伯尔的不依不饶来自他对分裂行为的零容忍。汉密尔顿使尽浑身解数，再加上共和党对伯尔的抵制，本来稳操胜券的伯尔竟然败给了名不见经传的摩根刘易斯，而且是惨败。尽管汉密尔顿的作用可能不是最关键的，但猜猜伯尔会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到谁身上？

　　　　伯尔找汉密尔顿的晦气也不能全怪伯尔，因为汉密尔顿真的口无遮拦。他生就一副天才的头脑，悲剧的性格，不知退让，不懂妥协。他在各种场合贬低伯尔，也不怕别人把话传到伯尔那去。那么，汉密尔顿是不是在造谣呢？历史学家们的结论是：没有。他的话说得可能不好听，但都是事实。1791年，1800年，1804年，三次考试伯尔都不及格，三个选择都是个人利益至上，他还能指望汉密尔顿说什么？汉密尔顿对伯尔最基本的指责是：没有原则，利欲熏心，不值得信任。对当时的绅士们来说，这是最要命的。在江湖上混全靠名声，更何况现在伯尔穷得只剩下名声了。这是伯尔不惜决斗的原因，也是汉密尔顿以命相搏的原因。这个理由在今天看来似乎很苍白，因为今天的政客比伯尔卑鄙得多。但是，不要忘了，现在的美国是个法制健全的强大的共和国，政客们的野心和阴谋被紧紧地箍在法律的框架中。他们有可能杀人越货，但基本上没能力做出颠覆共和制或分裂联邦这种事来。二百年前就不一样了。共和是那么幼稚，法制是那么疏松，联邦是那么脆弱。刚开始学走路的新国家之所以没有跌散架，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领袖们的美德。华盛顿说：美国政府“最终将是法的政府，但它首先是人的政府”。这是“人”的道德如此重要的原因。如果建国之初的领袖们满脑子歪门邪道，我们恐怕就见不到今天的美国了。你说，这场争斗值得吗？

　　　　1804年4月，一个叫“库珀”的人在报纸上发了封公开信，说汉密尔顿在一次晚宴上当着很多人的面说伯尔的坏话，有很多在报纸上不便提及的“侮辱性的评论”。别的报纸立刻添油加醋地报道，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好像那俩不决斗都对不起媒体似的。没多久，伯尔就让朋友范内斯带给汉密尔顿一封信，要求汉密尔顿为不当言论道歉。其实，此时的汉密尔顿回旋余地很大。“库珀”的信中没有引用任何具体言语，汉密尔顿只要否认这件事就可以了，他和伯尔都不丢面子。可是，汉密尔顿却带着讽刺的口吻说：我跟伯尔交恶15年，说的话多了，你让我为哪句话道歉？这态度简直就是撮火。伯尔的下一封信很快就来了：你要为过去15年说过的所有坏话道歉！汉密尔顿说：不可能！你要是找出具体的话来，我可以考虑是否道歉。但你如果想让我否定过去所有的言论，我过不了良心这一关。到了这一步，还能咋办？伯尔说那咱就按规矩来吧，汉密尔顿说愿意奉陪。决斗就这么定下来了。范内斯和彭德尔顿使出吃奶的劲儿劝解，无奈那俩都太骄傲了，心中的芥蒂岂是几句话能解得开的。

　　　　于是，我们回到1804年7月11日清晨。那两声枪响相隔几秒钟，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同时开的枪。后来，汉密尔顿的朋友说是伯尔先开枪，伯尔的朋友说是汉密尔顿先开枪。在现场的范内斯和彭德尔顿都说不清到底谁先开的枪，学者们就只能根据各种迹象猜了。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在决斗前夜，汉密尔顿写了一份声明。他说：“我决定放弃第一枪。如果有必要，我可能会也放弃第二枪。”这句话的意思是他第一枪不瞄准对方，随便向别处打一枪。他希望这样可以给伯尔一次短暂的思考和反应的机会。当时的规矩是，如果一方第一枪放空，对方也应该放空。然后两个副手谈判，看看这样是不是就算和解了。如果双方不同意，接着来开第二轮。一般很少有穷追猛打的。问题是，当其中一方决定放弃第一枪时，他应该事先告诉对方，让人家有准备。但汉密尔顿没有。有人从这一点上推断，汉密尔顿有“自杀倾向”。自从儿子死后，他一直很抑郁，也许他想借这次机会了却人生之苦。但是，大部分学者不同意这个说法。

　　　　汉密尔顿不但决定放弃第一枪，而且在枪上也做了文章。他用的是彻奇的手枪。三年前，他儿子菲利普也是用这把枪，也是决定放弃第一轮，却被人打死了。彻奇这把枪在当时是很高档的，因为有膛线，打得准，口径大，非常致命。伯尔那把枪没有膛线。但是，当汉密尔顿和伯尔各自站好准备射击时，彭德尔顿悄悄地问汉密尔顿：“上膛线吗？”汉密尔顿说：“这次不用。”他事先跟彭德尔顿说过多次不想伤害伯尔，他在履行承诺。那么，怎样让伯尔知道这个意思呢？学者们的解释是：汉密尔顿只能先开枪。他那一枪偏离伯尔足有1米多，打在很高的树枝上，这是有确证的。就像汉密尔顿事先写的那样，他想给伯尔思考和反应的机会。在他第一枪打出去之后，伯尔应该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如果伯尔不想伤害汉密尔顿，他也会放空枪。但是，他没有。

　　　　伯尔的子弹穿透了汉密尔顿的肝脏，在今天都是很危险的情况，别说二百年前了。汉密尔顿被击中的当时就知道自己没救了，他对向他跑来的霍塞克医生说：“医生，这是致命伤。”然后失去知觉。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伯尔是在蓄意谋杀汉密尔顿呢？答案是：应该不会。首先，伯尔是个被利益驱使的人。杀死汉密尔顿对他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伯尔疯了才会认为杀死汉密尔顿之后他还能在纽约立足。其次，伯尔击中汉密尔顿之后表现得非常吃惊和懊悔，他马上向汉密尔顿跑去，想看看伤在哪里，但被范内斯拦住了。范内斯撑起一把伞，挡住伯尔的视线，拉着他往河边走。这是副手应该做的，为的是保护伯尔日后不受起诉。伯尔看不见汉密尔顿，表明不是谋杀。在去河边的路上，伯尔几次停下来说：“我要跟他说话！”范内斯不容他分辩，把他拖到船上，回了曼哈顿。应该说，伯尔举枪向汉密尔顿射击的时候，他可能想打伤汉密尔顿，但绝对没想到会出人命。当时的决斗都不是故意杀人，所以，大家一般都不会瞄准心脏打，最常见的部位是臀部以上的那一块儿或大腿。伯尔是因为打得稍微偏了才出事的。从他在现场的反应看，他不完全是人们传说中的冷血动物。也许，在那一瞬间，他想起了他们曾经在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也许，他忽然意识到，他们之间原来并没有解不开的仇。后来，年老的伯尔在看了劳伦斯斯特恩的书后感叹道：“如果我当初多读点斯特恩，少读点伏尔泰，我就会知道，这世界足够大，容得下汉密尔顿和我两个人。”汉密尔顿临终前说的话是：“我对伯尔没有恶意。”他请求上帝不要降罪伯尔。

　　　　1804年7月12日下午2点，汉密尔顿在妻子伊莉莎和七个孩子悲伤的眼神中去世。他带走的不只是一个慈爱的父亲、温柔的丈夫、亲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