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第1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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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条约的内容上看，这场仗算是白打了，完全回到战前状态，什么都没改变。但是，人心改变了。战争让美英都认识到对方是不可战胜的。这是美英之间的最后一场战争，两个同种同文的民族从此一笑泯恩仇。人们在和平的赐福中领悟了美国第一任驻英公使约翰亚当斯对英王乔治三世说的那句话：“尽管我们隔着大洋，但我们有着对彼此天然的认同与好感，因为我们的人民说同样的语言，信奉相似的宗教，共享血脉亲情。”随着美英关系冰雪消融，美加关系也春暖花开，小伙伴们一路和和气气走到了今天。
“1812年的战争”对美国来说真的算不上一个胜利，它什么好处都没捞到，还搞得自己差点破产。除了海军的亮丽表现外，其余的乏善可陈，陆军简直惨不忍睹。仗打成这样还能拿到一个平等条约，实在应该归功于那些出色的外交官。然而，战争让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空前高涨，他们从来没感到过如此强大的凝聚力，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清楚地知道“美国人”的含义。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战争铸造了一个国家。”
面对战后的满目疮痍，麦迪逊政府将怎样吸取教训、除旧布新？年轻的国家将怎样在战争的废墟中找到富强之路？请看下一个故事：美国体系。
第95章 美国体系（）
1815年2月，参议院批准根特条约，“1812年的战争”正式结束了。美国人忽然发现，他们似乎“一夜回到解放前”。战争留下的烂摊子轻而易举地把人们的思绪带回25年前联邦政府刚成立时的窘境，也以奇特的方式揭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共和党那一套不灵。既然如此，共和党怎样走出自己的阴影呢？
让我们先脑补一下共和党的治国法宝：
第一，低税收，低开支；
第二，不建常备陆军，海军维持在最小规模；
第三，无歧视低关税，完全自由贸易；
第四，取缔中央银行。
第二条是第一条的结果，政府没钱还养什么兵？不但不能养兵，连基础设施都甭想。第三条是以牺牲工商业为代价来保护农民的利益，让农民能以低价购买进口的制成品。第四条通过限制金融业来保护农业。总之一句话，这就是杰斐逊的“农业共和国”。
可是，这个从“一八〇〇年革命”以来就大行其道的套路被战争撕得粉碎。窘迫的财政状况让联邦政府无力支持战争，基础设施的缺失让入侵加拿大的野心化为泡影，民兵的糟糕表现让所有的人对他们失去了信心，中央银行的终结让高效的融资变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革命理想颜面扫地，革命领袖拿什么拯救美国？
在1815年和1816年的国情咨文中，麦迪逊总统向国会提出了他重建美国的主张：
第一，增加军费开支，由联邦政府统一管理和训练民兵以备战时之需，在和平时期维持较大规模的海军。
第二，对制成品征收保护性关税（高关税），扶持美国弱小的制造业。把关税提高一倍，对所有进口商品征20％关税，对纺织品征25％关税。
第三，兴建基础设施，修筑全国性的公路、桥梁、运河。
第四，重建中央银行。
如果闭着眼听，你肯定以为是汉密尔顿在说话。早在1791年，汉密尔顿在给国会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就提出征收保护性关税、扶持制造业、建设交通系统。中央银行就更不用说了，那是他最耀眼的成就。当时，反对他最激烈的就是麦迪逊。时隔25年，麦迪逊亲自请回了曾被自己批倒批臭、踩在脚底下的“汉密尔顿主义”。这件事说明，汉密尔顿比他同时代的人至少超前25年，而在现实中跌得鼻青脸肿的麦迪逊，既不怕修正过去，也不怕面对未来。
麦迪逊画风突变让所有的人都有点发懵，联邦党不敢相信总统居然开窍了，共和党坚信党内出了叛徒，保守的共和党人约翰伦道夫大骂麦迪逊“比汉密尔顿还汉密尔顿”。别忘了，麦迪逊是杰斐逊最忠实的信徒，也是共和党的缔造者、“九八原则”的奠基人，他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过去25年的否定。他还是我们认识的麦迪逊吗？其实，这才是真正的麦迪逊，一个超级务实的政治家。28年前，当他认定“联邦”能救美国，他义无反顾地成为联邦党人；25年前，当他确信“联邦”侵犯了自由，他毫不犹豫地变成共和党人。如今，当他看到“杰斐逊主义”不能富国强兵，他顺理成章地选择了“汉密尔顿主义”。所有的矛盾和转变都源于他心中那唯一的尺度：美国利益。
只剩两年任期的麦迪逊为一个长达四十年（直到内战前夕）的经济计划开了个头，由他开启的这个计划被称为“美国体系”。“美国体系”根植于汉密尔顿的经济思想和由它产生的“美国学派”，麦迪逊只是借用汉密尔顿的理念提了个模糊的设想。但国会中的少壮派议员们立刻捕捉到这个信号中蕴含的无穷的机会，他们迅速把它变成切实可行的措施。“美国体系”真正的设计者和推动者是那两个我们将耳熟能详的名字：亨利克莱和约翰卡尔霍恩。克莱被认为是“美国体系”的总设计师，他和卡尔霍恩也是国会中的“鹰派”领袖，“1812年的战争”就是他们鼓捣出来的。战争让他们看清了美国的发展方向，这仗也算没白打。这两位的故事我们以后再讲，先看看他们怎样把麦迪逊的“计划”变成现实。
1816年4月10日，麦迪逊签署了国会通过的银行法案，中央银行满血复活。这就是“第二合众国银行”，它的章程与第一个“合众国银行”如出一辙，但起步资金是汉密尔顿银行的三倍。不久，麦迪逊签署克莱提出的坎伯兰公路法案，由联邦政府出钱在肯塔基修路。麦迪逊竟然还想把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建立“国立大学”的梦想变成现实，但没能成功。尽管麦迪逊在卸任前一天否决了克莱和卡尔霍恩推动的建设全国交通网络的法案，但“美国体系”仍以不可阻挡之势改变了新大陆。
1817年，伊利运河开工了。这条缺资金、缺工程师、缺技术、缺人手、本来预计30年才能完工的运河只用了8年就通航了。全长843公里的伊利运河，东起哈德逊河（奥尔巴尼附近），西连尼亚加拉河（布法罗附近），把纽约市和五大湖区连在一起。从此，大西洋上来的货物可直达内陆，运输成本降为了几十分之一。运河开凿前，从纽约市到布法罗，一吨货物的运费是大约100美元，耗时45天。运河启用后，一吨货物的运费是大约6美元，仅需9天时间。沿途所有的城市都膨胀起来，无数的村庄变成城镇。纽约市把竞争对手费城和巴尔的摩远远地抛在身后，成为无可争辩的最大的城市和最大的港口。纽约港征收的关税成倍增长，为联邦政府提供了建设其他基础设施需要的资金。
虽然伊利运河属于纽约州航运系统，但它的巨大成功为全国树立了榜样，挣钱的买卖还怕没人学？就在伊利运河开通的同一年（1825年），继蒸汽船之后，另一种交通工具诞生了——蒸汽火车。1828年7月4日，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开工，第一段于1830年投入使用。此后，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推动下，运河和铁路像蜘蛛网一样在新大陆蔓延。正如运河降低了水运成本，铁路在二十年里让陆运成本降低了95％，运输速度增加了5倍。偏远的乡村不再偏远，农产品也像工业品一样畅通无阻地流向全国以及世界各地，为以农业为主的南方带来了繁荣和富裕。在合众国银行“复活”之后，各州各地争相效仿，300多个政府资助的银行像变魔术一样冒出来。从1810年到1830年期间，美国的货币发行量翻了3倍。1817年，在华尔街40号，纽约股票交易所诞生了，第一个专业股票经纪公司也在纽约成立。汉密尔顿去世后遭到冷遇的金融业在他热爱的华尔街上悄然复兴。
麦迪逊的初衷也许只是为了振兴经济，但随着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随着连接全国的道路、铁路、运河、桥梁的建成，随着商业、纺织业、钢铁业、运输业、金融业的成长，随着美国“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扩张野心得以实现，“美国体系”在让新大陆成为最富裕的土地的同时，也让美国真正成为统一的国家。正因如此，当美国内战来临，北方不仅可以凭绝对的经济优势碾压南方，林肯总统也可以借“维护国家统一”这个不合法的理由来聚敛人心。这是麦迪逊始料未及的。
当然，看上去蓬勃发展的“美国体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宏伟的计划落实到细小的环节，当天马行空的梦想变成实实在在的合同，当道德与法制面对面，当联邦和州权对簿公堂，每一件小事都会成为大事，每一个案例都会变成先例。在三权分立的新大陆，国会和总统干得再起劲，若没有法院的支持，一切都要打折扣。那么，法院怎样解读这个日新月异的新国家呢？
其实，对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和他的同事们来说，千变万化的世界在他们心中只被一个尺度衡量，那就是，法律。但法律难道没有困惑的时候吗？1810年的“亚祖案”，学名“弗莱彻诉佩克案”，就在考验着法庭和法律的智慧。事情是这样的：1795年，佐治亚州议会把亚祖地区的2。12亿亩土地以每亩0。25美分的价钱卖给四个开发商。这个价基本上是白送。议会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所有的议员（只有一个除外）都受贿了，开发商们给了他们大笔回扣。这就是“亚祖土地丑闻”，典型的腐败“窝案”。但纸里包不住火，佐治亚人民很快就发现了真相。愤怒的选民在1795年年底的选举中把所有的议员赶下台，换了一拨全新的人上去。新议会于1796年推翻了上届政府的决议，宣布买卖无效，把亚祖地区重新收归州政府，民心大悦。
要是事情就此了结，大家还觉得挺痛快的，而且跟联邦政府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接下来剧情就出现大逆转。当初那四个拿到便宜土地的开发商以闪电速度转手倒卖给其他投资者，这些投资者又转卖给了另一些投资者。等佐治亚新议会推翻最初的交易时，亚祖的土地早就转了好几次手了。那些后来的投资者在签合同的时候可不知道这其中的猫腻，他们是无辜的。现在，佐治亚收回土地，他们的钱打了水漂，这可不行！我们要告状！怎么告？告谁？宪法第十一修正案规定，一个州不能被另一个州的公民或外国人起诉，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佐治亚人，你就不能告佐治亚州。但大部分投资者是外州人，他们没法找佐治亚州政府算账，找开发商又要不回钱，唯一的选择就是告到美国国会，要求联邦议员们还他们公道。这下，佐治亚的“家事”变成了联邦政府的“国事”。
自从这事儿闹到华府，国会和总统的头疼病就犯了。杰斐逊和麦迪逊都想息事宁人，忙不迭地两边劝，一方给钱，一方撤诉，大家都让一步不行吗？偏偏两边都得理不饶人，佐治亚州不能得罪选民，投资人不能失去利益，你说咋办？1803年，来自新罕布什尔的投资者罗伯特弗莱彻状告来自波士顿的投资者约翰佩克。当初，佩克买了一块亚祖的土地，转手卖给弗莱彻。佐治亚收回土地后，弗莱彻说：佩克对那块地没有合法的所有权，不能把它卖给我，退钱！佩克说：冤枉！我买卖土地时是凭诚信签的合同，我怎么知道他们贪污腐败？我又怎么知道佐治亚州会变卦？我的所有权是合法的！其实，弗莱彻和佩克是好朋友，根本不是真打。他们都是亚祖的投资者，也是受害者。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比别人聪明。眼看着国会和总统不管用，这俩就想找法院。找法院就要打官司。你不是不让我告佐治亚州吗？那我就告私人投资者（佩克）。两人都清楚这案子最终一定会到最高法院，他们想测试一下佐治亚州的做法是否违宪。弗莱彻告状的目的就是想要自己输，那样就能证明佩克的权益是合法的，整个事情将会大有转机，其他的投资者也将受益。
法官们当然不知道这俩是吃饱了撑的打官司玩，案子该咋办咋办。1807年，大法官库辛在联邦巡回法院判佩克胜。弗莱彻“不服”，一路上诉。1810年2月，案子到了最高法院。3月16日，在经过一个月的讨论后，马歇尔代表最高法院写了判词。这份判词让“弗莱彻诉佩克案”成为继“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之后又一个“地标式案例”。马歇尔讲了下面几点：
1。佐治亚州议会的腐败或议会最初（卖地）的动机与本案无关，那是政治问题，不是司法问题。这是马歇尔一贯的原则：不判断政治决策的对与错。这个原则被最高法院沿用至今，它让法院不为政治所累，而这一点恰恰是总统和国会做不到的（案子拖了这么久，就是因为摆不平各个政治势力的利益）。
2。法院不关心议会做了什么，但它关心第三者的权利。第三者是那些对腐败一无所知、凭诚信从开发商或投资者那里购买土地的人。佐治亚新议会有权废除上届议会的决议，但如果这个行为损害了无辜的第三者的利益，议会就不能这样做。“过去的事不可逆转。交易已经完成了，当事人拥有合法的权益。”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它不能剥夺人们以诚信购买的资产而不给予合理的补偿。
3。佐治亚州有自治权，但它不是完全独立的政府。“它是美利坚联邦的一部分联邦有宪法，这部宪法至高无上，限制了各州的权力宪法规定，任何州都不能通过违反合同义务的法律。”马歇尔在这里引用的是宪法的“合同条款”（第一条第十款）。他想说的是，宪法高于各州的立法，佐治亚州不能例外。州议会收回土地的决议与宪法相悖。
从上面的话你就可以猜到案子的结果了，弗莱彻败，佩克胜。胜负不重要，重要的是马歇尔通过案子表达的观点：第一，合同大于天。以诚信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