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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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不交税的印第安人
加：五分之三其他人
等于：选民总数
在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通过之前，这就是“美式”民主的实施基础。它带着与生俱来的傲慢与偏见，也带着洗刷不掉的丑陋和罪恶，但它依然可能是那个年代的新大陆最“合适”的选择。
“五分之三定律”是关于奴隶制的最重要的妥协，但不是唯一的妥协，因为还有一个问题待解决：奴隶贸易是否应该被禁止？各州在这件事上的表现看上去很有戏剧性，人们第一次发现，原来南方阵营和北方阵营都不是铁板一块，在匪夷所思的表象背后其实还是那个最简单和直接的追求：利益。
8月22日，马里兰州代表路德马丁发言，坚决反对进口奴隶。他说：“既然奴隶人口被用来计算国会议员的人数，各州就不应该再进口奴隶，否则代表人数就会改变，这就等于变相鼓励奴隶贸易，违背了共和原则。”乍一听，你肯定以为马丁吃错药了。为什么呢？因为马丁本身就是个奴隶主，而且此前积极支持“五分之三妥协案”，他怎么忽然反对起奴隶贸易来了？更奇怪的是，犯病的还不止他一个。另一位大奴隶主，弗吉尼亚州代表乔治梅森也反对奴隶贸易。他说：“奴隶贸易会妨碍真正有利于国家的白人移民，而且让人性变得更恶劣。每个奴隶主天生就是暴君。”
这两位疯了吗？他们在损自己的时候还真下得去口。就在大家没回过神儿来的时候，康涅狄格州代表奥利弗艾尔斯沃斯的一番话倒让人品出一点味道：“如果奴隶制是违反道德的，那干脆就把所有的奴隶都解放好了，只限制贸易管什么用？取消奴隶贸易对南、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等州不公平。”听着有点乱。两个南方的奴隶主反对奴隶贸易，北方的新英格兰代表却支持奴隶贸易。但仔细看看就会明白，这里的关键词是“贸易”。
南方5州包括“上南方”的马里兰和弗吉尼亚（这2个州比较靠北）以及“下南方”或“大南方”的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佐治亚（这3个州比较靠南）。马里兰和弗吉尼亚两个殖民地都建得很早，发展成熟，它们早就掠来大批奴隶。如今，它们对奴隶的需求只要通过奴隶的自然生育就可满足，不用再进口。但“下南方”各州发展晚，还有成片的农田没人耕种，急需大量劳动力。如果不让它们进口奴隶，它们就只能从弗吉尼亚和马里兰那儿买，那两个州又能赚一笔。“上南方”和“下南方”在进口奴隶问题上的分歧不难理解了吧？新英格兰各州虽然不使用奴隶，但它们从奴隶贸易中获利甚丰，它们站出来支持“下南方”也就顺理成章了。
除了“上南方”和“下南方”的矛盾，南方还有一个撒手锏卡在北方的脖子上，这就是对关税的管理权。北方以工商业为主，所有的主要港口，除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以外，都在北方。北方代表认为，未来的联邦政府有权对进出口贸易征税，有权管理统一的海关。这些税收的很大一部分将被用来维护港口，补贴北方的费用。南方坚持联邦政府无权对进出口征税，因为南方的大宗农产品需要出口，大批奴隶需要进口，如果北方在国会中决定对进出口课以重税，南方的代价可就大了，而且，南方从海关税中得到的好处远远小于北方。
双方在激烈争吵了两个月后形成了一个让北方非常不满意的决议：国会对进出口贸易征税的法案必须获三分之二多数才能通过，而不是像其他法案那样只要简单多数就可以。“三分之二”的要求让北方觉得如鲠在喉。在一个自由独立的体制中，想让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员达成一致实在是太难了，几乎不可能做到。北方企图推翻这一决议，但南方死咬着不放，咋办呢？
当“上南方”和“下南方”为奴隶贸易起争执的时候，北方看到了契机。新英格兰4州和“下南方”3州把马里兰和弗吉尼亚撇在一边，暗地里达成了妥协。南方3州同意不再坚持“三分之二”原则，新英格兰同意国会在1800年之前无权干涉奴隶贸易。北方觉得给南方十多年的时间进口奴隶已经够可以的了，但南方还嫌不过瘾，在后来的讨论中又把1800年改为1808年，把奴隶贸易的“合法期”增加到20年。
另外，南方还利用北方对商贸立法权的迫切需求逼着北方接受了另一个条件，就是在宪法中明文规定“引渡”条款：如果奴隶从南方逃到北方，北方有义务将他们递解回南方。这无疑是对“废奴运动”的沉重打击。过去，奴隶们只要跑到北方就自由了，现在，他们要跑到加拿大才能自由。“国父”们再一次廉价出售了“其他人”的自由权。
弗吉尼亚和马里兰被新英格兰和“下南方”的秘密交易气疯了，两位弗吉尼亚州代表——梅森和伦道夫，拒绝在宪法草案上签字，马里兰州代表马丁干脆离开了制宪会议。麦迪逊的挫败感也很强烈，但他没什么过激举动，也许是因为他太在意这部就像他的婴儿一样的宪法了，尽管它不完美。
南方和北方在奴隶制的问题上达成妥协之后，制宪会议是否变得一帆风顺？各州还有什么别的分歧？美国宪法的最后成品是什么样的？请看下一个故事：我们人民。
第59章 我们人民（）
一波三折、费尽周章的制宪会议开到1787年7月底的时候，代表们已经精疲力竭，他们都快让那两个月无休无止的争吵给整疯了，大家心里似乎只有一个念头：回家。实际上，很多人已经回家了，有的过了几天又回来了，有的再也没出现。比如，纽约州三位代表中的两位，罗伯特耶茨和约翰兰辛，7月5日就离开了，他们压根儿就没打算回来。剩下一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别提多尴尬了，因为他一个人没有代表性，无法投票，只能当看客。他干脆也一走了之。在归途中，他写信给华盛顿，表达了极度沮丧的心情，他觉得费城会议注定要失败，因为各州的政客太自私、太狭隘。华盛顿心里也很难过，但半途而废不是他的风格。他温柔地劝慰汉密尔顿，盼着他重返费城。他说：“我真希望你在这儿。”这一句请求胜过一千道命令。就像在战争年代一样，汉密尔顿凭着对他的总司令的信任和忠诚，再次踏上去费城的路。直到会议结束，他是纽约州唯一的代表。其他代表的失望和焦虑一点也不亚于汉密尔顿，华盛顿不可能一个一个地劝，但他每天都会准时出现在会场，他的沉默是最强大的凝聚力。只要他不说散会，这个会就得一直开下去。
7月底，代表们决定休会几天，等着由五人组成的细节委员会提交一份总结报告，把过去两个月的争论梳理一下。这份报告就是宪法的第一稿。细节委员会早在7月初就组成了，他们已经讨论了好几次，断断续续地把杂乱无章的议题汇总起来。委员会的五位成员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是：南卡罗来纳的约翰拉特利奇、弗吉尼亚的埃德蒙伦道夫、康涅狄格的奥利弗艾尔斯沃斯、宾夕法尼亚的詹姆斯威尔逊、马萨诸塞的纳森内尔葛汉。他们都是资深政治家，除了葛汉，其余四位或是律师或是法官，有深厚的法学背景。这五位中的三位，拉特利奇、威尔逊、艾尔斯沃斯，是未来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其中，拉特利奇和艾尔斯沃斯分别是第二位和第三位首席大法官。伦道夫是未来的联邦首任总检察长，葛汉是制宪会议上的重要成员，频繁地担任全体委员会主席，代替华盛顿主持讨论。细节委员会的阵容超豪华，我们有必要认识一下它的主席——约翰拉特利奇。
拉特利奇生于1739年，在七个孩子中排行老大。他父亲是位医生，家境富裕。拉特利奇19岁时去英国学习法律，回北美后开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他的法律业务非常成功，客户都是南卡罗来纳的大人物，他很快就成了查尔斯顿城里的名人。1774年和1775年，他代表南卡罗来纳参加第一次和第二次大陆会议。1776年，他当选为南卡罗来纳州“总裁”，也就是南卡罗来纳宣布独立后的第一位州长。
拉特利奇个性超强势，他当州长的时候说一不二，得了个外号“独裁者”。1776年，亨利克林顿带领英军舰队进攻查尔斯顿。别人都以为守不住，建议他赶紧逃。谁知，拉特利奇那个臭脾气上来了，打死也不走。他下令死守查尔斯顿，利用有利地形和南卡罗来纳特有的用棕榈树的木头建成的阵地，还真把英军打得大败而归。拉特利奇前后当了5年州长，后来又当法官。战后美国的无政府状态让他渐渐地成为温和的国家主义者。他在制宪会议上一直是南方阵营最重要的代表，竭力维护奴隶制，但同时，他也支持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
以拉特利奇为首的细节委员会绝不是按部就班地写总结，他们以“弗吉尼亚议案”为基础，兼顾其他几个方案，参考各州的宪法，从乱糟糟的议题中提炼出要点，不但归纳了大家达成一致的条款，还加进了代表们根本没讨论过或没有达成共识的很多内容，甚至一些与代表们的决议相反的内容。这与拉特利奇的强势风格和其他几位的远见卓识有很大的关系。一位学者说：“拉特利奇和他的委员会绑架了宪法，然后再造了它。”
在确定宪法的写作方式时，埃德蒙伦道夫提了两点：一是宪法只讲基本原则，不硬性规定实施方法，这样有利于在实践中更新和完善；二是要用简单、准确的语言和笼统的构思，不追求细节。这种简约、灵活的风格被视为“国父”们的天才所在，他们把一部“万世不变”的“死法律”变成了一篇“重大义而不拘小节”的“活文章”。
我们在前面的故事中讲了代表们讨论的话题，现在，咱们看看细节委员会怎样“自作主张”地加进大家从来没讨论过或与决议相左的内容。这些“添加剂”永久性地改变了美国宪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谁想过，某些耳熟能详的宪法条款只是当年那几个“老顽童”趁着大家不注意偷偷摸摸地塞进去的呢？
本来，在会议的讨论中，对联邦政府的权力没有明确的限制。就在两个星期前，代表们刚刚达成协议，授权国会制定“所有符合联邦利益的法律”。这实际上是说，联邦政府的权力“无上限”。拉特利奇和伦道夫坚决反对这一条，他们都主张保护和加强各州的权力。委员会加的第一个要点就是，明确界定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权限——哪些权力归中央，哪些权力归地方，双方井水不犯河水，谁也别管谁。细节委员会假装没看见代表们已通过的决议，硬给国会规定了十八项具体的权力（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凡是宪法没有明确赋予联邦的权力都属于各州和公民个人。这个凸显“联邦制”特色的观点带着明显的“拉特利奇烙印”，因为他不能容忍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中央政府。
第二个添加物也体现了拉特利奇对自由的坚守，这就是“言论和辩论条款”（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六款）。它规定，除非国会议员犯有“叛国”“重罪”或扰乱治安罪，他们在国会开会期间或去开会途中，不能被逮捕或阻挠。换句话说，国会议员在开会期间有“免于被捕”的特权。这一条主要是用来对付行政权的。议员们应享有充分的言论、辩论和投票的自由，拥有警察和军队的总统不能随意逮捕议员。这是给总统和行政机构画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省得他们像旧大陆的国王那样动不动就冲到国会抓人。假定你是个议员，如果你杀人放火或大奸巨贪，谁也救不了你；但如果你只是小偷小摸或轻微地违法乱纪，谁都不能耽误你开会。比如，你因赶着开会而超速行驶，警察只能干瞪眼。“首善之区”的“城管”不好当哦。
仅从上面两条你就可以看出拉特利奇的保守倾向，要是完全按他这个路子走下去，联邦政府就会变成缩手缩脚的小学生，小心翼翼地看着老师手中那把叫“宪法”的戒尺。但是，巧得很，细节委员会的另一位成员偏偏是个习惯了当老师的人，他也拼命往宪法里塞自己的东西，而他塞的东西似乎是“拉氏”条款的天然克星。这俩一正一负，当真是天作之合。这位“老师”就是威尔逊。
我们在上一篇故事中已经讲过威尔逊，他是“五分之三妥协案”的提议者，也是制宪会议上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之一。跟拉特利奇不同的是，威尔逊很讨厌“州权”，他主张建立一个更强大的中央政府。眼瞅着拉特利奇使劲儿削弱联邦的权力，威尔逊也不客气了，他加了两个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条款。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两条，今天的美国政府可能面目全非。
第一条是“必要与适当条款”（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为了行使宪法赋予的合众国政府及其部门和官员的各种权力，国会有权制定一切“必要与适当”的法律。拉特利奇不是把国会制定“所有符合联邦利益的法律”的权力给剥夺了吗，威尔逊就给它加上制定“所有必要和适当的法律条款”的权力。看上去，只要举着“必要与适当”的大旗，国会似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不是很可怕？请问，什么是“必要与适当”？汉密尔顿创立国家银行是“必要与适当”的吗？亚当斯签署外国人及煽动叛乱法案是“必要与适当”的吗？林肯宣布解放黑奴是“必要与适当”的吗？老罗斯福的“反垄断”是“必要与适当”的吗？小罗斯福的“新政”是“必要与适当”的吗？奥巴马的“医保”是“必要与适当”的吗？国家安全局的监听是“必要与适当”的吗？所有这些似乎都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个人自由。联邦政府肆无忌惮地干涉公民或企业的“私生活”，由此产生的不公平和非正义都是“必要与适当”的吗？国会凭什么认为它制定的所有的法律都是“必要与适当”的？最高法院凭什么裁定国会的立法是“必要与适当”的？
看到这儿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血压有点高？“必要与适当”条款最重要的功能是，它不但让联邦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