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第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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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华盛顿内阁的形成，年轻的国家一步步走上正轨。人们满怀期望地憧憬着新国家的前途，他们的想象力在辽阔富饶的新大陆上似乎永无止境。他们虽然不知道自己拥有多少后人眼中的“战略资源”，但他们很清楚，他们拥有的是一片锦绣江山。1789年，美国人口将近400万，中间年龄值是17岁，也就是说，一半的人口小于17岁，一半大于17岁。在大于17岁的人中，绝大部分小于40岁。“朝气蓬勃”是对当时的美国最货真价实的写照。

　　　　美利坚民族是个年轻的民族，华盛顿总统的内阁也是个年轻的内阁。最年长的华盛顿57岁，国务卿杰斐逊46岁，战争部长诺克斯39岁，总检察长伦道夫36岁，最年轻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34岁。

　　　　这就是第一届联邦政府的行政权。应该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小的政府。上面几位行政长官加上下边办事的，比如外交官、收税官、海关官员等，一共才几百号人。而且，不设常备军，临时有事儿就招各州的民兵应付。可以想象，政府的行政开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联邦政府根本不需要征收个人所得税，敛点进出口税和商业税就够吃够喝了。美国社会高度自治，平时大家也想不起那个被现代人叫作“山姆大叔”的家伙。当时流行的治国理念是“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或者说，“最好的政府是最小的政府”。然而，这一切就要改变了。当美国人必须面对自由与秩序的平衡、和平与战争的抉择、利益与原则的交换，他们也就必须面对权力的膨胀和斗争的漩涡。他们准备好了吗？

　　　　1789年10月，国会在休会前给财政部长布置了“家庭作业”，他必须在下一次国会开会时，也就是1790年1月，提交一份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以便国会决定新的财政年度的计划。汉密尔顿不仅要把那一大堆“垃圾债”算清楚，还要提出打扫“垃圾”的办法。他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在别人眼里，这是天方夜谭。但在汉密尔顿眼里，一切皆有可能。乐呵呵地回家休假的议员们哪里知道，财政部长将要给他们的，不是一份财务报告，而是一颗重磅炸弹。它将迅速撕裂本来还算“一团和气”的国会，催生两大政党，永远结束华盛顿“无党派政治”的幻想。

　　　　汉密尔顿的报告提出了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它为什么会引起轩然大波？他能达到目的吗？请看下一个故事：晚餐。

第65章　晚餐（）　
1790年6月的一天，刚刚上任三个月的国务卿杰斐逊在华盛顿的总统府门前“偶遇”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杰斐逊觉得汉密尔顿看上去有点不对劲儿。平日里趾高气扬的财政部长今天却阴沉、郁闷、垂头丧气的，就连穿着也不像平时那么光鲜和时髦，显得随意甚至邋遢。杰斐逊看他好可怜，就问：这是咋啦？汉密尔顿就像找到知心人似的开始吐苦水：我的财政计划在国会触礁了。麦迪逊领着一帮南方议员把最关键那一条锁住了，以至于整个计划无法实施。如果我的主张不能实现，要我这个财政部长有何用？我马上辞职不干了。如果我不干，总统独木难支，咱这个政府肯定垮台。什么“共和国”，什么“美国实验”，见鬼去吧！

　　　　虽然杰斐逊心里想的是：哼，危言耸听。没有你，地球照样转。你那个“坑爹”的计划不要也罢。但他嘴里说的是：老弟，别灰心嘛！总统需要你，我们大家都需要你！什么事不能好好商量啊？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得先和麦迪逊先生沟通一下。这么着吧，过两天我请你和他到我家来吃饭，你们好好聊聊！呵呵。

　　　　于是，6月20日傍晚，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来到杰斐逊家。这就是传说中的美国历史上“最值”的一顿晚餐，有些人说它的“学名”应该是“1790年妥协案”，因为它足以与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和“1850年妥协案”相媲美。那么，他们仨到底谈了些什么？他们是怎样坐到一起的？他们达成的妥协对年轻的美国为何如此重要？这就要从汉密尔顿的财务报告说起了。

　　　　1790年1月14日，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份51页纸的报告标志着美国金融制度的诞生，或者说，是美国金融制度的第一块基石，因为他随后还要用第二份报告来完成整个体系。在此后的二百年里，这个制度的效率和威力已经被一再证明。这份报告应该听上去很伟大吧？其实，在当时人看来，它不但不“伟大”，而且简直就是“唯恐天下不乱”的节奏。别忘了，1790年的美国是典型的农业国，90％的gdp来自农业，95％的人口住在农村。财政部长不好好琢磨琢磨怎样扶持农业、怎样“重农抑商”，整那些“公共信用”的幺蛾子干啥？事实上，国会因害怕行政权对立法权的影响，不允许财政部长亲自到国会宣讲他的报告，这份报告是由国会的秘书念给议员们听的。等秘书把51页纸念完，台下鸦雀无声，那些不说话就会死的议员似乎突然无话可说。有的是因为听呆了，有的是因为听晕了，有的是因为听睡着了，大部分是因为没听懂。

　　　　其实，对于每天都被“科普”着金融知识的现代人来说，汉密尔顿的计划一点也不出奇，因为他阐述的那些经济规律都变成了今天的“游戏规则”。在报告的开头，汉密尔顿说，政府现在的债务是“自由的代价”。当初，北美为反抗英国的税收而闹起了革命。在资助革命的时候，各州并没有增加人民的纳税负担。那么，打仗需要的钱从哪里来呢？只有一个办法：借债。“债”和“税”毕竟不同。“税”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债”总是要还的。所以，政府在战争中债台高筑无可厚非，在和平时期负债也很正常。

　　　　“债”又分“内债”和“外债”。内债是政府向自己的人民借的钱，包括那些以“打白条”的方式发的工资和征用的私有财产。外债是从外国银行或政府借的钱。美国的债务总和大约7900万美元，其中5400万属于联邦政府（大部分是外债），2500万属于各州政府（大部分是内债）。

　　　　负债不可怕，可怕的是疏于管理。政府管理债务最有效的办法是设立专项资金，把固定份额的税收拨进这个账户，用这些钱按时还本付息。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良好的公共信用。有了信用，别人就愿借钱给你，借贷的成本也将大大降低。不仅如此，当人们愿意把钱借给政府时，说明他们对政府有了信心，会自然而然地关心政治、支持政府，国家也就有了凝聚力。政府债券在金融市场上的流通为所有的人提供了投资的机会，也为市场注入了极大的流动性，它将最终转化为财富和资本。所以，公共信用不只是经济问题，它也是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如果处理得好，“公共债务就是公共福祉”。

　　　　债务合同是双方在自愿和诚信的基础上签订的契约，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一个成熟的政府绝不能赖账。过去，由于邦联没有征税权，它无力偿还外债，很多州也无力偿还内债。美国政府毫无信用，“美债”当然是“垃圾债”。怎样扭转这个局面呢？两个办法：第一，联邦政府将以海关税收为抵押，承诺偿付所有现存公债的本金和利息。如有必要，联邦将征收“酿酒税”（“威士忌税”）。第二，联邦政府将把各州还没有还清的债务“接收”过来，统一管理，统一偿还。各州将“无债一身轻”，开始新生活。

　　　　以上就是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不是听上去合情合理？你可能会说，就这点事能填满51页纸？部长先生也太小题大做了。如此平淡无奇的文章怎么会引起轩然大波呢？真正触动人们神经的不是报告的主题，而是其中的两个具体操作，也就是上面说的那两个改善信用的办法。做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做。还是那句话，不要用现代人的眼光看二百年前的故事。

　　　　2月8日，终于回过味儿来的众议院就此议题开始辩论。2月11日，麦迪逊发言，反对汉密尔顿的第一条措施，也就是偿付债务的方法。首先，他说，汉密尔顿关于政府偿还内债的办法“背叛了美国革命”。帽子扣得够大的，但麦迪逊有充足的理由。汉密尔顿的计划看上去很简单也很直接：联邦政府将向债券现在的持有人支付100％的面额本金和所有的利息。比如，你有一张国债，面值100美元，利息5％，一年到期。在到期日，政府付给你100美元外加5美元的利息。至于你这张债券是买来的、偷来的、抢来的还是骗来的，不关政府的事，它只管付钱。麦迪逊说，这样不公平！

　　　　各州的债务都是很多年前发行的，债券最原始的持有者都是普通公民，特别是那些大陆军退伍老兵。当时，各州没钱给战士们发工资，只能用债券代替现金，承诺若干年后兑现。可是，战后的经济一团糟，很多退伍老兵的生活难以为继，州政府的信用又大打折扣，大家根本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能力还债，债券的价值暴跌。在这种情况下，很多老兵和其他持有人不得不以远远低于面额的价钱将债券出手，换取现金维持生活。所以，现在的债券持有人大多是那些以低价从老兵手中收购债券的专业投机者和银行家，他们赌的是政府最后能还债。自从联邦政府成立以后，这种投机活动变得特别猖獗，因为大家都认定财政部长将有大举动。那些消息灵通的人跑到偏远的农村，连蒙带骗地以低价把债券从老兵手中套出来，转手就能获暴利。汉密尔顿的政策恰恰满足了这些黑心肠的“钱商”。你对得起为革命流血牺牲的战士吗？你对得起可怜的退伍老兵吗？1776年的革命精神何在？正义何在？

　　　　在理解麦迪逊的话时，你千万不要停留在字面上，那不是麦迪逊的风格。“革命性”和“正义感”确实是他想表达的思想，但不是最重要的。他真正的心思是：第一，投机猖獗会使大量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不利于社会公平。第二，汉密尔顿的政策显然有利于商业和银行业，对农业不利。农业才是根本，我们辛辛苦苦地种地，生产了实实在在的价值。银行家在干什么？他们转转账就能赚钱。他们对社会有什么实际贡献？第三，那些投机者和银行家在哪？北方。那些弱势的农民在哪？南方。财政部长的计划明摆着就是北方欺压南方的计划。长此以往，南方还有立足之地吗？第四，麦迪逊对“革命精神”的坚持和对退伍老兵的维护获得了道义上的支持和情感上的共鸣，跟他比起来，汉密尔顿就是“现行反革命”。谁的政治前途更光明还用说吗？麦迪逊图的不是钞票是选票。南方和北方的对峙从这时起就开始明朗化了，对新生的共和国来说可不是福音。

　　　　那么，怎样回击财政部长关于偿付内债的办法呢？麦迪逊提出了自己的“区分法”。如果你熟悉“金发姑娘和三只熊的故事”，你就会知道麦迪逊的方法是运用了现代人在决策中常用的“金发姑娘原则”，也就是平衡、兼顾、不走极端。他说，投机者可以得到在汉密尔顿政策出台前债券升值的利润，但仅此而已。政策出台后的所有利润归原始持有者。比如，一张100美元面额的债券跌到50美元时，原始持有者把它卖给了投机者。随着经济渐渐恢复，债券涨到60美元。这时，汉密尔顿的计划通过了，这张纸一夜之间变成100美元，因为政府要付100％面额。在这100块钱中，60块付给现在的持有者（投机者），因为他们拥有“合同的权利”；40块付给原始持有者（退伍老兵），因为他们拥有“正义的权利”。汉密尔顿的计划是把100块都付给投机者，看出谁更公平了吧？

　　　　麦迪逊的立场让汉密尔顿很吃惊也很受伤，他以为，就算全世界都反对他，麦迪逊也会跟他站在一起。他们俩的交情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从安纳波利斯会议到制宪会议，从联邦党人文集到各州批准宪法的过程，他们心灵相通，合作得天衣无缝。没有他们共同的努力，联邦政府不可能诞生。他们在制造美国的同时也营造了彼此间深厚的友情。就在不久前，有人还看见他们在街上一起散步，连说带笑还做游戏，像亲哥俩。当初，很多人劝华盛顿不要让汉密尔顿当财政部长，麦迪逊对总统说，汉密尔顿是最合适的人选。此次汉密尔顿开始起草这份报告时专门征求过麦迪逊的意见，麦迪逊只是说，他不同意政府长期负债，如此而已。汉密尔顿认为，他的政策符合他们对新宪法的理解。但是，他错了。麦迪逊已不再是两年前那个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了。他是众议院领袖，他的身后是南方，是种植园主、奴隶主、农民，是弗吉尼亚的利益。当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他的报告时，他根本没意识到，他与麦迪逊的友谊走到尽头了。

　　　　既然麦迪逊披挂上阵了，汉密尔顿也不能闲着。他说，好吧，你不是满嘴都是大道理吗？咱就掰扯掰扯。你少跟我扯退伍老兵的事。我当年在战场上拼刺刀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你一天军装都没穿过，一枪都没放过，你倒成了退伍老兵的好朋友了？我就是退伍老兵，还不如你关心他们吗？撇开道德因素，老兵们把债券廉价出售时即使没得到应得的利益，但解了燃眉之急。没有投机者，他们连那点现金也得不到，这是双方自愿的买卖。投机者在买这些债券的时候不知道政府会做什么，他们冒着血本无归的风险。风险越大，收益就可能越大，这是投资的基本概念，你懂不懂？这种纯粹的经济行为，你为什么要上纲上线地跟政治挂上钩？古往今来的市场原则就是：证券的购买者拥有获得未来一切收益的权利。现在，你非让政府横插一杠子，破坏买卖双方已达成的协议，这是对自由权和财产权的侵犯。且不说你的“区分法”有多荒唐，就算我想“区分”，我分得开吗？大多数买卖是私下进行，而且很多债券转了无数次手。一没电脑二没互联网，怎么查出它转了几次手、转了谁的手、转让的价钱是多少？你找得到原始持有人吗？就算找到，你算得清该给他们多少钱吗？你知道要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