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第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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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遥ü岫悦拦裢幻妗＠ㄒ卦�1784年访问美国时曾被马里兰和其他几个州授予公民身份，联邦政府成立后，他自然成了美国公民。就凭这个身份，法国人也不会把他怎么样。但奥地利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华盛顿干着急，使不上劲儿。他请求奥地利皇帝看在美奥友谊的分上释放拉法耶特，但人家根本不理他，只改善了一下监禁条件。驻法公使莫里斯尽可能地帮助拉法耶特夫人和三个孩子。他自掏腰包，给她10万英镑，帮她暂渡难关，华盛顿也在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存了一笔钱，供拉法耶特夫人使用。侯爵夫人本打算去美国避难，但没走成，她和家人终于还是被雅各宾派关进监狱。莫里斯只能保住拉法耶特夫人的命，她的祖母、母亲、姐姐全都上了断头台。
1794年，门罗出任驻法公使，积极营救所有被关在法国监狱的美国公民。他让妻子伊丽莎白去狱中见拉法耶特夫人。狱卒叫侯爵夫人出来时，她以为自己大限已到，马上要上断头台了。当她得知是美国公使夫人要见她，眼泪夺眶而出。她知道，她和孩子们有救了。门罗给拉法耶特全家颁发美国护照，他请夫人和孩子们去美国。但侯爵夫人只把她唯一的儿子，乔治华盛顿拉法耶特，交给美国公使，让他把儿子带回美国，托给华盛顿夫妇抚养。华盛顿是小拉法耶特的教父，教父抚养教子天经地义。侯爵夫人自己带着两个女儿去了奥地利监狱，与丈夫一起在那里度过了两年的时光。
1795年9月，15岁的小拉法耶特来到波士顿。华盛顿先为他在哈佛注册，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来，小拉法耶特到纽约汉密尔顿家中住了一阵子。汉密尔顿与他父亲是生死之交，他把小拉法耶特当成自己的孩子。1796年年初，小拉法耶特来到费城。华盛顿百感交集，他仿佛看见当年那个活泼、热情的大男孩又站在他面前。小拉法耶特长得很像父亲，个子高高的，他也像父亲那样拥有阳光般的性格。美国人欠拉法耶特太多，现在，人家把独苗送来了，可算有个报恩的机会。每个人都知道这孩子是总统府最尊贵的客人，咱宁可得罪总统也别得罪他。华盛顿甭管走到哪都把他带在身边，好像生怕丢了似的。所有见过这爷俩的人都觉得他们天生就是一家子。他们是父子又是祖孙，华盛顿对小拉法耶特的关心无微不至，小拉法耶特带给华盛顿的快乐任何人也无法代替，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毫无疑问来自上帝的赐福。
1797年，在拿破仑的努力下，奥地利终于同意释放拉法耶特。同年10月，小拉法耶特告别华盛顿，回国与父母团聚。他父母欣喜地看到，儿子又长高了，健康、成熟、快乐。然而，他们都再也见不到华盛顿了。1824年，拉法耶特应门罗总统的邀请访问美国，小拉法耶特也陪着一起来了。那时，华盛顿已去世将近25年。拉法耶特来到弗农山庄。他把儿子和随从都打发得远远的，自己一个人坐在华盛顿墓前，静静地待了一个多小时。也许，他在回忆与华盛顿在一起的每一个瞬间。所有的笑容和泪水，所有的牵挂和思念，都在这静静的时空中变成永恒。
拉法耶特访问波士顿时，特意到邦克山，从当年“邦克山之战”的战场带走一包泥土。1834年5月，拉法耶特去世，他的墓穴上就盖着从邦克山带回去的这包土。他的墓碑上方飘扬着一面美国国旗。它已飘了将近二百年，即使在纳粹德国占领法国的时候，这面旗都没被打扰过。拉法耶特可能是唯一跟美国前七位总统都单独用过餐的欧洲人，他在美国人心中的地位至高无上。他是他们永远的英雄。
拉法耶特的故事讲完了，华盛顿的事情还没完。刚刚度过一次外交危机的他马上又要处理更激烈的矛盾。这一次，他将面对自己的人民。人民的政府怎样应对人民的反抗？当法治不足以制止暴乱，政府还能做什么？请看下一个故事：威士忌叛乱。
第72章 威士忌叛乱（）
1793年的“热内事件”激化了共和党和联邦党的矛盾，险些酿成内乱。随着法国进入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美国人终于看清了大洋彼岸那场所谓的“革命”到底是咋回事。但真正让革命热情退烧的却是黄热病。7月，黄热病的症状开始在费城出现。8月，它以每天20人死亡的速度在全城蔓延，不久就成了每天100人。到10月，每10个费城人就有1个死亡，联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府基本上瘫痪。华盛顿倒是像当年在战场上那样表现出惊人的免疫力。他坚持着不肯撤离，直到连汉密尔顿也病倒了，政府实在维持不下去，他才同意回弗农山庄。这场大瘟疫把首都变成了“鬼城”，人们死的死，病的病，逃的逃，哪还有工夫闹腾？约翰亚当斯回忆道：“正是黄热病让美国避免了一场针对政府的革命。”
但是，针对政府的骚乱并没有停止。1793年冬，联邦政府刚回到空荡荡的费城不久，宾夕法尼亚西部就传来“叛乱”的消息。这件事由来已久。早在1790年，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第一份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时，他建议增加联邦税收以偿还外债的措施之一是：征收酿酒税。因为当时最常见的酒是威士忌，所以这项税也叫“威士忌税”。此前，联邦政府征收的唯一的税是海关税（进口税）。联邦既没军队，也没警察，更没庞大的官僚机构，“三权”所有的官员加起来不过几百号人，省得不能再省了。增加税收只为还债。汉密尔顿当然知道，任何税收都会引起反抗，特别是在有着光荣的抗税传统的北美。当年的革命就是从抗税开始的，他难道不怕犯忌？可是，作为联邦的“大管家”，财政部长总要面对柴米油盐的问题，光喊革命口号没用。他权衡了所有的选项，认为海关税不可能再提高，否则将损害进出口贸易；其他税也不能征，因为影响面太大。只有酿酒税危害最小，因为一般人只会喝酒，不会酿酒，这项税跟他们没直接关系。而且，从道德上看，这项税可以算作“罪责税”。酗酒是恶习，征收酿酒税，自然会提高酒的价格，大家也就不得不少喝酒。这样既惩罚了酗酒行为，让家庭和社会更和谐，又增加了政府收入，岂不两全？这跟今天的政府对烟草课重税是一个道理。
汉密尔顿不是鲁莽的人，他在向国会提议征收酿酒税之前，专门征求众议院领袖麦迪逊的意见。虽然麦迪逊与汉密尔顿有很多分歧，但在这一点上，他们却难得地一致。1791年，国会通过了征收酿酒税的法案，麻烦立刻就开始了。汉密尔顿和麦迪逊都代表了主流社会（工商业主和大种植园主），他们在谋划着保护主流社会的利益时，难免会牺牲处在边缘的弱势群体，这就是西部的拓荒者和小农户，那个似乎“无关大局”的酿酒业却是西部农民赖以生存的重要手段。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州西部土地肥沃，只要稍一耕作就能丰收，每年都有大批余粮。可是，这里地处内陆，交通不便，不像东部沿海那样把粮食装上船就可出口。于是，农民把余粮酿成威士忌酒，卖到东部或出口。这样做有两个好处：第一，酒的价值高，利润高，赚钱多。第二，酒装在木桶里，不管是陆运还是水运，比一袋袋的粮食方便得多，储存时间也长。而且，在西部，商业不发达，货币量小，酒实际上起了现金的作用。大家不说某某东西值多少钱，而说这东西值多少酒，以酒易物，就像当初弗吉尼亚人把烟草当货币一样。如此一来，酿酒税就成了双重课税，它不但是商业税，也是所得税，既增加了酿酒成本，又减少了个人收入。这可不是戳到痛处了吗？
西部人本来脾气就不好，他们可不会老老实实地任人宰割。几乎从税法通过的第一天起，西部就开始乱。先是小打小闹，后来是抗议、示威，再后来就把革命时期的招儿也用上了，给收税官浑身涂上焦油，粘上羽毛，拉出去游街示众。哼，看你们谁还敢来收税！尽管汉密尔顿专门训练了武装收税队伍，但酿酒税的征收依然非常困难。过去这几年，联邦政府顾不上西部，州政府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抗税行动愈演愈烈，直到有一天，它发展成武装叛乱（也叫武装起义），谁也没法置之不理了。
1794年7月，收税官大卫内维尔被一群抗税者抓起来，涂上焦油粘上羽毛游街，他的家也被一把火把烧为平地。8月1日，六千名示威者聚集在匹兹堡附近，高举着自己的旗帜，旗上有六道横杠，代表宾夕法尼亚的四个县和弗吉尼亚的两个县。人们愤怒地控诉政府的横征暴敛，宣布要成立像法国雅各宾派那样的公共安全委员会，还要建法国式的断头台。这六千多人拿着武器，攻占联邦机构，打伤联邦官员，威震各州。这场由“威士忌税”引起的暴乱被称为“威士忌叛乱”。
8月2日，华盛顿总统召集内阁会议。西部的骚乱已不是一天两天，本来，从总统到国会一直持比较宽容的态度。但这次不同，因为人民已经拿起枪来了。华盛顿刚听到此事时，伤心大于愤怒。他说，二十年前，我们自己就是反抗英王暴政的“叛乱者”，没想到，二十年后，我们要面对人民的反抗。关于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华盛顿的观点是：政府和人民必须互相信任。你们选我出来为你们服务，那么，你们就要给我充分的信任，遵守我的法律，执行我的决策。如果你们不满意，下次不选我就是了。但在我的任期内，你们得听我的。你们不信任我，让我怎么执政？他这个观点跟杰斐逊的观点不同。杰斐逊认为，人民有权随时随地监督他们自己选出来的政府，如果不满意，他们可以抗议、示威甚至提前结束政府的任期，因为人民至高无上。杰斐逊的观点似乎更符合现代社会对民主的理解，华盛顿的观点听上去更像旧式“军阀”。但眼下也顾不上这许多了，先想想怎么把叛乱平息了再说吧。
汉密尔顿和战争部长诺克斯主张坚决镇压，绝不能姑息这种行为，否则，咱这个国家维持不下去。华盛顿虽然很犹豫，但他基本上同意动武。他认为，美国是法治国家，有什么不满应该通过法定程序解决。合法示威受保护，武装叛乱绝不允许，这也是为后世立个规矩。当时，叛乱者提出，国会没有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们造反的理由跟当年的革命是一样的：“无代表，不交税。”华盛顿说：你们选区的议员就坐在国会里，你们“不交税”是真的，“无代表”是瞎扯嘛。“威士忌税”合理不合理另说，但国会通过的法律就要执行。就这样，联邦政府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开始了。
说是“军事行动”，联邦政府一个兵都没有。咋办呢？8月7日，华盛顿命令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新泽西、马里兰四个州立刻征调民兵，共1。3万人，交给联邦政府指挥。他想通过这件事告诉所有的人：第一，联邦政府有意愿也有能力保护自己；第二，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高于各州的行政权。别看总统平时是“光杆司令”，战时一声令下，天底下的武装力量都归他管，这是宪法赋予的权力。华盛顿用实际行动解释了“三军总司令”的权威，那四个州也很守规矩，马上调兵遣将，很快就集结在宾夕法尼亚。谁来指挥这支军队呢？答案是：总统先生。看上去有点小题大做，派个人去不就得了，还用亲自出马？华盛顿是不是多年不打仗手痒痒了？也许是，但他也许更想表达维护国家和平与统一的决心以及对武装叛乱的零容忍。于是，华盛顿成了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御驾亲征”的总统。在他之后，美国总统再也没有挂帅出征过，尽管他们中不乏能征善战的将军。
其实，华盛顿当这个统帅只是一个“象征”。1794年，华盛顿已经62岁了，他没精力也没兴趣事必躬亲。这么重要的军事行动总要有人具体策划和指挥，最合理的人选是战争部长诺克斯。可是，诺克斯好像让猪油蒙了心，在这种关键时刻居然向总统请假回家，因为他有个房地产生意要处理。更奇怪的是，总统居然准了他的假。那么，战争部由谁来管？当然是万能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汉密尔顿是军人出身，打仗内行，从后勤供应到调兵遣将全是他一手张罗，小到每一套军装大到行军路线都由他拍板。来向总统汇报战备情况的人都发现，总统其实离他们“很远”，他只是问问大概情况，具体事情都由汉密尔顿处理。这两人之间的默契天衣无缝，华盛顿乐得当“甩手掌柜”，汉密尔顿恨不得管天下所有的事。华盛顿好像已经习惯了依赖这位昔日的助理，他需要做的就是把毫无保留的信任交给汉密尔顿。
9月1日，华盛顿派出个三人小组去与叛乱者做最后的谈判，要求他们放下武器，但谈判破裂了。9月25日，华盛顿发出最后通牒，给叛乱者最后一次悔过的机会。在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之后，9月30日，华盛顿和汉密尔顿启程前往宾夕法尼亚西部。他们穿着旧时的军装，仿佛又回到战争年代，回到那个让他们形影不离、生死相依的军营，也回到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年轻的华盛顿每次听到子弹呼啸的声音就有一种快感，上了战场就是一副找死的架势；年轻的汉密尔顿一听打仗就高兴得翻跟头，冲锋在前，撤退在后，不知道世上有“害怕”二字。这爷俩算是对了脾气。然而，他们很清楚，此次出征与往日不同，因为这一次他们面对的是自己的人民。他们希望，只要炫耀一下武力就足以让叛乱者投降，流血是最后的选择。
10月1日，华盛顿检阅联邦军队，他高大挺拔的身影让战士们又看到了当年的总司令。华盛顿故意把摊子铺得很大，耀武扬威，好像带了无数的“天兵天将”，气势汹汹地向前推进。他就想吓唬吓唬人。果然，叛乱者一看那架势就傻了。他们没想到政府会动真格的，更没想到总统会亲自来。别说打，腿儿都软了。这边军队刚出动，那边立刻作鸟兽散，六千多人瞬间只剩下几百人，除了投降还能干吗？华盛顿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