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师-第1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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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天不作美,偏偏下起了小雪,天气异常寒冷。战士们静静地埋伏在荒山野地里,以顽强的毅力抵抗着寒冷的侵蚀。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官兵们的身上已铺上了一层雪花,成为了天然的伪装,我相信就是日军走到面前几米处,也难以发现。在三旅战土殷切地盼望中,日军增援的快速部队终于露面了。轰隆隆的机器声震得公路两侧树叶上的雪花,扑啦啦直住下掉。我提着望远镜仔细观察着,在前面开道的是日军的摩托车小队,大约有七、八辆,载着鬼子,托斗上还架着机枪,不时停下来,举着望远镜向公路两侧的荒山野地了望一阵,有时还扫射几梭子弹,没发现动静,便又继续往前开。紧跟在摩托化小队后面的是二十来辆装甲战车,其后是一长溜的汽车,约有六、七十辆,载着鬼子、拉着大炮或作战物资。最后,又是十几辆装甲战车压阵。大约十多分钟,埋伏圈出口处附迎传来一声巨响,走在最前面的一辆日军坦克掉进了所挖的堑壕里,动弹不得,屁股翘得老高。我看时机已到,果断下达了攻击命令。顿时,近百门大炮、迫击炮齐声怒吼,六、七里长的公路上响起了密集巨大的爆炸声,日军的车队被炸得东侧西歪,有的四个轮子都向了天,有的燃起大火,日军鬼哭狼嚎,公路上一片狼籍。埋伏在拦头堵尾处的二团两个营,引爆了*,堵住了日军前进或后退的去路。最活跃的是各营火箭筒排(注:我师主力旅每营的机炮连都装备了一个火箭筒排,配备了6具50式火箭筒)的勇士们,他们灵活地靠近日军装甲战车,瞄准了狠狠地打,鬼子的乌龟壳一个接着一个起爆燃烧。没中弹的日军战车在公路上或两侧的野地里团团乱转,用机枪、小炮进行凶猛的还击。使得我军的火箭筒射手也付出了不薄的代价。但我军战士士气如虹,越打越强。我发现此种情况后,指挥重炮营和山炮营,集中火力对日军装甲车战车进行覆盖射击,配合我军火箭筒射手,将日军的装甲战车全部击毁或击伤,为步兵进攻扫清障碍。遭到我军突然打击的鬼子步兵,慌乱地从汽车上跳下来,觅地进行还击。十分钟的炮火打击后,三旅战士们发动了冲锋,在迫击炮、机枪火力的掩护下,展开战术进攻队形,奋勇冲上公路,与日军展开近身搏斗。日军士兵穿的大头皮鞋,在雪地里移动显得笨拙一些,而我军官兵行动敏捷,拚起刺刀来就占了便利,再加之我军兵力优势,往往是两三个打一个,只见一个个鬼子兵倒在我军战士的刺刀下,鲜红的血洒在雪地里格外刺目。但日军的抵抗也是十分顽强的,他们利用公路两侧的沟洼,或藏身于毁伤的战车、汽车后面,进行疯狂地射击。
我在望远镜里,发现三旅官兵的战术进攻较以前更为熟练、灵活,小组、班排进攻及火力支援配合更为默契,大大减少了部队进攻的伤亡。心里极为欣慰。突然,我的镜头里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叫傅友泉,是我38年开辟冀察蒙根据地时一位房东大娘的儿子,也是那时参的军。一愰眼,四年多过去了,他从一个十八、九岁的毛孩子,成长成为一个八路军优秀的基层指挥员,在三旅一团一营二连任连长。现在,他正指挥二连向被困之敌发动进攻。日军占据了有利地形,几挺机枪封锁了二连进攻的道路,并将二连压制在一道陡坡之下。傅连长非常冷静,没有急于强攻,他知道那样于事无补,只会增加伤亡而已。傅连长仔细观察了地形,一边用机枪火力牵制日军火力,命令一排从左侧有利地形进行迂回,一边请求上级用炮火支援。没过多久,团部的支援火力就打过来了,在日军阵地上腾起了一团团的火光、浓烟,压制并摧毁着日军的火力点。傅连长趁机指挥二、三排从正面发起冲锋,一排从侧翼夹击,不过十几分钟,二连就成功地歼灭了守敌,并攻占了日军阵地。看着这一幕,我心中涌起一股自豪感和成熟感,自己所率领的这支部队,已能逐渐掌握并运用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先进的军事理论,并开始走向成熟。
整个战斗并没有什么悬念,在我优势兵力、火力的突然打击下,日军的快速机械化部队还来不及展开,发扬火力,便遭受了灭顶之灾。日军虽作战意志顽强,进行拚死抵抗,还得到了空军的大力支援,但结果还是没逃脱全军覆灭的下埸。这一仗,我军缴获甚丰,其中包括20多辆完好无损的汽车,以及稍加修理还能开动的6辆装甲战车。
第八十一章 意外中伏(一)()
我军连续两次的沉重打击,给“扫荡”的日军以有力的回击。担任这次“扫荡”行动的最高司令长官上村清太郎中将亦极为光火,自己精心组织的“铁壁合围”、“扣网式战术”、“长途奔袭、四面合击”等战术,一点也不生效。他发现面前的对手,对自己的战术极为了解,总能想出办法来破解;且战术极其灵活,你要打他时却找不到目标,他要打你,那是一打一个准,而且时机把握得相当好。与这样的对手对阵,实在难以言胜。上村清太郎师团长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扫荡”将近两个月,毫无建树。除了烧毁数十个村庄,屠杀了上千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外,连挺进纵队的毛都没捞着,反而损兵折将,损失兵力6000余人(其中日军损失5000人)。连连遭到华北方面军司令长官冈村宁次大将的训斥。上村清太郎发觉这样“扫荡”下去,还是自己吃亏,必须另谋它策。于是,果断下令撤退,结束这次“扫荡”。
在东线,luo瑞卿、杨成武及吕正操指挥各部,也胜利地粉碎了日军的“扫荡”与“蚕食”,歼敌3000余人,在长城以北地区站稳了脚跟。
四三年二月,“扫荡”的日军全部退出了挺进纵队开创的冀热蒙抗日根据地。但接踵而至的任务更多更繁重。我向中北区党委提出建议:调冀察蒙军区司令员王元道任挺进纵队副司令员,帮助我主抓军事工作,冀察蒙军区司令员由晋北军区副司令员胡达标同志接任。同时调第一旅政委莫华杰任挺进纵队副政委程政委根据我的建议,召开了区党委会,与会人员一致通过了我的提议。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安排,当然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估计五、六月份要去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新开辟的根据地必须交由一位可靠的能独挡一面的同志来负责,我认为王光道同志这几年在冀察蒙军区干得很不错,所以推荐了他。再一个原因,就是要王光道、莫华杰同志先提前跟随我熟悉、了解和掌握情况,避免仓促行事,到时可顺利交接。处理完这些事情后,我便将主要精神投入到根据地的建设。由于日军的残酷“扫荡”与野蛮政策,根据地的老百姓受到了较大的损失。首先动员组织群众重建家园,我们从缓蒙边区调拨了一批资金、物资及粮食,帮助老百姓解决困难,走出目前的困境。二是从部队抽调部分干部战士帮助地方工作团的同志,尽快将地方各级党组织、各级地方政权建立并完善起来。三是组建地方武装,包括村民兵队、区游击队及县独立营、团等。四是做好春耕生产的准备,特别是物资上的准备。事情千头万绪,我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累了,就在床上打坐,修炼自然功诀来代替休息。尽管如此,我还是挤出一定的时间,到老百姓家里走一走、看一看,与老百姓进行亲切的交谈,了解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情况及老百姓对我党我军政策的理解与支持与否,以及在执行过程中是否出现偏差等等。我根据了解到的第一手材料,再对有关政策作出适当的调整,以更适合当地的实情。由于我的率先垂范,根据地的各级党政工作人员,都深入基层和老百姓当中,了解实情,扎扎实实地工作,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受到了群众的真心拥护,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井然有序,到四月底,根据地各级党组织和各级地方政权基本上都建立起来了。军事工作也开展得卓有成效,纵队党委从各部队中抽调了部分优秀干部和战斗骨干,帮助地方组建并训练地方武装和民兵队。主力部队通过休整、补充,恢复了战斗力。由于我军的宣传工作得力,大量的青年农民积极要求加入八路军,我们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以冀察蒙军区特务团为基础,组建了新兵第五旅,纳入挺进纵队序列。目前,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军事训练。
四月底,我接到政委来电,要我返回中北区。同时,中北军区已发来了王光道、莫华杰等同志的正式任命,任命王光道同志为挺进纵队司令员兼冀热蒙军区司令员(二级军区),任命莫华杰同志任挺进纵队政委兼冀热蒙军区政委。这时,我觉得已完成了中央和主席交给我的光荣任务,应该回去了。临走,我找来王光道、莫华杰及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与他们进行了一场十分机密地谈话,我语重心长地叮嘱他们说:“各位,我们所开辟的这块抗日根据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战略意义更是伟大。向南,威胁北平、天津;向东,可截断日军关内关外之间的联系;向西,与冀察蒙根据地相连,可夹击张家口;向北,可渗入东北。抗战胜利之时,我军将以此为桥头堡,迅速进军关外,抢占东北。这也是中央和主席派我来占领这块要地的目的(当然,另一目的是不能透露的)。我走之后,你们不要急于出击,必须先把现有的根据地建设好,牢牢地扎下脚跟。日军是不会轻易放弃这块战略要地的,随时都会来进行“扫荡”和“蚕食”,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有应对十分复杂险恶情况的思想准备。你们要加强情报工作,只有先行了解敌军的动态,才能有足够的时间来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从容应对强敌。”
安排好这一切,我带着一部电台和骑兵警卫排,在护送部队的护卫下,离开了战斗半年多的冀热蒙根据地,返回归绥。在回程的路上,受到了冀察蒙军区的热烈欢迎。我听取了军区党政军领导的工作汇报,表示满意。并勉励他们应抓紧这有利时机,进一步巩固根据地的建设;同时,有计划地积极稳妥地向外拓展,逐步扩大根据地。会后,我单独接见了胡达标司令员,鼓励他大胆地挑起这幅担子,多学习,多动脑子,多与政委及其他同志沟通、交流,虚心听取同志们的意见。胡达标表示服从区党委的决议,坚决挑起这幅重担,不给师长丢脸。我笑着批评他说:“这不是给不给我丢脸的问题,而是对党对人民的工作负责!”
“是!师长,我明白了。”胡达标一脸严肃的回答。
随后,我又跟蔡中均政委交谈了一会,要他多支持、多帮助胡达标的工作。蔡中均笑呵呵地回答说:“师长!放心吧!我们会相互帮助、相互支持,把工作搞好的。”我听了之后也就放了心。
在此地停留了两天,我便急着往回赶。冀察蒙军区派了一个营的兵力护送我们穿过了商乌公路和日军的封锁线,进入了绥蒙边区。现在可以说安全了,便命令护送的一个营返回。同时,我又给政委发了报,并告诉他后天就可到家。
第二天清晨,我们一行四十余人,骑在马背上,一路轻松愉快地往归绥方向而去。这离开家已半年多了,在前线倒不觉得什么的,现离家近了,反倒有点思念的味道。不但儿子那音容笑貌出现在胸海里、还有贺大姐的女儿贺湘霖的样子也浮现在眼前,当然,也少不了对爱人思玉的思念。大家一路走,还一路谈笑着,人人心中都充满了喜悦。谁知,天有不测之风云,真应了乐极生悲那句话。队伍刚进入了一个小山谷,我便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涌上心头。我急忙勒住马,抬头向两边山谷观察,只觉一股杀气向我飘来,这是练武人的一种直觉。不好!有危险!我果断下令:“快!赶快下马,就地隐蔽!”话音没落,山谷中便爆发出激烈的枪声。一颗子弹劲直向我飞来,我感觉到那是一颗*的子弹。但练武人的敏捷反应救了我,下令时我已腾身而起,子弹到达时,我已隐身于马腹一侧,可怜跟随我几年的战马为我捐了躯。这时,我已顾不了那么多。战士们的安危才是最重要的。我掉头四下一看,大吃一惊,六、七个战士来不及躲避,中弹倒地。一刹时,我怒气填鹰。恨不得立即冲出去与其拚过你死我活。冷静!必须冷静!否则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长期的面临危险,使我养成了一种泰山崩于侧而目不瞬的气质。我很快镇定了心情,仔细观察四周的敌情,发现敌人人数并不多,不过五、六十人;但火力很猛、枪法准确,军事素质明显高于一般日军部队。我的思维一下子豁然开朗,这是一股日军的特种部队,他们的目标是我。至于为什么?我已没有时间去考虑了。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脱离险境。我悄悄地告诫战士们,这是日军最厉害的特战队,务必保存好自已,再消灭敌人。我军警卫排的战士,也是我军最精锐的战士,所有战士都得到过我的武功传授和指导,其战斗力与日军特工队有得一拚。现在问题是我们的处境非常不利,日军特战队占据有利地形,又从两面对我们进行夹击,再这样拖下去,伤亡必将更大。必须立即改变这种状态。我打出个手势,叫警卫员小王将我的狙击步枪和弹药递过来(自从那次在榆林关外遇险之后,我每次出外都要警卫员将狙击步枪带上)。我发现日军的那个狙击手对我们威胁很大,乘他没有防备之时,将其干掉。我熟练地操起枪,上好弹,选了个隐蔽的地方架起枪,然后示意小王用枪将帽子顶起来,只听“叭”地一声,帽子中央穿了洞。而在这一刻,我扣动了板机,子弹直接击中鬼子狙击手的头部,一枪毙命。鬼子狙击手做梦也未想到这支小队伍中竟有八路军的狙击手。解除了鬼子狙击手的威胁,我又趁势干掉了两个日军机枪射手。日军特战队的火力一下子减弱了许多。我趁机指挥警卫排向谷口撤退,自己率警卫员小王、小张殿后掩护。小王、小张跟我之后,不但武功大进,而且枪法也练得不错,我们三人用精确的射击,压制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