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师-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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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增兵华北声明，决定以重兵分三路进攻华北：第一路由驻朝鲜的一个师团入山海关，向北平以南地区攻击；第二路由关东军两个旅团由热河向北平以北地区攻击；第三路以华北日军一个旅团回北平以东地区攻击，三路日军对北平形成分进合击态势。另由日本国内派遣5个师团，经朝鲜进入山海关、围攻天津、溏沽地区。日本政府还决定大力增加临时军费多万日元。这样以来，日本已实际改变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决意将卢沟挢事变演变成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其意图是首先解决华北问题，进而摧毁国民党中央政权，灭亡中国。接着又将19个飞行中队编成临时航空兵团，由国内派往天津、北平地区，做好大规模进攻华北的军事准备，从而揭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
第五十六章 抗日先锋（一）（）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在整个陕甘宁蒙苏区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苏区各地军民纷纷举行盛大集会，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进攻，积极声援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的抗战。党中央因势利导，一面号召全体红军官兵积极完成各项军事训练，并做好抗日出征准备，一面号召广大苏区人民努力生产，发展经济，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战。故而，整个苏区都投入到大练兵、大生产的热潮之中。
我因早已预知到事变的发生，故事先做了一些准备。我将抗大第二期学员队的课程调换到四至六月份讲授，当事变发生时，我的课程已上完。同时，我又将持种兵训练基地的事安排妥当后，便向主席和中革军委领导提出请求，尽快回近卫师工作。主席和中革军委领导考虑到近卫师所处的察绥蒙之地，战略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又紧靠抗日前线。现中日全面战争已经爆发，近卫师将首当其冲，面对日军的进攻。因此，主席和中革军委同意了我的请求。临行之前，主席特地备了一席酒为我壮行。晚上，主席又邀我交谈了一夜，我们就当前的局势交换了看法，并就抗战初期红军所采取的战略方针作了初步探讨，我说道：战争初期，日军必定会采取速战速决之策略，利用武器装备及军事技术上的优势，集中精锐主力，在正面战场上快速推进，以期迅速摧毁中国军队的抵抗力，然后逼迫国民党政府就范。而国民党军队必将担负整个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的正规作战，在各个重要城市或重要军事战略要地，亦必将与日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我们红军则应集中大部主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从侧翼或侧后牵制日军，并利用日军骄狂轻敌及对我军不了解等有利因素，寻找战机，在有利条件下采用运动战、伏击战或奇袭战等，速战速决，歼灭小股单独冒进的日军，摧毁或夺取日军的后勤补给。这样，既可给正面战场以有力支持，同时又使我党我军在国际国内造成重大影响，并获得国内广大民众的认同与支持。当然，这一战略只能适应于战争初始时期，一旦日军在华北战场上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并攻占控制各重要城市、战略要地及交通线；这时，我军主力应根据中央战略布署，迅即分散开进敌后各指定地域进行战略展开，发动组织广大民众，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应对今后持久的艰巨的抗日战争。主席听后赞赏地点点头。其实我说的这些，主要就是后世主席在抗战初期所提出的战略方针，只不过是更完善一些。
随后，我们又谈到红军整编问题、武器装备后勤补给、以及战略根据地的选择与展开问题，等等。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尽可能地为主席和中央对战局作出准确判断，为全面抗战制订出一系列的正确的战略方针、政策提供最可靠较完善的参考意见。最后，我特地提到了苏联援助问题。我知道目前蒋介石为了抵抗日本，正在积极寻求外援，美国当然的就成了蒋介石的首选目标，其次为苏联。蒋介石已派出陈立夫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进行谈判，并随时与苏联签署互助条约，以求得苏联的经济及军事援助。主席对此也很清楚。我向主席建议说：蒋介石很可能在八月份与苏联签署有关条约，这对巩固两国现有的友好关系，维护东亚和平有着积极意义。但我担心蒋介石会借中日战争向苏联进一步索取经济与军事援助；而苏联为维护本国在东亚的领土安全和经济利益，牵制日军从东面对苏联进攻的威胁，很可能会对国民党政府妥协，因而会答应蒋介石提出的某些条件，限制或取消对我党我军的经济、军事援助，转而会将大量的经济、军事援助投向国民党政府。因此，我们应抓紧在这段有限的时间内，向苏联争得更多的援助。
主席听完我的这一番话后，眉头紧锁，陷入静静的深思之中。好一会，他严肃地看着我凝重地说：“树湘那，不必那么小架子气。求得外援固然是好，但这不以人的主观意志来决定的；所以，我们更应该立足于自已，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解决抗战实际中的困难。”
我听后深惑惭愧，自己缺乏站在全局战略的高度上来思考，依靠别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后来所有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即使是后世的改革开放亦是如此，我们的愿望是以市场的开放来换取西方的先进技术，结果呢？经济虽有较大的增长，但付出的代价也不少，自己的民族工业萎靡不振频于毁灭，资源、财产流失巨大，环境也遭到极大破坏，且科技的距离越拉越大想到此，我沉重地自责道：“主席，您批评得对，我确实有点头脑发热，太理想化了；决不能把宝押到别人身上。其实，我们立足现有的条件，通过自身的积极努力，也是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后世的历史不就是如此么）。”
主席笑道：“树相那！你能想通这些，我很欣慰。能争得更多的外援当然是好。但世界上毕竟没有白吃的午餐，问题是付出的代价能相适应就好。”
我闻言豁然洞开，对全局的把握上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翌日清晨，我告别抗大的领导、师生，乘车返回近卫师。途经榆林，逗留了两天。其中一天呆在独五旅，听取了独五旅主要领导的有关汇报，我详细询问了独五旅半年多来的军事训练的情况，特别是针对日军的战术训练与技战水平。该旅是新组建的部队，虽然全旅各级指挥员大都来自近卫师教导队的学员，但毕竟组建的时间短，能不能秉承近卫师的战斗风格，能不能赶上其它各旅的战斗力，还有待今后实战的检验。对此，我向独五旅旅、团主要干部作了反复强调。随后，我在沈旅长和肖政委的陪同下，来到114团一营三连进行检查，我认真观看了该连的军事训练科目，召集部分官兵开了座谈会，战士们发言十分勇跃，畅所欲言，就目前连队的训练学习生活各方面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些意见提得很中肯，有些建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当场给予了肯定和赞扬，并指示沈旅长、肖政委要多听取和采纳基层官兵的意见及合理化建议。
第二天，我又考察了榆林兵器研究所、兵工厂、医药研究所等单位，详细了解开发项目的科究进度及现有武器装备和弹药的生产情况，并与各单位负责人、专家、教授等科研人员进行商讨。在会上，我强调指出：“中日全面战争已经爆发，日寇正向华北大举进攻；我们红军即将改编奔赴抗日前线，时不我与呀！而我们后方的科研、生产单位，应千方百计、想方设法保障部队武器弹药、医用药品等各种作战物资的需要。这能减少我们部队的伤亡，也能挽救不少干部战士的生命。”我还特别提到部队亟需的武器装备，如40火箭筒、适应于山地作战的轻型火炮、127mm平高两用的高射机枪等；还有医院急需的抗菌素药品，如链霉素、盘尼西尼、消炎粉等。与会人员听后情绪激昂，纷纷表态，争取尽快地将这些产品开发和生产出来。我见此情景，心情也就宽松下来。
七月十六日，我回到了近卫师师部所在地呼和浩特，受到了政委及师部人员的热烈欢迎。离开这里有半年多了，回到师部就象回到了家，感觉是特别的亲切。我安顿下来之后，便听取了师领导及各旅、各单位负责人的情况汇报，又与政委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商讨，我俩决定召开全师团以上主官会议，针对目前国际国内急剧变化的复杂局势，制订安排我师的应对措施。会上，政委作了为迎接全面抗战的政治思想动员报告。首先，政委全面糸统地分析了当前形势，明确指出中日全面战争已经开始，日军正在暗中调集庞大兵力，准备一举攻占北平、天津，尔后向华北腹地大举进攻。因此，我师全体官兵必须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丢掉一切不合实际的想法，随时听侯中央的命令，奔赴抗日第一线，打击和消灭日本侵略者。其次，政委谈到了国共合作问题，说明目前民族矛盾已上升到第一位，阶级矛盾已退居其次，一切都要服从于抗日这个大局，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促进派。对此，我们还有相当部分同志对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不理解，思想上想不通，这就需要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每个共产党员不但自己要明白这个道理，而且还要有耐心做好全师每个官兵的思想工作，这样才能目标一致、步调一致、万众一心，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最后，政委还号召每个政工干部努力工作，并以日军在百灵庙所犯下的血腥罪行，向全师官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揭露日军的凶残面目，激发全师官兵的民族仇恨，树立起誓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的坚强信仰。
接着，我就全师目前任务作了统一安排：一、全师各旅及各单位必须于八月十日完成中革军委年初布置的各项军事训练任务，然后进行集结休整。二、师、旅后勤部按师部规定必须于八月二十五日前，将武器装备、弹药及各种作战物资补充到各部队。三、要求地方各级政府配合部队于八月底前完成根据地各战略要点防御工事的修建。四、组建新兵训练局，招收3000名青年进行为期3至6个月的军事训练，作为部队的后续补充兵源。五、迅即组建一支抗日先遣支队，挺进平津地区，以实际行动支援第二十九军抵抗日军进攻。这一行动计划预先是经过中央和主席同意的，其主要目的是向全国民众及各界人士表示我党我军坚决抵抗日本侵略的坚强决心；同时也促使蒋介石政府尽快采取抗日的实际行动。另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接应派往平津地区的特侦队完成其预定任务。
第五十六章 抗日先锋（二）（）
我十分清楚这一历史，但却无力从根本上改变即将发生的这一切，只能尽其努力。现时间已非常紧迫，我们立即着手组建了抗日先遣支队，以骑兵旅为主力，抽调师特侦营、狙击连、警卫团两个营及两个防空连（只携带高射机枪）组成，共7000余人。但在带队指挥人员上产生了异议，我的意思是我负责带队指挥，可遭到了政委、王参谋长等人的阻止，说什么“你是一师之长，不能亲身去冒险”、“这个任务可交给他人去完成，你应坐镇全师指挥”等等。我知他们亦是一片好心，便耐心解释道：“我去又不是与日军展开决战，只是就近观察、了解一下日军的情况，接应特侦队或友军撤退，并寻找机会歼灭小股单独冒进的日军；因此，此去没有什么大的危险。其次，就是我去于我党我军在政冶上的影响会更大。再就是以我的身份便于沿途与国民党军及各地军阀沟通，有利于部队行动”费了我不少口舌，终于说服了他们。从而决定由我兼任支队司令员和政委；骑兵旅钟旅长、宋政委分任副司令员、副政委；师部作战处长耿浩任参谋长，师政治部副主任姚彬任支队政治部主任。支队的组建、集结及作战物资的补充，只用了三天就完成了。凡参加先遣支队的官兵一个个高兴得梦里都露出微笑，也引起了其他部队的不满。
七月十八日，中g中央通电全国，红军组建的第一支抗日先遣队将奔赴华北，支援第二十九军作战。中共的这一壮举，赢得了全国民众的支持和赞誉。七月二十日，我率领抗日先遣支队从凉城出发了。由于事先取得晋绥军的同意，我军借道而行，经丰镇、阳高、阳原、蔚县等地，长驱近千里，于二十九日到达河北赵各庄。沿途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自觉为我支队官兵端茶送水、筹集粮草。支队部刚到达赵各庄，还未安顿好，我便收到平津地区特侦队发来的电文，电告北平失守，天津也危在旦夕；平津两地人员物资正在撤退途中。我拿着电文沉思了一会，便立即给在北平地区的李云松和天津地区的李刚发报，电告他们在撤退途中一定要保证人员和物资的安全，应注意避开溃退的国民党军队，并将撤退路线、经过地点详告，支队将派骑兵团前往接应，注意随时保持联络。
随后，我召开了支队领导会，安排布署支队行动。骑兵一团由钟旅长指挥，负责接应从北平撤退的人员、物资；骑兵二团由耿参谋长指挥，负责接应从天津撤退的人员、物资；并令骑一团、骑二团连夜出发，接到之后迅速向赵各庄、蔚县一带转移。我率其余各部在赵各庄休整两天，然后隐蔽插入房山与逐州一带，策应国民党军南撤，掩护骑一团、骑二团行动。同时寻找战机，给日本侵略军以狠狠打击。
七月三十一日，钟旅长率骑一团在房山西南附近与从北平撤退的人员会合，耿参谋长带领的骑二团与从天津撒退的人员在高碑店附近会师。两路人马按预定计划继续向赵各庄、蔚县撤退。我得到报告后，便放下心来，这次行动的主要任务已完成，剩下来我就可集中精力打击日军。八月一日，我率领其余部队秘密到达房山与逐州之间，选择有利地形隐蔽起来，并严密封锁消息。八月二日至三日上午，溃退的国民党军队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