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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

体制迷墙-第3部分

小说: 体制迷墙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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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们这代人,不靠这代人,你去用谁?你还有什么选择?再譬如说,我上大学时,中国号称八亿人口。二十年后增加到十三亿人口。我出国时的娃娃,今天都成了大学生、研究生,可是哪里来那么多好大学?哪里来那么多好教师?哪里去找五六十年代、三四十年代那么好的教育?
熊丙奇就是说,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我们过去采取的政策造成的。
陈丹青正所谓“前因后果”,今日种种问题,我们要去找前因,乃至前因的前因。譬如说整个乡村教育问题。我不认为中国目前的绝大部分乡村是真正意义上的乡村,它只是居住着农民的大片“区域”。中国乡村自身的历史结构、深层结构、文化结构,那种自给自足的一个生态场,早已被百年间历次变革给破坏掉了。今日中国的乡村只是大量人口,不是文化机体,它没有自己的教育资源,无法自己教育自己,只能等待政府给予教育。可是你想想,五四时期那代文化人全是乡村出来的,几乎没有一个是都市人。不到一百年前,中国乡村还有相当健全的文化根脉和教育体制。可是今天,政府必须包揽十多亿乡村人口的教育问题。民国、清朝、明朝,你数上去,中国两千多年教育传统,都没有发生过今天这样的问题。历代朝廷用不着操心乡村教育,每年只等各乡举行乡试,然后人才汇总到朝廷,参加科考。古代中国的乡绅,都是着力办教育的。山东那位武训,他被批臭了,被遗忘了,可是你想想,今天所有挣扎着在乡村办教育的人,武训是他们的先驱,是榜样啊!
第7节:教育出现的问题
作者补记1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全国有12107万流动人口,其中从城镇流出3267万,占27。0%;从乡村流出8840万,占7。0%。流入城镇的9012万,占74。4%;流入乡村的3095万,占25。6%。即12亿的流动人口中,从乡村流出的有73%,流入城镇的有74%。(《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社会和科技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6月。)中国乡村的人口正面临大量的流出,流出的人口是有一定技能或者劳动力的青壮年,留在当地的大多是老弱病残妇幼,不少乡村日益荒凉与破败。
作者补记2有关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现状、问题与发展趋势》,刘尧,《教育研究》,2004年第9期。),我国古代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私学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诞生。当时私学在各地兴起,其中最突出的是孔子所办的私学。孔子并由此被认为是创办我国私立高等教育的先驱。到了近代,1903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明文鼓励富商绅士创办新式学堂,这促进了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我国社会摆脱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桎梏,政府当局提倡建立新式学堂并鼓励私人办学,私立高校由此得到较大发展。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我国私立高校有64所,学生40581人,分别占公、私立高校和学生总数的34。6%和31。5%。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有高校227所,其中私立高校69所,占总数的39%。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大力发展公办学校,于1951年将全部教会大学收为国有,1952年将其他私立高校全部改为公立。
熊丙奇国家包办教育,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政府无法把教育全包下来。虽然几乎所有教育资源都在国家手里,但是国家没有足够的能力使这个机制良性运转。到了20世纪80年代前后,大家开始认识到,政府包办教育的道路是走不通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高等学校不仅仅是由国家投资,更重要的是要听国家的行政指令,没有独立的个性,按国家的思路来办教育。过去二十年时间,我国开始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教育,可是直到现在,还基本上是国家办教育,民办高校的学生规模只占在校生总人数的10%多一点。而且,民办教育的生存空间十分狭窄,还受到不同程度的正式或非正式歧视。
陈丹青这里又引出另外一个问题:五四前后引进西方文明,其中一个就是教育国有化,大学开始叫做“国立”。但这是西方在18世纪产生“现代国家”以来的办学状况。中国迟至20世纪才建立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国家,而从孔夫子以来,从汉代最早草创科考制度以来,中国早已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教育文化体制。我们总是批判封建科考制度如何腐朽,认为《儒林外史》是科考制度腐朽不堪的百科全书。可是清末民初哪里来那么多人才?如果中国教育在清末烂成那个样子,人才哪里来?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陈寅恪、傅斯年、胡适等等大人物哪里来?蔡元培什么出身?他是前清的举人。中国教育国有化接近百年了,后来再没出过以上级别的大人物,尤其是近五十年。这种现象怎么解释?
熊丙奇中国教育的发展,过去一百年来,大多处于模仿他国阶段,先西方列强,再苏联,后又西方。在借鉴别人经验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全盘否定自己,反封、反帝、反修,一路否定过来,没有传承自己的优秀传统,优秀文化。(《从模仿赶超到独立创新……中国科研教育体制的差距》,陈平,“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2年4月。)
陈丹青教育国有化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它的确有效促进了国家快速现代化。现代国家的首要标志就是最大程度、最有效地整合并调动各种资源,使国家富强。所有后进国家都会全力促成军队、产业和教育的国家化。但是这一过程在何种程度上与旧的形态发生冲突,每个国家不一样。我们不能质疑教育国有化,而是应该认真检查,在教育国有化的近百年过程中,哪个阶段、哪种做法比较奏效或不奏效?它发生了哪些问题?导致哪些结果?最后,这些问题与结果在何种程度上促进了教育或损害了教育?
熊丙奇我们经常说,我们有我们的国情,教育出现的这些问题,是我们的国情所致。
作者补记我们高等教育行政化办学特别突出,我和一位大学党委书记探讨了这个问题,他说,中国有中国的国情,行政手段可能是当前最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模式。如果不利用这种方式,发扬什么民主,讲什么自由,其结果肯定是大家互相扯皮,什么事情也干不了。他还举例说,有一次关于学校发展规划的讨论会,请来各院系的教授,但讨论会最终成了表达各自利益的场所,大家都只想如何在规划中得到自己的最大利益。
第8节:没有文化的教育机制
陈丹青是的。可是国情也在变化,五四时期的国情、1949年之后的国情、1979年以来的国情,都在持续变化。所谓“国情”,就是外来事物进入中国,会变形,会被叫做“国情”的这么一种潜在的、强大的力量重新塑造,不再是它原来的样子了。我常会警告自己:要认清国情。你看,目前大学的种种措施,其实都是从欧美引进的,可是一到中国,就会变形。
还有更重大的问题,但同时是绝对沮丧的问题……教育的根基,教育的第一步,不在学校,而是在家庭。百年革命的过程是消灭阶级的过程,最后,家庭单位也被支解。苏联的阶级也被消灭了,但家庭单位还在。你在学校无法接受、不准接受的教育,在家庭里还有可能接受。但中国的情况不同。这是太大的话题。
我记得《傅雷家书》长达十余年都是畅销书,说明什么?说明这样的家庭教育,这样的父子关系,在今天社会的千万家庭中已经很难找到了。这是高等的家庭教育,至于草根性的家庭教育,在我幼年童年时期还无所不在,工人农民的家庭教育都比今天好得多,因为历史的根脉还没有被全面切断。我相信今天一个资质良好的学生,其实得自良好的家教。你要知道,孩子的第一个老师就是他的父母,他的长辈。我只受过小学教育,我之所以是我,全靠我父母给我的教育。
作者补记今天的家庭,子女与父母的关系,只有简单的学习关系。家长一见孩子,就问考了什么,考了多少分,在班级上排第几名,布置了什么作业。似乎除了这些,就没话好说了。这种畸形的以分数而非亲情为纽带的关系,打碎了父母在孩子心中的温暖记忆。而很多家长,看到孩子那么被折腾,也很心痛。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有一次,我在地铁上看见一个青年男子抱着一个昏昏欲睡的小孩,他告诉我,是送孩子去上兴趣班,他说,现在的竞争太激烈了,你不学早一点,不比同龄孩子多学点,怎么可能出类拔萃呢?他5岁的孩子已经可以做除法了,而且他还利用双休日让孩子上了三个兴趣班。
原因3:没有文化的教育机制
许多教育文件通篇都是一本正经的错误词语。假如抛弃我们用惯的这些词语,我们已经不会说话。
“请××处长讲话!”“请××局长讲话!”“请××科长代表××致辞!”……
这是某个幼儿园庆祝“六一”活动前20分钟的内容,讲话的领导一个个祝贺小朋友节日快乐,感谢幼儿园的老师、阿姨为祖国培养好苗苗。讲话的时候,会场闹哄哄的,准备看孩子表演节目的家长不耐烦地听着讲话,到处走动。听不懂叔叔、伯伯讲话的3岁小儿不领情地哭起来。
真不知道这个庆祝活动是给小朋友们办的,还是为幼儿园领导,抑或是那些讲话的领导办的。一个半小时的“六一”庆祝活动,用得着这么多领导讲话吗?让孩子们好好玩,不是很好吗?
没有领导讲话,孩子们还是玩不了,接下来的节目,基本上与玩无关。表演背诵《三字经》,现场作画,速算,弹琴……主题变成了展示教育成果。这估计是给爸爸妈妈看的,你看幼儿园办得多好,孩子会背,会画,会算,这样的起点,今后升上好学校肯定没有问题。这同时也是给领导看的,现在的幼儿园比以前的幼儿园质量高多了,中班孩子就相当于小学一年级水平了!
节日的真正主角呢?孩子的天性呢?
这样的教育,有时想想,如果不接受可能更好。因为对于一个人一生十分重要的东西……健全的人格塑造,正在这种教育中丧失,而失去的,就再也找不回来。
对话观点:
现在许多教育者根本不爱教育,不爱孩子。
我们的教育政策中有什么真正的“教育思想”、“教育观点”,它只是一系列“政策”,一系列“硬性规定”,那不是思想,不是观点。
目前种种措施不是在办教育,而是在办政府。
对话人:陈丹青
熊丙奇很多学者认为,我国曾经出现过世界一流大学,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可以说是世界一流的,虽然办学条件十分艰苦,但她培养了很多非常杰出的人才,出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试析西南联大对当前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启示》,肖玮萍,《交通高教研究》,2002年4月。)
陈丹青我访问老画家吴冠中,问他抗战时期在杭州艺专的经历,他说就是不断逃难,可是逃难途中,他们还闹学潮,推翻了两任校长,可见当时的教育也有很多问题。但当年中国有很伟大的教育家,真正的教育家。我们今天只有教育长官,有大学校长,没有教育家。你能告诉我今天谁是教育家?今天的社会承认哪个人物是伟大的教育家?
第9节:一格一格降人才
熊丙奇你觉得教育家应该以怎样的标准来衡量?
陈丹青我们看看南开大学张伯苓的传记,看看北大蔡元培、清华梅贻琦的历史,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教育家。我们别去谈什么高深的教育理念,举个小小的例子,当年张伯苓推出“三点半”政策:下午三点半后,所有同学不许留在教室里,都要出去运动,出去玩。他自己常和学生一起打球。他是体育家。
熊丙奇推出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什么?
陈丹青他懂得什么叫做教育。中国人讲究“有为”,也讲究“无为”。真的教育家懂得在什么关节上教育要“无为”。我在欧洲听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在西班牙、意大利,中小学生下课后不许把书包带回家,都留在学校,下课就是去玩……这才叫做懂教育。
熊丙奇我给你补充一个例子,是针对三所小学的调查。这项调查显示,虽然有课间十分钟,但是有80%的学生是不离开教室的。(《课间十分钟,让孩子走出教室》,陆守平,《海口晚报》,2005年4月4日。)我也问过一些小学生,这些学生说,如果在二楼就不会下二楼,甚至走廊都不去,老师说你们在教室里面呆着,不要出去,出去以后担心安全问题,出了问题怎么办?
陈丹青这个不是教育,这个是管教。可是从前旧社会老派人管这管那,多少是为孩子好,而且真有一套规矩,我外婆处处管教我们,现在想想都是对的;现在的管教是为了“别出问题”,为了管教者自己方便,自己省心。现在许多教育者根本不爱教育,不爱孩子。
作者补记关于孩子在学校中受到老师伤害的报道,近年来可谓目不暇接。略举两例:一例,《成都商报》2005年4月报道,青白江清泉镇太平中学老师在检查初三学生寝室时,发现床下有几个烟头。随后,一名体育老师用警棍体罚了学生,并让三名学生咀嚼香烟。而对如此的惩罚措施,这名老师称自己当年也是遭到老师的如此体罚。二例,《楚天金报》2005年5月报道,13岁的李钒是武钢金山店铁矿子弟中学初中学生,3月2日上课时,李钒做调皮动作,老师夏某发现后上前揪住李钒的头发,将他强行拉出课堂,送进一间无人的办公室,夏某强令李钒下跪,并用脚将李钒腰部顶伤。事后李钒回家小便带血,被父亲看见,在追问孩子时才了解到这令人惊异的事实。有调查表明,中小学师生关系融洽的只占54。4%,关系一般的占32。7%,关系紧张、学生见教师绕道走的占12。9%;教师对学生详细了解的只有21。4%,有一定了解的占56。2%,了解不多或不了解的占22。4%。(《中小学教师职业态度调查与分析》,王国栋、牛田盛,《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4月。)
熊丙奇管教使学生失去了孩子的天性,只知道呆头呆脑地记呀,背呀,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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