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大全-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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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文化
文化之定义，研究史学与社会学者，各有不同，大别之可分为二：（1）视文化之范围过狭。仅以学术、文学、美术、宗教等为文化。若文化人、文化事业等名词，颇通行于社会，成文化之通俗意义。实则不然。盖社会之种种，不在狭义文化中者颇多。仅注意学术等一方面，即不能将社会作为整个的研究。（2）视文化之范围过广。凡一切人为之事，概谓之文化现象。其意即谓有意的。然有意之事，不仅人为，一切生物之所为，亦莫不有意。既不闻有动物文化等语，则凡属有意之举动，亦不能谓之文化现象。今依据相当之理由，折中言之，而得以下之文化定义。
人的特色，使用工具，故不待机体的进化。其所以能使用工具，由于：（1）手足分工。（2）手之拇指与余指相对。又人之脑特别发达，能构成概念。人之发音器官发达，能造成繁之语言——其扩大者为文字。故人不但能改变自己以适应于环境，且能改变环境使适应于自己，是谓控制环境。又人系一种社群动物（对家庭动物而言），凡事皆以群力为之。——此为人与猿极重要的区别，几与四手及手足之区别相等，因猿之群居本能，比之于人，殊不足数。
文化者，人有特殊之禀赋，能制造使用工具，有良好之交通工具（语言）所造成之控制环境之共业（见商务本文化进化论）。因而人之行为纯粹从机体来看，不在文化范围之内。但人之行为之殆全部机体都只供给能力，其以何形式而出现，几全视乎其文化。故文化之范围极广。
前人以为天下之事，一动一静，故社会亦一治一乱，为不易之真理。实则其过重视机体，而混超机体与纯机体为一。盖整个社会可以此动而彼静，一治一乱，仅能谓之社会之病态。
中国文化之起源
世界各民族之分歧，由于文化之相异，而生活之不同。世界之民族，能自言其缘起者，率由开化较早之邻族为之记述。吾国开化极早，无可借镜。而民族缘起，必在有史以前，既不可能求之故书，仅能求之于考古发掘。故近二十年来之说，可资采取，前此则无甚价值。
民国十二三（1923～1924）年，河北房山县周口店发见古人遗迹，考古学家名其人为“北京人”。推究其年代，约距今四十万年。此只能证明中国地方，有甚古之居人，不能言其与中国民族有何关系。民国十年（1921），辽宁锦西县沙锅屯，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十二三年，甘肃（西南部）青海（东部），发见古人遗迹。专家言其人之骨骼，与今华北人同（同种族）。此种遗迹中，有彩色陶器，与亚洲西南部、欧俄、意大利北部相似。
民国十九年（1930），山东历城县城子崖，廿年，滕县、日照县，浙江杭县等地发见之古迹中，有黑色陶器。此为沿海江、河下流之一种古文化。名之为“黑陶文化”，若以此为中国文化之基本，则中国文化系起于东部，江、河之下流。然若无更古之文化发见，则“黑陶文化”当为中国文化之起源。可以下列诸点证明之。
1。自黄河流域以北，石器时代的情形，近来略有些明白。大约漠南北各为一种。自黑龙江北部经朝鲜北部至黄河流域又为一种。此种石器，多与鬲（三足土器）并存。鬲在考古学上，为中国所独有，为鼎之前身。＇前一种为渔猎遗迹，后一种为农耕遗迹，可推之与中国民族相衔接。＇
2。又考古学上中国之古迹，与太平洋沿岸诸地相类者颇多。
3。在历史上。（1）中国食以植物并鱼为主。＇湿热之地，植物繁茂，故多以植物为主，寒冷之地，则多以动物为主。＇（2）衣以麻、丝为主，而其裁制宽博。＇湿热之地，衣多宽博，寒冷之地，衣多短窄。＇（3）宫室以木为主。＇以木为架，起自巢居，以土为墙，起自穴居。＇（4）货币以贝为主。＇用金后最著者钱，钱有孔，犹仿贝制。＇（5）宗教上敬畏龙蛇。＇龙蛇皆水属＇皆足见其文化起于东南湿热之地。（6）人所聚处曰州。
如前所述，中国文化起于东南江、河下流沿海之地，似无疑义。＇愈古之民族，其受地理之影响也愈甚。是以古代开化早前之民族，必沿海，旁大河，土地肥沃，温湿之地。＇惟近来作此主张者，不能分别中国人与马来人（古之越人，越亦作粤），亦是一病。
1。在文化上，古代中南北分为三派。＇古代文化，多就地理之纬度而不同。＇而处置头发之方法，恰为其表征。即北族辫发（亦作编发），南族断发，＇亦作祝发，断、祝音近，古通。又作披发、被发，披、被，皆为囗之假借，囗，假发也，有离字之义。＇中原冠带。此俗古人执之甚固。盖由来已久。＇论语宪问，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左传，哀公十五年，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皆可见吾国古代视冠带之事甚重。盖一种风俗，传之既久，则常带有神秘性矣。＇
2。又越族之文身（包雕题言之。雕题，即脸上刺文），＇越族特异之俗有二：一曰断发文身，二曰食人。征诸后世史乘，地理学家所谓亚洲大陆之真缘边者，无不皆然。而在古代，我国沿海之地亦如是。中国古谓文身之故，即因入海可避鱼害。清阎若璩笔记载，广东省城孙禄文身事，即谓因下海取珠故。则古说亦为可信。＇入中国则为黥刑。盖初以异族俘虏为奴隶，后乃施诸本族之罪人。＇古不知劳力之可贵，故得俘虏即杀之，而本族之有罪者，则以逐出本族为最酷之刑。以古依族为生，逐出后他族又不容之，不啻置之死地矣。及悉劳力之可贵，则获俘虏以为奴，而本族之罪人，亦以为奴隶，而侪诸异族，乃亦黥其额以为识。五刑之黥，本与文身为一事，即起于此也。＇此二者，可证中国与马来，决非同族也。
3。又马来之族，最重铜鼓，吾族则无此物。中国民族，就古史观之，似起于今山东。古书说九州，每州皆方千里（1000平方），略与禹贡之州相当。禹贡之九州，约当今江、河二流域之地。但此系一说。＇前人以此九州，即为尧、舜、禹时之土地。实则不然，经近人证明，禹贡所述，盖战国时学者以意区分，最早亦仅在春秋时。＇淮南子地形训言：“九州之大，纯方千里。”（纯即边，谓以横直线相乘）＇纯，深衣之边。引申之凡边皆曰纯。＇则合九州，只与禹贡一州相当。蒙文通说（见所作古史甄微），其正北之济，即在齐地。而尔雅释地言中有岱岳，则泰山为古中国之中心，其说是也。然则古九州，大略不过今山东之地耳。
说文川部：“州，水中可居者。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此为州之古义。古“州”“洲”一字，亦即后世之“岛”字。＇州，古音雕，一字二训，乃别造“洲”字，以洲水中可居者。至“岛”字更属后起。书禹贡“岛”字，伪孔安国传谓读为“岛”字。伪孔安国传为晋人作。则州、洲之转今音。“岛”字之造，为水中可居者，后“州”字之训，兼为陆地所居之区域。古音之废，约当晋时也。＇中国民族古盖湖居，＇泽居＇岛为人之所聚，故由水中可居之义，引申为人所聚之义，后乃分造“洲”“州”两字耳。
此边线之东南西北四点，尔雅谓之四极，再加四隅四点，淮南谓之八极。
历史年代
石器时代，大体无文字。铜器时代，则为文字萌芽之期。故石器、铜器时代，大体与历史及史前史时代相当。
中国历史上确实之纪年，为共和元年，在公元前841年。＇民国纪元前2752年。韩非说难曰：“记曰：周宣王以来，亡国数十，其臣弑君而取国者众矣。”宣王元年，后于共和纪元14年。史记三代世表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具。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春秋记始鲁隐公元年，实周平王四十九年，其后于共和元年119年。足征古史纪年，起于西周末造，史公之作，自有所本也。＇
自此以前，只有零碎的材料。如书经记某年之某月某日为某甲子；及朔、望、生魄、死魄。春秋记晦、朔、日食。诗言“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之类。后人据之，用历法逆推。＇谓之“长历”。然昔人从事于此者，其术多未甚精；古历法亦多疏舛；史籍记载，及经传钞，又皆有讹误。故其所推，未可尽据。然因据事实，故各家所推年数，亦多相差无几。＇大抵上溯至尧为止。＇因实多本之书，而书以尧为始也。＇（更上于此者，如汉书律历志所载之张寿王等，不知其所据）最普通者有二：（1）汉刘歆所推，见汉书律历志。尧元年在公元前2144年。＇刘歆作世经，推校前世年岁，唐七十，虞五十，夏四百三十二，殷六百二十九，周八百六十七。＇（2）宋邵雍所推，见其所著之皇极经世书。尧元年在公元前2357年。＇为甲辰，民国纪元前4268年。＇
近代考古学上所发掘。据安特生所假定，仰韶一系之文化，约自公元前3500至1700年，正在中国有史时代与先史时代之间也。
古书所言古史年代，多不足据。然亦非信口开河。以予所研究，则古人好举成数。而其成数，可举至百位。＇此在今人，亦有此习，特至十而已。＇凡在位较久之君主，大率假定其年代为百年。如尧七十二使舜摄政，其时舜年三十，摄政二十八年而尧死，时舜年五十八。服丧三年，舜年六十一，明年即帝位。三十九年而死，则年正百岁。是其一例。＇盖先臆定其年为百岁，然后以其事分隶之年。＇尚有一种说得庞大无伦，则系根据历法，而其所根据之历法又有二：（1）刘歆之三统历，以十九年为一章，＇以一章内置七闰。＇四章（76年）为一蔀。二十蔀（1520年）为一纪。三纪（4560年）为一元。六百十三元，为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年。此诗疏引纬书言文王受命以前之年岁也。（2）为王莽三万六千岁历（36000）81=3276000年。路史余论引春秋纬言春秋末年以前年数如此。纬书所言年代，皆以此二者为本。＇又“历元”者，历法之元始也。后汉书律历志：“建历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后定日法。”大抵上推日月五星至适宜之时，定此日为历元。凡一种历法，必自有其元也。＇
三皇五帝事迹
古代公众事业，必附会于一个人。古代的所谓政治，是包括一切的。故古代一切事业，悉归诸部落酋长，此即后人所谓古帝王。古帝王的系统，为三皇五帝之王。此纯系后人所编制。古代一部族中，有最高主权者谓之君。为许多君所归往者谓之王（王者，往也）＇盖古之民，或氏族而居（自谓有血统关系者），或部落而处（居地相近而联合者。至不辨其为氏族与部落，则名之曰部族，辽史有部族志），酋长主之，即所谓君，文化较低时，各自为政，迨稍进步，彼此之间，皆不能无关系，有关系，则必推有才德者主其各部族间之事，又或一部族人口独多，财力独裕，兵力独强，他部族或当空无之时，资其救恤；或有大役之际，听其指挥；又或为其所慑，其强者且可涉及其内政，于是诸部族率听命于一部族，此部族之长，即所谓王也。故同时各地，皆可有王，实力衰，则复降为君。＇古语“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见孟子万章上＇此乃一种理想。事实上系许多王同时并列，各不相涉。（大者如春秋时吴、楚皆称王，小者如战国时越为楚所破。史记言句践之后。或为王，或为君，服于楚。＇见越世家＇）春秋时北方大而文明之国较多，最强大之齐、晋不敢称王，只争做诸侯之长，是之谓霸。＇霸，原当作伯，伯，长也。盖是时北方之周王，既无实权，复受传统观念，虽诸侯强大，不遽废之。遂别争霸。＇战国时，七国皆称王，＇七雄地小者与王畿侔，大者则又过之，实即春秋前之王，故各国后皆称王。＇其时又感觉诸王之上须有一个为诸王所听命者，无以名之，乃借天神之名而称之为帝。但帝迄未能成。＇齐、秦尝并称东、西帝，旋去之。秦围邯郸时，魏使客将军辛垣衍欲令赵尊秦为帝，亦未果。＇
第78章 中国文化史（2）（）
古有德号地号之别（见礼记月令疏引服虔说），＇服虔云：“自少暤以上，天子之号以其德，百官之号以其征。自颛顼以来，天子之号以其地，百官之号以其事。”＇三皇皆德号，可见言古史而取三皇，系用以代表社会进化之重要现象。至五帝则代表政治系统之意多矣。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又与炎帝战于阪泉。他书或只载其一。＇大戴礼记五帝德只有与炎帝战于阪泉之文，而贾子益壤曰：“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制不定曰：“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于涿鹿之野。”尤可见此二事实一。＇神农（炎帝）姜姓，蚩尤亦姜姓，涿鹿、阪泉，释者皆以为一地。＇阪泉，史记集解引皇甫谧云：在上谷。又引张晏云：涿鹿在上谷。此虽因汉世县名附会，然可证其为一地也无疑。＇故或谓阪泉、涿鹿之战，实一事。炎帝、蚩尤即一人，其说似是。涿鹿释者或谓在涿郡（今河北涿县），＇服虔说＇或谓在上谷涿鹿县（今察哈尔涿鹿县）。盖因汉世地名附会，不足据。太平御览州群部载帝王世系引世本，谓涿鹿在彭城，则今江苏铜山县也。＇战国策魏策云：“黄帝战于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起；禹攻三苗，而东夷之兵不至。”此为涿鹿在东方之明证。史记集解又引皇览，谓蚩尤冢在寿张（后汉县，今山东东平县），其肩髀冢在钜野（汉县，今山东钜野县），亦距彭城不远也。＇
大戴礼记史记又言青阳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