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经济分析-第7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7。2征兵
许多税种并不是显性的，征兵就是其中之一。反对征兵的经济理由有两方面。第一，由于政府使用的军事人力价格要比应征者时间的机会成本低，所以它会促使政府过度地使用人力而替代其他输入。这一反对意见在和平时期是有道理的（至少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是这样的），那时对军事人员的需求和危险都是比较小的，从而限制了政府取得足够的人员所必需的开支。但在战争时期，对纯粹自愿的兵员开支也是很大的。税率大幅度提高（例如通货膨胀率提高，这也是税收的一种形式），会有并正在产生（我们不久将看到）着低效率的替代效应。不可预料的战时征兵（因为战争是不可预期的）不可能具有同样的替代效应。它像是一种人头税。征兵使军队使用过多人力的激励和很高税率的低效率替代效应之间的对比是不确定的。但也许在军队不受严格预算约束的全面战争情况下，前者的低效率就相对显得不重要了，最佳的方法也许是要求所有体质合格的年轻男子参战。
反对征兵的第二种经济学观点是，征兵产生了新兵的次佳混合，因为它无视每个个人之间服兵役的机会成本差异。（所以征兵既从平民劳动力中取走了太多的人，又取错了人。）A可能仅仅由于放弃了年价值4万美元的工作机会（B的年价值只是1．2万美元）而并不比B更适于当兵，但只要A不是更差，军队就不会关心对他征兵所产生的更高的社会成本。而这种反对意见在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全面战争中就无说服力了。合格年轻人中适于服役的部分越大，从中选择合适的人的问题就越不严重。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些在必备岗位上的年轻人也可免服兵役，这是调整潜在新兵社会机会成本的一种原始方法。
在南北战争中，北方实施了征兵制，但也允许被征募的人通过雇佣他人替代他或交一笔固定的费用而免除兵役。这并没有解决征兵的第一种反对意见的问题（为什么？），但这解决了第二个问题。由此，总的来说它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允许必备岗位上的工人免除兵役但没有交钱免除兵役规定的征兵制度更有效率吗？或者，你能想出经济理由来说明每一种方法都可能是对该战争采用的最佳方法吗？
17．3货物税
我们以零售税（retail sales tax）开始我们的显性税收（explicit taxes）讨论：零售税要求生产者每出售一件产品都必须向政府缴纳相当其产品价格30％的税。生产这一产品的产业是具有竞争性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产品的税前价格是与其边际。成本相等的。像图17．1所表示的那样，税收的作用就是改变产业的需求表（在此，这一需求表被看作是产业的平均收入表而不是消费者的平均成本表）。产业产品价格将由边际成本和新平均收入的交点所决定。这一价格即为高于P1的P2，而P1即为税前价格。在价格较高的P2点上，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量要低于其对税前价格（P1）的产品需求量。价格上涨会使部分消费者转而购置现在看来较为廉价的产品，尽管事实上它们的生产成本要比原产品高，而且质量不如原产品——不然的话，这种替代可能发生在税收抬升价格之前。税收像产品垄断定价一样具有替代效应。
这种替代效应的大小取决于需求的价格弹性。如果需求是高弹性的，那么由税收引起的较低幅度的价格上升就会导致产量的较大幅度降低。作为销量的函数之一的岁入（由税收形成）也会低于对需求弹性较低的产品征税情况下的岁入。这样，使税收的替代效果最小化和政府税收收入最大化的目标就都赞成对价格非弹性的行业和活动课以最重的税——这就是拉姆赛原则（the Ramsey principle）。
但税收的分配效应又如何呢？由税收形成的政府岁入在图17．1中由阴影部分表示。要注明的是，大部分税收是由产品的消费者承担的，即q2×（P2…P1）。对消费进行征税总是趋于递减的，即穷人要比富人用收入中的更大部分来缴纳税收，因为穷人要将其收入的更大部分用于消费。事实上，产品的性质——它是否更容易为富人购买而不容易为穷人购买——也是很重要的。对游艇的税收就可能是递进的（受制于下面提及的限定）。但是，由于为富人所大量需求的产品并不必然（或普遍）就是那些无需求弹性的产品，所以有效率的货物税将通常是税率递减的，而一种税率递进的货物税常常是低效率的。
我们说过，产品税（widget tax）中的“主要部分”是由消费者来承担的；其余部分就来自用产品制造的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经济纯利。如果税收全部来自经济纯利，那就不存在替代效应，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优点。经济纯利是超出机会成本的收益，即是一种选择收益（alternativereturn），所以经济纯利的减损并不会使资源转向其他用途。而对经济纯利征税好像应采用速进税率：难道经济纯利的取得者不都是富人吗？他们确实不全是很富裕的人。要注意的是，产品税的作用之一就是减少被征税产业的产量，从而减少其对投入（包括劳动力）的需求。如果被资方所解雇的工人在其他地方有相同的就业机会，并且其重新安置成本为零，那么他们就不会受害于税收。但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将遭受损失。他们失去的是从现存职业中取得的经济纯利。
如果我们可以测试和衡量垄断利润，那么就可以对它们直接征税，而且由于它们是经济纯利，所以这种征税就不会有替代效应。但是，如果对垄断征收货物税，那么就会像对竞争销售者的物品征税一样必然会有替代和分配效应。如图17。2所示，货物税使垄断者面临一种新的需求（平均收入）表，并由此使他要重新计算其边际收入表。他的新价格（即边际成本和新边际收入的交点）比原来高了，而其产量却比原来低了。税收（图中阴影部分）是由消费者、垄断者（减少了他的垄断利润）和用于产品生产过程中的非弹性供应的资源所有者共同承担的。
货物税的经济分析还有待进行进一步的改进。我们已暗示性地假设，税是货物价格的某些份额（依价格决定）。但如此计算的税将使企业竭力地降低其货物的质量，从而降低了价格。例如，如果汽车货物税是基于带有可选择附件（空调器、立体声音响等）的汽车零售价所决定的，而且如果单独购买可选择附件不需纳税或纳税较少，那么汽车制造商就会在汽车上安装较少的附件。另一方面，如果税收是统一税（flat tax，如每辆汽车征税100美元），那么汽车制造商就会设法提高质量——因为质量的提高并不要求纳税。哪一种税收更可能是扭曲性的呢？你估计哪一种货物税更具普遍意义呢？
17。4不动产税
亨利·乔治曾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建议：用单一土地税代替所有的税种，以达到只对经济纯利征税的目的。但是，地租还无法满足现代政府的所有岁入需求。这里还存在一个衡量问题，这一问题起因于这一事实：土地既可由所有者自己使用，也可由他出租给其他人。如果我拥有一块土地，在上面建了一幢住宅楼并将之出租，我收到的租金中的一部分就是地租，但另一部分就是对财产改良的收入，而这种收入可能并不包含任何经济纯利。如果我拥有和占用我土地上的一所住处，我就会取得一笔相当于我出租住房所得租金的应计收益。应计租金的非货币化就可能会逃避税收。另一个问题是，许多土地所有者即使其从土地收取租金也并非是富人。对地租征收重税会使许多农场主、工人和那些以预期收入资本化的价格购置土地的退休者贫困化。假设一农场主借钱买了一块价格为1，000美元、税后年收入为100美元的好农田。后来，又要对土地征收每年90美元的财产税。他的收益由此将降至10美元。如果他将土地出售，他只能使购买土地的小部分成本得以补偿。
实际上，不动产税（real estate tax）除征收地租税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小税种。这样，真正的税收大量地落在土地改良、经营上，而不是在土地本身。结果之一就会人为地使土地所有者尽力避免（或拖延）其土地改良和经营。更重要的是，对土地改良和经营征收的基本上是一种货物税。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公寓住房的开发。如果根据房地租总收入而按一定比例征收不动产税，那么土地所有者就会像我们前面例子中的产品生产商对待销售税（sales tax）那样对待它：在全部产量水平上减少一定比例的平均收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收益最大化，他就将降低产量和提高价格。这样，税收的负担就将在消费者——租住公寓的房客——和靠房租生活的人——土地所有者之间分摊。
不动产税同时也侵蚀了财产权制度。假设我是某地的一个农场主，那里有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开发用以住房建筑。我的土地用作农田时价值只有10万美元，但房地产开发商却出价20万美元向我求购。我拒绝了他的要约，原因是这块土地对我在感情上而言具有更大的价值——我愿呆在这里而不想搬家，我不想以低于25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不动产税的估税官应如何估价这块土地的价值呢？如果他估价过高，那么我的农业收入就可能不足以支付税款，因为这税款的估算是以可能取得更高经济收入的其他用途为基础的，这样我就可能被迫将土地出售给房地产开发商。依估税官看，这种强制交换是一种好事，因为它增加了税基（tax base）。但土地对我却比对开发商更有价值。不动产税在此与国家征用权具有同样的效应，即故意地消除了高于市场价格的土地价值（参见3．6）。
但这种分析是不全面的。不动产税在事实上使政府成了“我的”财产的共同所有人。房地产开发商愿向我支付20万美元是因为土地对他值那么多钱，对此征税是依居住用地而非农业用地确定的。我的保留价格25万美元是依农业用地确定的。土地对政府的价值是因税费而不同的－－即，两种不同的预期税收收入流的现值，这一点必须要考虑。假设农业用地的税费是1万美元，居住用地的税费是6，000美元——这从政府立场看是最高、最好的用途。那么，财产总值将因强制我将土地出售给开发商而增加。你能看出这与收益流量对用水权出售的影响（3．10）之间的类似之处吗？
在前面这个例证中，购买出价的存在极大地放大了出于征税目的的不动产估价问题。我们可以评价一下以下自我估价的建议（事实上古代雅典曾采用过类似的方法）：由不动产所有人出于征税目的而对其财产进行估价，但他必须接受依其估价的购买财产出价。
17。5法人所得税
法人所得税（corporate ine taxation）从一方面看是一种对经济纯利征税的原始方法。在此，经济纯利是企业总收入和总成本之间的差额。问题是，这种税收的现存形式不允许减除自有资本成本，所以它不仅减少了经济意义上的利润或其他收益，而且（并可能是主要地）增加了自有资本的成本。结果是，企业设法变更资本形式，如用借入资本和人力资本替代自有资本，而这种成本企业是可以在征税前扣除的；另外就是企业用劳动力替代资本投入，用其他商业组织形式替代公司形式。而且，自有资本成本（不同于垄断利润或其他利润）是一种边际成本，所以，就像（显性）货物税一样，部分法人所得税将以提高价格的形式转移到消费者身上。
许多复杂的法律问题是由法人所得税所产生的，而且它们往往都具有经济意义。在此有一个例证。如果一个拥有大量财产的公司要进行清算，从而将财产转让给股东，但后来他们将之出售了，那么我们应将这种销售看作公司销售并依此征收法人所得税，还是将之看作股东销售并依此免征法人所得税呢？后者是国内税收法典（the Internal Revenue Code）的方法——而由于它引起了不必要的交易成本（为避免法人所得税而引发的清算成本），所以我们完全可以依经济理由来反对它。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会出现更为严重的资源配置失当的后果。假设一家公司有一个完全投保的工厂，后来工厂被火灾所毁。即使公司决定进行清算，减除工厂折余原成本的保险赔偿收入仍会被看作是一种可征税的公司收益。但反过来假设公司用全部保险赔偿收入购买或建造了一座新的工厂，然后将工厂出售后把全部销售收入分配给股东，而其分配依据就是销售前所进行的完全清算计划；这样，就不存在法人所得税问题了。这种税收待遇的差异可能会使企业即使在不购买或重建工厂而进行直接清算是更有效率的情况下也要购买或重建工厂。（为什么科斯定理无法消除这种低效率呢？）
法院已通过其法官制定的“实质高于形式（substance overform）”原则努力降低公司重整的社会成本，从而将全部目的和作用在于规避税收的重整和其他交易在税收问题上视为无效。当这一思想用于公司重整时，为了促进具有潜在有益经济后果的交易（如将风险重新配置到更有能力的风险承担者处、降低代理成本、将资产转向更有价值的用途等），可以对此免征所得税。如果他们的交易只是为了达到减税的目的和作用而没有潜在的有益经济后果，那就不应该用税收优惠待遇来鼓励，因为这种交易只会产生交易成本并将税负（tax burden）转向其他纳税人。它们仅仅是一种重新分配。
如果一个企业出售，那么买方是应将全部购买价格看作一种应折旧成本，还是必须对组成企业的各项财产进行各别估价以决定应折旧成本呢？后者是一种惯用的方法；而且当财产估价低于企业购买价格时，这种差额被转让到被称作商誉（goodwill）或继续经营价值（going－concern value）的无形财产上，而且无法因税收而折旧。这在经济学上有道理吗？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