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当空照中华-第1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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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钦命军机大臣李邦华总理入晋诸路兵马，统一协调指挥山西剿贼事务。

　　　　除此之外，皇帝也再一次传旨户部，由内府和太仓各出五成，发放崇祯二年一月至六月的军饷。

　　　　除了陕西三边五镇十余万人马之外，还有另外的六边七镇，以及京师三大营和近卫第一镇，总计又是将近四十万人的规模，又是一次就需要支出四百余万银元。

　　　　可以想想看，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要是不抄家、不吃大户，不从那些违法乱纪的宗室勋贵、巨商大贾、贪官政敌那里抢银子，单靠朝廷每年贫苦农民手中搜刮出来的四五百万两田赋税银，可以说，朝廷财政的崩溃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

　　　　也因此，当三日以后，李邦华交卸了手头的事务，前来乾清宫陛辞的时候，崇祯皇帝又交给了他两道圣旨，让他带去山西太原、潞安，分别交给晋王朱求桂和沈王朱埕尧，勒令晋王府一系和沈王府一系各出银三十万两，粮三十万担，支应山西剿贼事务。

　　　　所有这一切安排完了之后，正月也马上就要过去了，内阁、六部、都察院、通政司等朝廷中枢衙门，也才陆陆续续开门办公了。

　　　　送走了李邦华之后，崇祯皇帝刚想松口气，却在数日之后，就从开衙的通政司那里，收到了一大堆来自四面八方批评教育皇帝的奏章。

　　　　这一次的来势更为凶猛，而其中的绝大多数，却并不关心流贼肆虐山西的情形，他们的目的是攻击朝廷的开海诏令。

第二九九章　质疑声起（）　
看着司礼监送来的数十份清一色议论近来朝政得失，明里暗里质疑批评皇帝决策的奏疏，崇祯皇帝叹着气摇了摇头，开始一本一本地翻阅起来。

　　　　而这些由通政使司分送内阁，由内阁阁臣票拟出处理意见，再经司礼监分出轻重缓急，然后转呈给皇帝的奏疏，还只是内阁阁臣觉得并不过分，可以给皇帝御览的那部分奏疏，

　　　　有相当一部分奏疏，因为在批评教育皇帝的时候，言辞过于激烈或者用词不当等等原因，会被通政使司和内阁层层过滤掉，再经过司礼监的把关，确保其中没有有辱圣听的东西之后，才能最终来到皇帝的面前。

　　　　当然了，这是朝廷上下大臣们通过公开的渠道向皇帝呈送奏疏的渠道，如今多了一个密折的渠道，却是通政司或者内阁、司礼监，甚至是军机处都无权过问的。

　　　　因为密折走的是锦衣卫和东厂的渠道，而且本身的性质有点像是写给皇帝的私信，除非皇帝本人愿意转给军机处或者内阁办理，否则谁也不知道皇帝掌握了什么，或者拥有密折奏事之权的官员们向皇帝私下里奏报了什么。

　　　　近日崇祯皇帝就收到了几份密折，其中有喜也有忧。

　　　　报喜的是东江镇监军御史兼瀛洲镇守使毛维张的，说的是孔有德带着船队回到瀛洲岛，随船带去的除了给此前褚宪章押往东江镇的部分军饷军械之外，还有五万余男女老少辽东汉人难民。

　　　　而这些辽东汉人难民，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此前毛维张、陈继盛等人在铁山、定州等地招募的监军标营的家属。

　　　　如今这些难民登上瀛洲岛之后，毛维张按照皇帝给东江镇的旨意，也给他们在瀛洲岛上分了田。

　　　　毛维张还在密折之中请示，为了巩固瀛洲岛的防御，低于海面对倭寇可能发起的袭扰，想要再从这些登岛安置的难民之中，再招募两千青壮为兵。

　　　　对此，崇祯皇帝当然同意，而且已经以明旨的方式，让锦衣卫派出人手，往登州追赶前往朝鲜出使的姜曰广、李信和张溥等人，由他们一并带往东江镇。

　　　　报忧的则是延绥镇的监军御史马懋才，再一次报告了陕北的干旱与饥荒情形，并且再一次请求皇帝为西北几个边镇特别是延绥镇请饷请粮。

　　　　崇祯皇帝已经把这份密折转给了军机处。

　　　　而军机处如今还没有收到延绥巡抚孙传庭或者三边总督袁崇焕的公开奏疏。

　　　　因为密折总是会与公开给朝廷的奏疏走得快得多。

　　　　一来，密折是通过锦衣卫或者东厂的渠道传递的，锦衣卫和东厂的站点以及经费都比朝廷的驿站要多得多。

　　　　二来，密折是官员直接与皇帝的通信，不是官方上报的文书，不需要经过巡抚衙门或者总督衙门的审核，少了很多程序上的麻烦，也节省了不少的时间。

　　　　后世满清皇帝雍正推出密折制度的时候，很多人评价这是特务政治登峰造极的表现，说它是一大弊政。

　　　　但是在如今这个时空之中，不必说那些拥有密折奏事之权的官员们有多喜欢这个制度了，就是那些没有密折奏事之权的朝臣，现在也多数都承认，密折制度自有其不可比拟的优势。

　　　　在过去通信极其落后的时代，这种由官员直通皇帝的军情政情奏报渠道，会节省下很多的时间，省去很多不必要的内斗与内耗。

　　　　当然了，如今拥有密折奏事之权的这些京外官员，还没有一个人利用这个渠道，来批评和职责皇帝什么事情做得不对等等，一来他们都被赋予重任，忙得要死，也没有时间和机会去关心关注朝堂之上每天发生的事情，二来，这是密折，在密折里骂皇帝毫无意义，因为没人知道。

　　　　但是朝堂之上以御史言官为主的清流们，却喜欢没事找事，闲来无事骂骂皇帝挣名声、刷声望，是他们为官的日常。

　　　　崇祯二年的元旦大朝会结束之后，各个衙门早就闭门封印，回家过年了，没有人那么有闲心写奏折，批评教育皇帝。

　　　　然而元旦大朝会上所公布的几项朝廷大政，却并没有被人淡忘，相反在过年期间，很快就在京师官宦世家的圈子里传开了。

　　　　有人赞同，也有人反对，还有人揪住这件事没有在朝廷之上公开讨论过，就稀里糊涂地由几个阁臣给决定了，所以也上折反对。

　　　　而眼前皇帝的书案上摆放着的，正是这些批评教育皇帝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总之就是不对的折子。

　　　　有的批评大明朝廷自降身份，与朝鲜这个弹丸小国斤斤计较，争夺那些不值钱的土地，实在是有违朝鲜为不征之国的皇明祖训，有损大明礼仪之邦的光辉形象。

　　　　也有的批评说，大明朝廷如今内忧外患严重，皆是皇帝不修德政造成的，将朝鲜两道之地赏给东江镇的赳赳武夫，只会鼓励他们擅开边衅，从此大明边疆必将永无宁日，请皇上收回成命，等等。

　　　　当然，关于朝鲜之事的奏折还算是少数，只占了这数十份奏疏之中的三成罢了。

　　　　剩下的则无一例外，全都是反对和质疑朝廷开海诏书的奏折。

　　　　崇祯皇帝翻看了一遍，反对的理由五花八门，有的说开海有违皇明祖训，因为大明从太祖高皇帝起，就是主张海禁的。

　　　　这个理由虽然简单，但是看了看，多数反对开海的奏折里都有这一条。

　　　　事实上，明太祖朱元璋主张海禁，是有着明确目的的，并不是为了禁绝海上贸易，而是为了切断当年逃到海上的张士诚、方国珍部众与江浙沿海百姓的联系。

　　　　这样的政策，虽然写在了皇明祖训里，但是后来的历史证明，它们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了，毕竟张士诚、方国珍这些元末枭雄的部众早已经消失在大海之上了。

　　　　仅仅数十年后的明成祖永乐皇帝时代，大明朝廷的海禁政策就已经松动了，到了后来更是形同虚设。

　　　　海禁政策真正严厉执行的时期，也是倭寇作乱最为严重的时期，那就是嘉靖皇帝的时期。

　　　　当时浙江巡抚朱纨的严厉海禁，不仅没有禁绝了倭寇，反而让倭寇之乱愈演愈烈。

　　　　到了嘉靖皇帝之后的隆庆年间，朝廷上就已经有人发现了这个规律，那就是海禁越严，倭患越重。

　　　　因为闽浙沿海很多靠海为生的渔民、海商，由于朝廷的海禁政策而丢掉了饭碗，这些人要么与倭寇串通继续走私，要么就是干脆出海，成为海盗。

　　　　也是由于这个原因，隆庆皇帝的时候，朝廷在福建漳州月港设立了海澄县，开设市舶司，正式开放了月港这个港口，允许福建百姓，在月港出海，开展海外贸易。

　　　　月港的位置，就在福建九龙江的入海处。与以往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上大名鼎鼎的泉州相比，月港的地理位置、港口条件，其实都不占优势，而它之所以能够被隆庆年间的大明朝廷选中，完全是因为在朝廷开放月港之前，因为月港地理位置的隐蔽和不起眼，早就成为了闽浙沿海走私贸易的天堂。

第三零零章　图强之路（）　
闽浙的海商们将大量的丝绸、茶叶，以及来自江西景德镇的瓷器，从月港这个被闽南海盗盘踞的不起眼的小地方，偷运出海，与荷兰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进行贸易，一船茶叶、丝绸或者瓷器出去，运回来的就是几乎等重的白银。

　　　　正是因为海贸的暴利，所以月港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到了隆庆年间，朝廷计划开海，干脆因势利导，赶走了这里的海盗，在此设立了海澄县，开设了市舶司，然后进行官方允许的海外贸易。

　　　　而原本毫不起眼的月港，很快就一跃而成为大明沿海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

　　　　月港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变化，也是因为隆庆年间的开海，是并不彻底的开海，整个闽浙粤沿海长达数千里的海岸线上，只开放了月港这么一个外贸港口。如此一来，它能不迅速发展起来吗？

　　　　但是，月港的贸易虽然兴盛，大明朝廷能够从中收取的税银，每年却不过区区五万两左右。

　　　　而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朝廷虽然开放了月港，但关税税率却低的可怜。

　　　　那么，大明朝廷之上的大小官员都是傻子吗？

　　　　他们明知当时的海贸是暴利，为什么不提高关税的税率？

　　　　这就与当时明朝朝廷的开海思路有关了。

　　　　隆庆开海的目的，不是为了收取关税银子，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而是为了疏通海商贸易的渠道，使得这些海商不至于铤而走险，成为海盗，继续祸乱东南沿海。

　　　　所以他们的思路是，让海商们在这里好好地守规矩做生意就好了，根本没想过要从中攫取关税税银。

　　　　与此同时，闽浙粤沿海，除了月港之外，不收费的走私贸易港口到处都是，你提高了月港的出口关税，很多海商又要沦为走私的海盗了。

　　　　那么月港繁荣的海贸，到底便宜了谁？

　　　　一个是便宜了沿海走私的海商，另一个就是便宜了闽浙粤沿海的海盗。

　　　　史料记载，明末控制了闽海海峡，控制了月港海贸的郑芝龙，每年从往来海商身上收取的关税银和保护费，累计多达一千万两白银以上。

　　　　郑芝龙之所以能够养得起上千条的战船，数万人的水师，靠的就是从海商海贸之中收取上来的银子。

　　　　这一点，从他留给他的长子郑成功的庞大遗产之中，就能窥见一斑。

　　　　在南明时期，特别是郑芝龙降清之后，郑成功之所以依然能够经营起那么庞大的舰队和军队，靠的正是郑芝龙称霸闽海十数年，积累起来的富可敌国的巨额财富。

　　　　自从隆庆开海以来，闽浙粤三省沿海的海盗们占据着外海的海岛，把持着外海的航路，海商们从月港出发之后，还要给海盗买路钱。

　　　　因此，月港的海外贸易虽然繁盛一时，但是大明朝廷却并没有从中尝到太多开海贸易的甜头。

　　　　也正因此，除了开放月港之外，隆庆开海就到此为止了，没有进一步开放其他的港口。

　　　　如今则大为不同，崇祯二年元旦的开海诏书，在漳州月港开放的基础之上，一口气又开放了五个适宜海贸的港口，也就是广东的广州，福建的泉州，浙江的宁波，南直隶松江府的上海，以及北部沿海的登州。

　　　　这个时候的上海，当然还是南直隶松江府下面的一个小县城，完全没有后世魔都的一丁点儿样子。

　　　　但是包括上海县在内的这几个沿海城镇，却一个个都是天然的对外贸易港口，因为之前的海禁政策，除了官方偶尔会有的官方海外贸易之外，民间的海外贸易，完全处于压抑状态。

　　　　不过，这种带着资本主义社会特点的民间商业贸易，发展到明朝万历年间的时候，其实已经完全压抑不住了，就像春天来了，野草争着抢着要发芽一样，眼看着就要喷薄而出了。

　　　　因为受到所谓隆万开海的政策影响在内，当时整个东南沿海商业贸易已经非常普及了，民间商业氛围很浓，各种生意人很多，商人地位提高，整个社会就是一种笑贫不笑娼的状态，人人都在追求发家致富。

　　　　在这种状态下，大明朝廷如果还是不开放港口，将沿海地区的海外贸易从地下转为地上，将他们规范起来的话，那么大量的关税收入将会白白地流失掉。

　　　　所以开放沿海港口，规范民间海贸，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无论如何也要采取的大政方针，谁反对也没有，而且谁反对，谁就得从朝臣或者地方官的位置上滚蛋。

　　　　不过尽管如此，在内阁诸臣的坚持和劝说之下，为了稳妥起见，崇祯二年的这一道开海诏书，还是只开放了五个通商海港。

　　　　对内阁诸臣来说，开海通商有利有弊，究竟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现在还不好说。

　　　　而对于崇祯皇帝来说，也并不清楚东南沿海民间走私的海外贸易规模，究竟有多大。

　　　　同时，一个方向设一个对外贸易港口，也更方便管理，等将来积累下来一套成熟的经验之后，可以再开一批港口。

　　　　这样一来，阻力也能小上不少。

　　　　如今内阁阁臣、六部尚书这些人，平时与崇祯皇帝接触多，已经知道了这个皇帝的大体思路，而所有朝臣之中，对这类事务最有发言权的四位阁臣，以及礼部尚书、户部尚书，都已经表达了支持开海的立场，所以但凡是会看风向、识时务的朝臣，都不会轻易站出来反对。

　　　　然而，大明朝堂之上，从来就不缺少这种不识时务的愣头青。

　　　　这种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读书读坏了脑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