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当空照中华-第2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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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邦华在接到了皇帝的旨意之后，很快就召回了卢象升等人，一边向他们传达了皇帝对石门关之战有功将士的封赏，一边也向几人传达了皇帝下不为例的旨意。

　　　　如今在李邦华这边的军中，除了刘国能所部之外，有名有号有营头的流贼头目，就只有“八金刚”张存孟一个。

　　　　既然皇帝旨意不准收降赦免，那么等待这个“八金刚”张存孟的，也就只能是死路一条了。

　　　　李邦华还把当众处决“八金刚”张存孟的任务，交给了崇祯皇帝圣旨之中钦命的金州游击刘国能来执行。

　　　　自从神南峪陷落之后，宁乡县和广武庄方向的消息，没过几天就传到了李邦华和卢象升这里。

　　　　刘国能自然也多少知道了“大梁王”王左挂、“紫金梁”王自用以及“整世王”吴延贵的下场。

　　　　在经历过了王嘉胤和王二两个人的惨死之后，刘国能对王左挂、王自用、吴延贵等等这些大贼头的死讯，已经并不感到多么的惊讶和意外了。

　　　　此时此刻，他的心中有的是庆幸。

　　　　特别是，在他得知当今皇帝陛下在圣旨中只允许军机大臣李邦华接受他刘国能的投降，而且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其他贼头连投降的机会都没有了的时候，更是庆幸自己的眼明手快识时务了。

　　　　至于张立位和王国忠两人，李邦华不担心皇帝会不赦免他们，毕竟他们立下的功劳是绝对有分量的。

　　　　若不是他们两个合谋杀掉了王嘉胤和王二，并且把神南峪内搞得一片大乱，官军想要攻入神南峪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即使有大批的崇祯一式后装滑膛子母炮可以使用，想要攻占神南峪恐怕也不是十天半个月能够拿下来的，而且恐怕非得死伤个几千人不可。

　　　　与此同时，对于洪承畴在宁乡、离石和柳林堡等地大规模杀降杀俘的传闻，李邦华在听说了各种酷烈情形之后，心中本来是非常不满意的。

　　　　幸亏崇祯皇帝的这道旨意来得及时，要不然李邦华弹劾他的奏折恐怕就已经上路了。

　　　　当然，洪承畴的所作所为事前虽然没有报告到李邦华这里，但是事后还是报过来了，只不过涉及到杀降杀俘的细节，都是一笔带过，不管是宁乡的坑杀、柳林堡的处决，以及永宁州城外的活埋，他在派人送给李邦华的报捷文书里，只有一句类似的话：

　　　　“宁乡贼首王左挂以下降，闻石楼危，事急，尽杀之。”

　　　　“贼首王自用率众降，其麾下头目跋扈难制，虑其降而复叛，尽杀之。”

　　　　洪承畴在军报之中说的非常简单，但是架不住各种关于他如何坑杀活埋贼军俘虏的流言快速传播。

　　　　也因此，当身在军前的山西按察使张宗衡对洪承畴的做法大感不满的同时，就连李邦华和卢象升两人，对洪承畴的所作所为也非常的不以为然。

　　　　这些进士出身的文官，虽然身处剿贼的一线，却依然有着一种“流贼也是陛下赤子”的情怀，认为流贼不过是误入歧途的百姓罢了。

　　　　此时骤闻陕西巡抚洪承畴这样进士出身的文官，居然视这些误入歧途的百姓为仇雠，为这些人的人命为草芥，当然是十分不爽，不能忍受。

　　　　不过崇祯帝皇的旨意一到，两人也都不能再多说什么了。

　　　　因为洪承畴的做法与皇帝圣旨背后的意思是暗合的，而且洪承畴本人也是拥有密折奏事之权的，谁又能保证洪承畴这种残酷手段不是皇帝的意思呢？

　　　　当然，李邦华收到洪承畴的军报之后，在将其原文照转给远在京师的军机处的同时，也把山西按察使张宗衡弹劾洪承畴杀降杀俘多达三万之众的弹章，一起着人原封不动地转呈给了京师的通政司。

　　　　但是不管怎么说，洪承畴率军先灭了贼首“大梁王”王左挂所部人马两万，又灭了贼首“紫金梁”王自用麾下人马两万，同时俘杀贼军有名有号有营头的贼军头领十几个，这份功劳是谁也掩盖不了的。

　　　　何况洪承畴还让人将王左挂、王自用、吴延贵等人的头颅，一共十一颗，装在了一个大酒瓮之中，经过宁乡，一路运送到了神南峪，又一一经过刘国能、张立位和王国忠的辨认，都是确认无疑。

　　　　这个功劳，说起来，可是比孙传庭、卢象升、王国梁的还要大啊！

　　　　李邦华虽然因为杀降杀俘的事情，对洪承畴有了一些成见，但是对于洪承畴的功劳，他也是认可的，所以在收到宁乡大捷、柳林堡大捷的消息之后没多久，李邦华就将当下山西剿贼前线的总体形势，另写一份详细的奏折报告给了远在京师的皇帝。

　　　　如今李邦华已经离京督师半年之久，而且随着神南峪一带流贼主力的覆灭，山西剿贼的形势也算是呈现出了一片大好的局面，也算是暂时告一段落了。

　　　　因此，李邦华在奏报之中请示皇帝，是不是可以将山西剿贼的事务委托给山西巡抚张晓，以及延绥巡抚孙传庭负责，然后让他班师回京，同时也让陕西巡抚洪承畴回到陕西去。

　　　　其实，早在五月底的时候，崇祯皇帝就收到了神南峪大捷的捷报，当时不管是内阁还是军机处，以及京师朝堂士林都是一片欢腾。

　　　　毕竟这一次的大捷，等于是端了贼军主力的老巢，而且所有陕北流贼的带头大哥横天王王嘉胤也丢了性命。

　　　　说起来，可是要比孙传庭的静乐大捷、王国梁的黄芦岭大捷，要更有分量，含金量更高！

　　　　至于合谋合力杀死了王嘉胤和王二的张立位、王国忠二人，李邦华当然也都一一提到了。

　　　　这两个人，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当然是知道的，特别是与王嘉胤之死联系起来以后，崇祯皇帝立刻就在自己的脑海深处，找到了关于这件事情的记忆。

　　　　原本历史上，王嘉胤并不是死在吕梁山深处的神南峪，也不是死在崇祯二年。

　　　　但是，他却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就是死在了自己的妻弟张立位和族弟王国忠的手上。

　　　　事后，立下了大功的张立位，被历史上的崇祯皇帝钦命提拔为山西镇左协副将，而王国忠也被钦命提拔为山西镇蒲州协副将。

　　　　其中，张立位在崇祯七年后金军队入寇大同，攻入杀胡口的时候，与后金军队作战，身负重伤，不治身亡。

　　　　而王国忠则一直奋战在与各路流贼作战的第一线，因为一次作战失败，被免官，隐居绥德，崇祯十六年的时候，李自成麾下大将李过攻破绥德，王国忠被抓。

　　　　李过奉李自成之命，为了给王嘉胤报仇，遂将王国忠千刀万剐凌迟处死。

　　　　所以，知道了神南峪大捷的来龙去脉之后，崇祯皇帝虽然担心他们降而复叛而不愿接受流贼头目们的归降，但是对于历史上就亲手杀了王嘉胤，而且这一次还顺手杀了王二的张立位、王国忠，他还是非常放心的，根本不担心这两个人会有什么降而复叛的隐患。

　　　　不过，知道了王嘉胤、王二的死讯，又知道了李邦华、卢象升两人接下来的打算之后，崇祯皇帝并没有急着去对这次大捷进行封赏。

　　　　因为他知道，神南峪被攻占了以后，特别是第一代的流贼共主王嘉胤死了以后，拱卫在神南峪周边的流贼各部，立马就会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紧接着肯定还会有大捷的消息传来，到时候一并封赏更好。

　　　　果然，就在崇祯皇帝接连着几天，围着武英殿中已经制作完成的山西、陕西以及宁夏、甘肃等地的地形沙盘，揣摩着剿匪战局的时候，山西前线新的捷报送进了京师。

第四九三章　顺势而为（）　
进入六月，京师里炎热异常，五月中下旬的几场降雨，虽然缓解了京畿之地的旱情，让地里的庄稼长势良好，但是对于气温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京师之中，一点也没有因此而变得凉爽。

　　　　对山西的剿贼战事，崇祯皇帝虽然很重视，但却并不是很担心。

　　　　不管是李邦华、卢象升，还是洪承畴、孙传庭，这几个云集山西前线的将帅，可都是当今大明朝数一数二的精英人物。

　　　　若是连他们都搞不定如今这些在陕西混不下去跑到了山西的流贼队伍，那么就是自己这个穿越客亲自上阵，恐怕也没什么大用。

　　　　所以，山西剿贼的事情虽然重要，但是每次战报送进京师之后，崇祯皇帝除了批准李邦华等前线督抚的奏请之外，就是督促着户部仓场总督南居益和兵部侍郎兼武备院总监孙元化，一波又一波地，往山西方向调运粮草和弹药。

　　　　包括去岁以来，交由云贵总督朱燮元主持的西南平乱作战，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也是如此做法。

　　　　云贵总督朱燮元但愿有所请，但有所奏，都是一律允准，除了调运粮饷军械之外，坚决不搞遥控指挥，如今战事也不出所料，正朝着对朝廷有利的一面发展。

　　　　奢崇明、安邦彦这两支早已合流了的彝族土司叛军，如今已经被云贵总督朱燮元调集云贵川湖广等地官军，合围在了安邦彦的老巢，也就是山高林密的贵州西北，云贵川渝交界的水西地区。

　　　　这地方山高林密，汉人稀少，世代为当地彝族、苗族土司盘踞，而且真的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交通运输极为不便，大军开不进去。

　　　　若非如此，奢安之乱也不会前前后后延续至今，已达八年之久了。

　　　　考虑到历史上就是朱燮元平定了奢安之乱，所以，崇祯皇帝在将朱燮元任命为云贵总督兼贵州巡抚，授予其督领云贵川湖广广西五省兵马平乱的全权之后，基本上也就完全放手让他去干了。

　　　　如今果然不负所托，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之下，已经将奢崇明、安邦彦一伙土司乱军十万余人，围在了水西地区，如今正督领大军和雇来的汉人青壮紧锣密鼓地开山修路、伐木搭桥，向着位于涪陵江（也就是后世的乌江）上游鸭池河以西的水西宣慰司所在地慕俄格山城推进了。

　　　　一旦驿路修通了，那么世代镇守水西的安氏家族，就将迎来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

　　　　崇祯皇帝之所以放权放手，是因为他知道他选用的这些大臣的本事，同样也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斤两。

　　　　除了对明末的历史人物有所了解之外，他也只是知道一些明末的历史大势而已。

　　　　不管是在前世还是在今生，他都不是什么技术专家，也不是什么军事专家，再加上明末落后的交通和通信条件，要想对身在一线的将帅进行干预，十有八九会捅大娄子。

　　　　六月初四日傍晚，李邦华从石口遣人送往京师的山西最新军情，终于经过了八天的长途跋涉，送到了通政司。

　　　　崇祯皇帝得报大喜，当即招来内阁首辅李国鐠、阁臣兼礼部尚书徐光启、吏部尚书成基命，以及病情略有起色的军机大臣英国公张惟贤，议论封赏事宜。

　　　　而最令崇祯皇帝高兴的，还不只是官军在山西胜了流贼，而洪承畴在柳林堡内将王左挂、王自用以下十一名贼军领袖全部处决的消息。

　　　　这些贼头不死，将来仍是祸害。

　　　　除了肉体消灭，暂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至于杀俘杀降，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能够理解洪承畴的苦心，所以并不在意。

　　　　所以在召见朝中重臣，议论封赏的时候，心情大好的崇祯皇帝提议重赏，而且是对朝廷文官来说前所未有的重赏。

　　　　那就是封爵，封山西剿贼督师李邦华为侯，封洪承畴、孙传庭为伯。

　　　　历史上崇祯末年的时候，很多朝廷的文臣不愿或者不敢出京统兵作战，除了当时官军战斗力低下，常常是有去无回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打了胜仗，功劳是朝廷的，是武将的，前线的文官统帅，除了加衔没有别的好处。

　　　　而一旦打了败仗，朝廷很少去追究武将的责任，反而会把责任全都归咎到督师或者带兵的文官身上。

　　　　好多原本十分杰出的文官，不是被前线的武将坑死，就是被朝廷议罪下狱。

　　　　所以到了崇祯末年的时候，很多朝中的文官大臣宁肯辞官回家，也不愿意上前线领兵打仗。

　　　　因为打仗对他们的很多人来说，胜了没有令他们足以动心的好处，而一旦败了，不是兵败身死，就是被逮捕下狱，风险与收益完全不成比例。

　　　　以文制武的大方向，是没有错的，不少文官也有领兵打仗建功立业的夙愿，但是面对明末这种绝对的高风险与绝对的低收益或者零收益，谁还会甘冒风险为老朱家领兵打仗呢？

　　　　如今的崇祯皇帝就是想要改变这个局面，军功封爵制度不能一直局限在武将中间，文官有了军功，同样可以封爵。

　　　　而且此事也有先例。

　　　　王守仁即王阳明，就是因为在江西南昌郊外的新建最终平定了宁王朱宸濠之乱，而得以被封为新建伯的。

　　　　明朝进士出身的文官，因为军功而被封爵的屈指可数，不过三个人而已，可见文官封爵有多难。

　　　　但是凡是一旦有了先例，那就好办多了。

　　　　这一次，崇祯皇帝就准备学一学武宗正德皇帝了。

　　　　然而，陕西巡抚洪承畴先后在宁乡和柳林堡取得大捷的消息，传进了军机处的同时，也很快传遍了京师的朝堂。

　　　　不过，这一次引起朝堂议论纷纷的，不再是官军在前线的大捷，而是山西按察使张宗衡对陕西巡抚洪承畴杀俘杀降多达三万余人的弹劾。

　　　　这份弹章，经李邦华转呈给了通政司，然后被通政司报到了内阁。

　　　　张宗衡在弹章之中陈述的情形，令朝堂之上一些自诩清流的御史言官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刷存在刷声望的突破口。

　　　　如今官军在剿贼作战中的大捷，京师的朝堂上似乎已经听惯了，已经不再像之前那样，会为了前线的每一次胜利而激动不已。

　　　　好像胜利已经不是新闻，而洪承畴这种杀俘杀降的“恶行”，反而更吸引朝野的眼球了。

　　　　以往，通政司转呈给内阁的任何奏疏，以及皇帝通过内阁发给各地的任何旨意，六科廊和都察院都是有权查阅与议论的。

　　　　如今，制度有所变化，凡是涉及军务的奏疏，都是由通政司直呈军机处，若是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