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当空照中华-第2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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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广东沿海尤其通往南洋的必经之地南海一带的航道，几乎全部都被控制在广东大海盗头子刘香的手中，你这个海运船队过得去吗？

　　　　香港人刘香原本也是郑芝龙十八芝海盗团伙中的一员，后来两人之所以分道扬镳，固然有利益纷争在内，但是郑芝龙要归附朝廷，而刘香不愿意，这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郑芝龙投降大明朝廷之后，刘香随即投靠了几乎已经控制了整个菲律宾群岛的西班牙人，同时也在荷兰人的暗中支持之下，几乎控制了整个广东到巴达维亚和满喇甲的航线。

　　　　这种情况下你大明的官方船队，或者有官方背景的贸易船队，到南洋去贸易或者购买大米，哪有那么容易啊！

　　　　海运技术上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当你的水师力量还不足以与郑芝龙或者刘香对抗的时候，你搞大规模的海运贸易船队，那不是羊入虎口是什么？

　　　　即便是郑芝龙因为需要朝廷的支持而同意你经行闽海海峡，刘香能让你安然无恙地从他的地盘上经过，就算是刘香也同意了，此时还在与大明为敌的西班牙人、荷兰人能够同意？

　　　　如果事情真有这么容易，那么历史上的大明也不会亡了。

　　　　占城稻的大名，在明朝的时候中国人早就知道了，可是既然都知道安南、暹罗、满喇甲等地盛产大米，为什么大明朝廷不去购买，是大明的皇帝和大臣们都是瞎子，或者都很愚蠢吗？

　　　　当然不是。

　　　　归根结底，不过是鞭长莫及、力有不逮罢了。

　　　　默许，纵容，甚至是变相地鼓励毛文龙和郑芝龙这样的准军阀，不断地发展壮大实力，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大明朝走到了崇祯年间的时候，最缺的还不是粮食，而是时间。

　　　　所以即便知道纵容毛文龙和郑芝龙这样的军阀势力发展，很可能是一杯毒酒，但是只要不会在短期内毒发身亡，崇祯皇帝就得捏着鼻子喝下去。

　　　　至少郑芝龙归附朝廷之后，闽海以北的海上航运算是十分太平了，曾经活跃在浙江沿海、琉球一带和登州外海的大小海盗们，全都销声匿迹了。

　　　　这就是郑芝龙归顺朝廷之后带给大明朝的一个好处之一。

　　　　而姜曰广等人出使朝鲜的时候，朝鲜君臣为什么最后服软了？

　　　　还不是因为东江镇的力量，已经强大到了足以灭亡朝鲜的缘故？

　　　　所以，一切都要等到有了足够的实力才能顺理成章地去做。

第四九九章　走向海洋（）　
当崇祯皇帝的手指，在闽海以南海域也就是广东沿海外海的几个必经航道上重重点击的时候，沈廷扬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幼稚之处。

　　　　沈家搞得是民间海运，民间的船主或者海商，可以通过向郑芝龙、刘香甚至是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或者是荷兰人交过路费、通行费、保护费什么的，换取他们的通行保证和海上保护。

　　　　然而大明朝廷的官方船队又怎么可以向他们交保护费呢？

　　　　不光是大明朝廷的尊严问题，因为即便是你想向刘香或者他身后的西班牙人、荷兰人购买海上保护的时候，他们会同意吗？

　　　　如果保护费高于你运送的货物的价值，你还运个什么劲儿？！

　　　　如果你运送的货物的价值，高于你交的保护费，比如说其中有大批的兵器，大批的粮食，人家直接就抢了，还收你什么保护费？！

　　　　当崇祯皇帝把沈廷扬叫到乾清宫书房之中的时候，虽然没有直接这么说，但是沈廷扬很快就想明白了。

　　　　崇祯皇帝不是不想去南洋贸易，也不是不想直接拿着银子或者武器，去与南洋的小国国王们换取大量的稻米。

　　　　而是如今大明的海上力量实在是不够看，即便是郑芝龙归附了朝廷，也依然无法保证大明官方的贸易船队在粤海以南可以安全无虞地通行。

　　　　这个事情，真的是急不得。

　　　　沈廷扬意识到了皇帝的苦衷和苦心以后，当下也知道了真正的问题之所在。

　　　　虽然组织船队往南洋购买稻米的事情一时半会儿搞不了，但是崇祯皇帝还是十分赞成开展海上漕运的，至少能够尽可能大地提高漕粮从南方运往北方的运量和效率。

　　　　也正因此，崇祯皇帝还是部分地同意了沈廷扬的请求。

　　　　五月中旬的时候，给直隶总督南居益和天津巡抚梁廷栋，各发了一道圣旨，任命武英殿中书舍人沈廷扬为天津兵备道兼天津水师监军，并且先期拨给他一百万银元，令他在大沽口，也就是卫河（后世的海河）的入海口，设立官营的大沽口造船厂，由其亲任总办，招募工匠，督造大型的运输船和战船。

　　　　天津这个地方，万历时期开始设有巡抚，但是在万历年间这个天津巡抚的职位，只存在了两年，然后就撤销了。

　　　　直到天启皇帝即位之后，为了策应和支援辽东作战，才又恢复了这个职务设置。

　　　　然而，这个天津巡抚实际上管辖的地方，却非常有限。

　　　　一开始，主要是管理海防和海上事务，陆地上的天津三卫，归后军都督府直接管辖，而不归天津巡抚管。

　　　　至于其他的民政事务，要么归顺天巡抚管，要么归保定巡抚官。

　　　　军事上，则归保定总兵官管理指挥，营兵只设天津副将这个职位，隶属保定总兵。

　　　　后来，辽东屡败，辽事大坏，京畿之地也有了风险，天津的海上防务越来越重要，因此才又建了天津水师。

　　　　到了这时，除了巡抚之外，又设一副总兵，统管天津水陆防务，天津副将统带的陆上营兵，也转归天津副总兵统一指挥了。

　　　　如今，早已废弛不堪的天津三卫，也已经在崇祯元年京畿之地非沿边卫所的改制归流过程中撤销建制，一边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一边也化军户为民户，归入天津巡抚下辖的各县户籍了。

　　　　沈廷扬在五月底奉命抵达天津任职的时候，天津就是这么个情况。

　　　　如今的沈廷扬，也已经在南居益和梁廷栋的支持下，在大沽口圈好了船厂的厂址，目前正由天津水师副总兵黄龙带着麾下的人马，在大沽口的船厂挖造船坞呢。

　　　　沈廷扬本人则已经南下了，带着崇祯皇帝的旨意，到福建沿海，特别是福州、泉州、漳州一带，去聘请福建沿海的船工大匠去了。

　　　　因为造船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特别是大明能够自造的大型福船和如今比较先进而不能自造的荷兰夹板船和西班牙盖伦船。

　　　　永乐年间的时候，大明朝的造船水平，在当时的世界上要是称第二的话，估计也没有谁敢称第一，后来的海上强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等等，在当时屁也不是。

　　　　可是永乐年间过后，郑和下西洋的辉煌如昙花一现，如过眼烟云，很快就消散不见了。

　　　　二百年后，到了崇祯年间，别说是那种长达四十四丈（约一百四十米）、宽十八丈（约五十米）、从底舱到甲板高多达五层、超过五千料（相当于现在的排水量两千五百吨）的标准郑和宝船了，就是超过两千料的福船，也不是江南或者闽广沿海所有的船厂都能够建造的了。

　　　　说起明朝中后期沿海地区的造船业来，那可是说来话长了。

　　　　按照形制、法式和工艺，大概分为四个船系，也就是福船、广船、沙船和鸟船。

　　　　其中，福船的制造工艺，主要流行于福建沿海，之所以叫作福船，就是因为这个。

　　　　与此相应的是，广船主要是广东沿海一带的造船工艺，与福船比，它属于长而窄的类型，船体也很长，但是甲板以上显得窄一点，同时也不想福船那么高大如楼，所以在海上乘风破浪的速度，要比福船快很多。

　　　　而鸟船，主要流行在浙江沿海，规格比福船、广船都小，因为船头尖如鸟喙而得名。

　　　　至于沙船则是一种平底船，主要是近海、浅海以及内河航运的运输船，吃水比较浅，因此不耐风浪，运河上的漕船，其实多数都是平底沙船的形制。

　　　　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时候的船队，除了超大型的宝船之外，主要是福船。

　　　　而所谓的宝船，其实也是一种超大型的福船。

　　　　从宋朝的时候开始，特别是南宋的时候，这种福船就被作为福建沿海开展远洋贸易的主要运输船了。

　　　　虽然它主要是一种运输船，但是也可以装载火炮，进行海上作战，明朝中后期南北水师船队的主力战船多数都是福船。

　　　　在万历年间援朝抗日作战期间的露梁海战中，大明水师的福船比朝鲜人在后世的时候吹捧到了天上去的所谓龟甲船，强大得多了。

　　　　就是日本人引以为傲的所谓暗安宅船，在大福船的面前，也不过是小儿科。

　　　　因为同一个历史时期内日本人，能够建造出来的最大号的安宅船，也不过才五百料而已。

　　　　然而，明朝中后期的造船业，虽然在东亚地区仍然走在前列，但是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以及荷兰人商战两用的大型远洋商船相比，却已经落在了后面。

　　　　即便是原本作为远洋运输船型的福船和广船，也只能在近海地区进行贸易活动了。

　　　　因为永乐以后的海禁政策，使得对外贸易需求下降，大型远洋商船的制造工艺也很快落后了，到了明末，别说是五千料的海船了，就是两千料的都少见了。

　　　　造不了大船的话，就装载不了大量的补给品，所以也就不能长时间的远离海岸航行，所以也就没有办法像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或者荷兰人那样跨越大洋，去美洲这样的地方了。

　　　　走向海洋，当然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心心念念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要想走向海洋，你总得先有船吧。

　　　　而且还不是有船就行，你的海船还必须冲得出后世所谓的第一岛链啊！

　　　　如今大明的水师在东亚海面上，欺负欺负朝鲜、建虏甚至是日本，都还不成问题。

　　　　但是当大明的水师，面对刘香麾下数百艘船体坚固、速度更快的广船战舰，都不能保证必胜的时候，你怎么走出近海，去跟西班牙人、荷兰人的战舰怒海争锋呢？

　　　　要走向海洋，不能着急，必须先造出好的战船，虽说不是非要超越荷兰人的夹板船或者更先进的西班牙盖伦船（Galleons），但起码两千料的大型福船，你得能造出来吧。

第五零零章　又要传教（）　
六月的京师，城中炎热异常，紫禁城中高大宽敞的宫殿建筑，虽然能够遮挡和过滤掉很多的热量，但是依旧让人感到酷暑难耐。

　　　　就在这个六月的初六这天，崇祯皇帝刚刚封赏完山西剿贼前线的有功将士，安排好粤北民乱的善后事宜，并且再一次将朝中暗流涌动的，对于开海通商大政的反对，掐死在了萌芽状态，还没有好好休息上两天，就不得不再次面临一个棘手问题。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此前对于夷人夷教的暧昧与宽容，虽然换来了这个时代在华西方传教士的积极报效，换来了他们对于讲武堂、武备院、白冶城等各项朝廷事业的鼎力支持，但是也提高了他们对于如今这位大明皇帝的期望值。

　　　　去年以来，崇祯皇帝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夷人夷教的政策，都让耶稣会在华传教的负责人——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民等人觉得，他们似乎已经敲开了定居中国在华传教的大门，觉得耶稣会在中国传教的春天可算是到了。

　　　　比如，崇祯皇帝之前的诏令明确，只要在中国居留满三年，传教士公开出版或者向皇帝献上一本西洋科学或者技术著作，或者拥有为大明朝廷或者军队中任职服务的经历，就可以购房定居，经商或者传教。

　　　　这样的政策之开明，是他们这些传教士离开祖国多年，在全世界任何一个非天主教的国家，都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

　　　　因此，不仅他们本人想要在华传教的野心有所膨胀，而且不少已经在华的传教士，还纷纷写信给罗马天主教廷，特别是罗马天主教廷下属的激进派耶稣会，呼朋唤友，招募更多志同道合的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传教。

　　　　原本旅居在濠镜澳、马尼拉、巴达维亚等地的耶稣会士们，在接到了在华传教士的信函之后，了解了中国皇帝的政策，也不再觉得来华传教是个危途，开始纷纷北上，带着他们觉得大明没有的新奇物件，以及各种著作，经过正在逐步开放的广州港、泉州港，陆陆续续地进入大明境内。

　　　　跟在这些传教士后面的，还有泰西各国的商人。

　　　　关于这个情况，两广总督王之臣、南京礼部尚书周延儒，以及如今正在带着南镇抚司上下整肃重建整个江南锦衣卫各个千户所的骆养性，每隔上一段时间，都要发往京师一批详细的奏报。

　　　　所以，身在紫禁城中的崇祯皇帝，对于这些情况，也都是掌握的。

　　　　不过，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此时对西洋来的传教士们，还有许多需要借重和依赖之处，收拾他们的恰当时机，还没有到来。

　　　　不管是在穿越之前，还是穿越之后，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都是一个十分传统或者说正统的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各个流派，不管是天主教、东正教，还是什么新教，都没有什么好感。

　　　　至于白布包头或者黑布包头的那个什么回回教，则更是厌恶。

　　　　但是此时的大明朝，有多少大事等着去做，还不到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只好能用就先用着，能忍就先忍着，至少要等到消灭了对东虏之后才能着手处理这些问题。

　　　　然而，崇祯皇帝这么做，比如对于西洋传教士的倚重，对于西洋工匠技师的信赖，对于耶稣会在华传教暧昧不明的态度，却让很多人都产生了误解。

　　　　特别是这半年以来，崇祯皇帝及其朝廷的官员们，先是允许安东尼奥·德·卡波和胡安…迪亚士在通州八里桥开设私营的迪亚士火药厂，然后又允许葡萄牙人乔…罗德里格斯和葡萄牙上任戈蒂尼奥，在京畿之地开设玻璃制品厂，最后还要大量采购戈蒂尼奥在华烧造的压花玻璃，换装紫禁城中各大宫殿传统的窗纱窗纸。

　　　　这一个接着一个的举措，很快就在旅居大明京师的西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