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当空照中华-第4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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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巩永固这个驸马都尉一直是以内敛稳重这个特质而深得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的欣赏，自从除掉田尔耕，奉旨接任了锦衣卫的指挥使之后，性格更为内敛孤僻，更为沉默寡言，轻易不动情绪。

　　　　但是这一次，崇祯皇帝还没有接过巩永固呈递的密报，就已经从巩永固颤抖的双手与说话声中，发觉了巩永固心中的激动。

　　　　巩永固见了崇祯皇帝，当即跪在地上，双手捧着王国兴遣人送来京师的密报，用颤抖的声调说道：

　　　　“启奏陛下！王国兴那边有消息了！一切皆如陛下所料，人赃俱获，证供齐全！”

　　　　崇祯皇帝见巩永固这样的人看了王国兴的密报都难以掩饰心中的激动，那么这封密报必然不会让自己失望。

　　　　最近这段时间心情大好的崇祯皇帝，笑着让巩永固起来说话，并从巩永固的手中接过了王国兴的密报。

　　　　打开之后，一目十行地看下去，连着翻了几页，终于在最后的一段看到了自己想看的数字：

　　　　“金计贰佰贰拾陆萬肆仟捌佰捌拾捌两，银叄仟贰佰玖拾柒萬捌仟伍佰两……”

　　　　这还只是其中的两个数字。

　　　　然而就是这两个数字，加上了方正化麾下的东厂报送过来的，从张家口独石口抄到十一万五千六百两黄金，六百一十二万两白银，已然超过了当年抄没阉党家产与长芦、山东、两淮等地盐商所得金银的总和了。

　　　　这一笔金银现钱更是抵得上大明朝廷六、七年的财政收入了！

　　　　至于这一次抄到的盐引、地契等等可以当做金银使用的票据之类的东西，以及谁家土地多少亩、商铺多少家、庄园房屋多少间，牛马牲畜多少头之类的账目，崇祯皇帝此时此刻也没有心思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认真看下去了。

　　　　崇祯皇帝再一次一字一顿地念出了锦衣卫北镇抚使王国兴密报中的这两个数字，然后哈哈大笑起来，一边笑着一边说道：

　　　　“不错！不错！很好！很好！这一次，东厂和锦衣卫可算是赎去了之前疏忽大意的罪过，甚至可算是为朕为大明立下了一份功勋！”

　　　　明朝中期以后，全世界的白银主要的流入目的地国，就是当时的中国。

　　　　但是到了明朝末年，大明朝的官方和民间商业却又遭受了白银短缺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这个反常现象的根源，就在于当时大明朝的世家大族和大商人、大地主们窖藏白银的习性与特点。

　　　　这些挣到了大量的银子却舍不得拿出来花销，而是熔铸成巨大的银锭，窖藏起来，希望传给后世子孙。

　　　　因此，随着白银财富在大商人大地主的手里日益集中，明朝中后期虽然有海量的白银涌入当时的大明，但是大明朝市面上流通的白银，却是越来越少。

　　　　大明普通的老百姓手里银子越来越少，朝廷也就收不上来银子，于是大明朝的财政问题也就越来越突出。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知道这其中的问题所在，因此也对出了名抠门的晋商财团给予了巨大的期望。

　　　　看来这一次，这些通虏资敌的抠门商人们，果然没有让自己失望。

　　　　有了这样一笔钱，今后两三年的财政问题，又可以接着维持下去了。

　　　　一旦再挺过两三年，到了崇祯六年、七年的时候，想来之前新开辟的几个财源，也该步入正轨了吧。

　　　　比如南北榷政使司所属各个通商口岸的海关市舶司所，比如南北户部所属的铸币总厂，再比如南洋公司、经世银行，等等。

　　　　等到这些新开辟的财源走上了正轨，形成了循环，有了源源不断的财政支持之后，如今这种依靠杀富济贫式的抄家和对内掠夺式的聚敛而缓解财政问题的做法，就可以放弃了。

　　　　毕竟，这种方式虽然来钱快，但却具有极大的破坏性，而且也不是那么公平。

　　　　尤其是，这些富商大户也不是抄之不尽、抢之不竭的啊！

　　　　而且抄了这些晋商世家之后，等于是将宣大、山西两地的商业、经济一下子全盘摧毁了。

　　　　虽然短时间内聚敛起来了大量的金银，但是这个行为的代价却也是极其巨大的。

　　　　如今，宝和公司虽然暂时接收了宣府各口的商铺、货栈等产业，但是要想恢复过去贸易昌盛的局面，非得几年之后才能做到了。

　　　　然而，即便是有着这样的代价甚至是危害，但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却也只能这么做。

　　　　正所谓，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大明朝危机四伏的局面，让他无法继续等待下去。

　　　　即便是饮鸩止渴，他也只能毫不犹豫地先喝下去了再说。

第七五九章　莫此为甚（）　
锦衣卫北镇抚使王国兴派人送至京师的密报中，除了详细报告这次抓捕卖国晋商过程中抄到的各种金银商货、土地宅院等巨额财产之外，也报送来了所有抓捕到的人犯名单。

　　　　按照崇祯皇帝之前的密旨，但凡列名在后世满清内务府八大皇商之列的汉奸，如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盛兰、翟堂、黄云发，这八家全部财产抄没，全部男丁处死，女眷充军瀛洲。

　　　　那些没有列名后世满清八大皇商之列，但却也在这次行动中被认为在这八家晋商的经营之中入过股、分过红，或者供过货的那些山西官商世家大族，则是另外一等的处置办法了。

　　　　早在居庸关中的时候，崇祯皇帝就想过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办法，也是最少阻力的做法，就是由锦衣卫抓捕到之后，直接定罪处死。

　　　　也就是，拿到了供状之后，先杀了再说，免得朝中大臣们再说废话。

　　　　这就叫作诏狱，也是锦衣卫最为拿手最为习惯的处理办法。

　　　　不过后来一想，这样做，未免太简单太草率了点。

　　　　虽然这些卖国的商人们受到了惩罚，但是对于满朝文官武将，以及对朝野上下的商民百姓，却是起不到多大的警醒和教育作用。

　　　　要想起到这个警示的作用，就必须把这个事情搞大，而且是搞得足够大，大广为人知。

　　　　只有人人皆知这些人通敌卖国的罪行，今后九边各口的商民百姓，以及沿海和内地的商民百姓，才会真正意识到通虏资敌罪名的严重性，以及后果的严重性。

　　　　说是杀鸡骇猴也好，说是杀猴骇鸡也行，总而言之，只有这样才能够警醒教育后人。

　　　　也因此，就在崇祯皇帝接到王国兴密报的当日下午，崇祯皇帝在锦衣卫指挥使巩永固的陪同之下，终于下定决心召见了内阁首辅李国镨、阁臣兼礼部尚书徐光启，以及督察院左都御史李标、刑部尚书乔允升、大理寺正卿刘宗周。

　　　　一方面，崇祯皇帝让锦衣卫指挥使巩永固，正式向参加这次乾清宫御前会议的这几个重臣，通报了范永斗等杀胡口山西商会各大东主甘作建虏内应，协助建虏破城的内情。

　　　　同时，也简要通报了宣大沿边各口晋商多年来通虏资敌的一些恶劣情况。

　　　　另一方面，由崇祯皇帝亲自拍板决定，将东厂在宣府、大同等地抓捕下狱的通虏资敌晋商分子，以及锦衣卫在山西各地抓捕的通虏晋商，还有锦衣卫和东厂拿到的各种账簿、商路图和犯人签字画押的供状等等人犯和罪证，正式移交给三法司择日公审。

　　　　崇祯皇帝对众人说道：“皇祖万历以来，朝廷准许塞外鞑靼蒙古俺达汗部与大明封贡互市，因着王崇古久任宣大总督的机缘，晋地商民百姓蜂拥而至，几乎垄断宣府、大同等地边贸。当年大明与蒙古通商和好，此事本也无可厚非。

　　　　“只是俺达之后，塞北风云多变，与我多为敌而非友，宣大沿边各口之山西商会无视朝廷禁令，向以贿赂边将而通行关外，与虏贸易。

　　　　“自来边关贫瘠，物产不奉，商旅之人逐利而行，也属人之常情。先帝及朝中大臣或有知之者，也多念此等人虽通行边外，但却利存关内，也算造福一方之民，未曾对此等人行霹雳手段。

　　　　“然则，却有一些晋地商人见利忘义、欲壑难填，不仅与塞北蒙古各部通商贸易，而且还胆大包天，视朝廷三番五次之禁令为无物，与大明之仇敌建虏女真人通商贸易。

　　　　“朝廷明令禁止输入辽东边外之铁器、粮粟、布匹等紧要物资，此八家商人贪图暴利，亦卖力输入。

　　　　“此八家如此作为，正是送利刃与仇敌也，可见心中全无家国民族之念！通虏资敌，莫此为甚！”

　　　　崇祯皇帝的这番话说到了最后，原本白皙的脸上，因为突然发作的愤怒而胀红，让在座的各个大臣都感受到了皇帝心中的怒火。

　　　　东厂在宣府等地的行为，以及锦衣卫在山西的行为，已经引起了朝中许多大臣的注意。

　　　　那些跟着皇帝去过居庸关的重臣，当时都知道当时皇帝的态度，所以这其中的部分人物回京之后，不管朝野之间对于锦衣卫和东厂大肆搜捕晋商问罪的“胡作非为”有多少议论，一概保持沉默。

　　　　但是对于督察院中的许多御史，对大理寺、翰林院、詹事府中聚集的许多清流文官来说，这显然又是皇帝的一项恶政。

　　　　纵容皇家鹰犬抢掠富商巨室之财产，还不是恶政么？

　　　　在他们看来，今天皇帝打仗需要钱粮，可以去抢晋商，将来再打仗或者干什么缺钱的时候，或许就该抢他们之中的江南商人了！

　　　　也因此，自从东厂和锦衣卫抓捕晋商的行动全面展开之后，朝野之上就有许多官员，不断上书弹劾锦衣卫和东厂，说他们打着皇帝诏狱的旗号骚扰民间，劫掠民财，伤天害理，祸乱地方。

　　　　不过，与皇帝行在的官员们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的内阁首辅李国镨，以及朝中许多在皇帝行在有着自己的消息来源的大臣，却早就明白了皇帝的态度。

　　　　比如督察院的最高长官左都御史李标，刑部尚书乔允升以及大理寺正卿刘宗周等人。

　　　　李标也好，乔允升也好，这些人都是当年东林党的同路人，算得上是朝中清流文官们比较认可的高官了。

　　　　而刘宗周更是当年东林党人之中较早被贬斥的人物。

　　　　这些人在崇祯皇帝即为之后很快被推荐起用，也让当时刚刚继位的崇祯皇帝得了很多的好评。

　　　　若是搁在平常时候，他们是一定会出面劝谏皇帝不要这么做的。

　　　　但是这两三年来，宦海沉浮多年的他们，早已看清了如今的朝局，也看清了如今这个皇帝的性子。

　　　　这个皇帝要做的事情，他们挡不住，为了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晋商强出头，只会引火烧烧身，甚至是让自己丢官罢职。

　　　　所以，他们虽然对锦衣卫、东厂的做法不满，对皇帝借着杀胡口晋商通敌这个名头，将抓捕晋商的行动扩大化的做法不满，但是他们不会轻易站出来反对皇帝。

　　　　一方面，杀胡口晋商范氏、王氏等人通敌的事情，目前已经是证据确凿。

　　　　另一方面，这些晋商当年走私边外，与北虏、建虏通商贸易的往事，也的确早有各种传闻。

　　　　那些晋商豪门的背后，都有他们自己的门路，也有他们自己在朝中的关系。

　　　　现在这些晋商东窗事发，出了事情，若是需要有人出面，也该是他们供奉的那些人物出面。

　　　　总而言之，这些人跟出身江南的东林党人没有一毛钱关系，自己干嘛要冒着得罪皇帝的风险，为这些老西出头？

　　　　也因此，即便是如今以犯颜直谏而闻名朝野，被誉为崇祯朝第一炮筒的大理寺正卿刘宗周，也难得地保持了沉默。

　　　　刘宗周当然对锦衣卫和东厂这样的机构充满了敌意，一有机会就要劝谏崇祯皇帝消减锦衣卫和东厂的权力。

　　　　但是与此同时，作为一代儒学宗师的刘宗周，也对见利忘义的商人充满了成见。

　　　　尤其是当他听闻，杀胡口的晋商竟然勾结建虏甘作内应，使得建虏入关，肆虐宣大，无数百姓家园被毁，流离失所，他对那些见利忘义的商人，更是充满愤怒。

　　　　刘宗周的理想，与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的儒家宗师级人物一样，那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搁在刘宗周的身上，就是要辅佐大明皇帝，将大明朝建成一个王道乐土、大同世界。

　　　　在他的王道乐土之中，皇帝贤明，百姓淳朴，四海安澜，天下太平，圣天子安坐宫中即可，自有士大夫治理天下。

　　　　总之，没有商人和武人的位置，有的只是诗书礼乐耕读传家。

　　　　也因此，对于孜孜以求以追逐商贸利益为能事的秦晋边地商人，刘宗周本来就没有什么好感，到了这个时候，除了对皇帝让锦衣卫和东厂绕过各地官府而直接抓人有点意见之外，对于被抓的对象，他却并不在乎。

　　　　因此，等到这一次，崇祯皇帝将他们召进宫中，将锦衣卫和东厂经办的这个晋商通虏资敌或者说通敌叛国的案件，移交给由刑部、督察院、大理寺组成的三法司公审，这几个人当然没有意见。

　　　　之前这些人对于崇祯皇帝将这个案子交给锦衣卫、东厂来办而产生的那些腹诽和抵触，也随即烟消云散了。

　　　　此时听了皇帝话，人人都是点头领旨。

　　　　而崇祯皇帝为了让他们从重从快处理，又接着对他们说了一番话。

　　　　崇祯皇帝说道：“天下四民，士农工商，在朕这里从来不分先后，一视同仁！

　　　　“今日治罪宣大山西等地之十四家晋商，非为其人行商边外、唯利是图，实因其众通敌叛国、谋危华夏也！”

第七六零章　会审定罪（）　
崇祯三年二月初三日，刚刚开衙办公的刑部、督察院、大理寺，就分别收到了来自内阁起草的圣旨。

　　　　崇祯皇帝在明发三法司的圣旨之中，正式将锦衣卫和东厂之前一直根据按照诏狱承办的晋商通虏资敌案，移交给朝廷的司法衙门。

　　　　原本暗流涌动的朝野舆情，也因此平息了下来。

　　　　山西巡抚张晓及一众山西官员的目光，以及京师朝堂之上文武百官的目光，也全都一下子从锦衣卫和东厂的身上，转移和聚焦到了刑部等三法司的身上。

　　　　杀胡口、张家口等地晋商通敌卖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