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北方-第1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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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见赵天一给总统的建议（其实只是呈报，算不上是他的“建议”）没有被总统采纳，看到他有些紧张和失望的表情，就决定出面支持一下这个自己比较喜欢的年轻人。当然，他也并不完全是为了支持赵天一，也是有自己想法的；目前民国已经存在的政治团体和党派组织大大小小差不多一百多个。由于袁世凯领导的政府开始了全面建立议会民主制的最初尝试，言论自由以及其它因素，出现了众多的党派；虽然已经被取缔或者自己消亡了不少，但仍然有这么多还存在。比如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民社统一党、共和统一党、公民急进党、大同民党、进步党等，还有什么国民协进会、国民共进会、中华联合会、国民协会、共和俱进会、共和促进会、国民新政社等等。这些政党和团体中，由革命党和同盟会发展转变而来的新国民党，虽然成立时间短了一些，但其组织成员以及人数都是前几名的，并且在政党运作方面和影响方面，也远远超过了其它的政党，自然会引起徐世昌的重视。
徐世昌看来，以后的中国政坛，还是要以“和”为贵；这是他为官多年的主政心得，更是中国儒家文人“中庸之道”的体现。他想成立一个让所有国人满意、所有大党都参与的民主政府，所以对于新国民党这么一个“大党”，自然不会轻易放过。既然人家都愿意低头，且都已经低头了，政府为何不能放下架子，与其结一个善缘呢！所以，在听了袁世凯的话之后，在看看赵天一的样子，徐世昌就站出来说到：“总统，其实这也是彰显总统成就的一个地方。今年三月，我们的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就要召开，那个时候，不管是（服从中央政府的）所有政党，还是普通的民众，都将对此翘首以望，且寄予厚望。既然已经准备召开大会了，派一个人去见见那个黄克强，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这即不丢政府的脸，也能给我们涨面子。我的看法是，既然总统也同意派一个人去，那级别还是要高一些的好；总统可能忘记了，这个黄克强曾经可是政府的参谋总长，还担任过南京留守府留守、川汉铁路督办等职。更重要的是，他也是我们政府授予的陆军上将，还是最早的那几个人之一，这身份，也不低；我们总不能随随便便派一个小科长过去吧，难道我们政府的陆军上将就这么不值钱”？
听了徐世昌的话，屋里其它几个人也开始小声议论起来，怀仁堂里面顿时嗡嗡嗡地响起来。袁世凯见状有些不耐烦地说道：“菊人，那了说怎么办，派谁去合适，总不能是你这个国务卿亲自去吧”！说到最后，袁世凯自己也笑了起来，他想到了自己和黄兴第一次见面时的样子，这位湖南骡子还称赞自己为“当代华盛顿”。想到这里，他就开始幻想如果是徐世昌到上海见黄兴，会是一个什么场景。他刚才有些不耐烦，不是对徐世昌不耐烦，而是对这个事有些不耐烦；他与徐世昌的私人关系，和王士珍一样，非常地深厚，所以不存在让徐世昌高不高兴的事情。
听了袁世凯有些发牢骚的话，徐世昌确实没有任何生气的感觉，他调侃到：“如果我手头上的事情不多的话，让我去也未尝不可。就算我去不了，见黄兴的人，还请大总统慎重对待，万不可随意行事”。徐世昌讲完之后，一直没有说话的段祺瑞也表示赞同；他也是考虑到将来的一些情况，希望能够多一个朋友少一个政治对手。袁世凯见两位主要手下都有相同的看法和意见，就想再问问总统府秘书处的秘书长梁士诒，看他对待此事是一个什么意见；自从王士珍外放四川接替陈宦担任四川将军之后，袁世凯身边能够和他说得上话的人也就是梁士诒了。杨度、孙毓筠等人均已经回老家去了，袁世凯身边亲信虽然也不少，但能说上话的人已经不多。
就在袁世凯刚要开口的时候，外交总长陆征祥走了进来；他是来向总统报告和日本人进行的谈判事情的。从一五年十月开始，中日之间的谈判已经进行了三个多月四个月了，但最终的结果却一直没有能够达成。除了中国方面的条件太多太过于严苛之外，日本方面在谈判过程中的拖拖拉拉，总是在一些环节上面软磨硬泡讨价还价，致使谈判过程断断续续，谈判进度一拖再拖。甚至在今年元月初图门江事件爆发时，日本方面还但方面提出终止谈判，要求中国军队退回图门江以北地区以后谈判才能进行的条件。结果参谋总长赵天一去了一趟谈判地点，中国的六架轰炸机到平壤上空飞了一圈之后，这些话音都消失了，谈判正常进行。
中国对日本提出的“八大条”，前面几条中的一些款项都已经在实施，比如日本从中国撤军的事情，已经完成了七七八八。现在除了在北京使馆街日本使馆有一个小队的日军，天津有一个中队的日军，上海的日租界有日军之外，整个华北就再没有日本军队的存在了。当然，在旅顺，在南满铁路沿线，还是有日本军队以及所谓的护路军存在，再南方的厦门，有日本驻军存在；不过南满铁路的日军护路军，人数已经由一千五百人减少到五百人。整个东北地区，日本人的行为都收到了很大的限制，不复之前那样一家独大，享有各种特权。不过中国政府提出的第三条：“日本政府允准，将南满铁路使用以及管辖权交还中国政府”，以及第四条“日本从朝鲜撤兵，将朝鲜归还其原宗主国，并允许中国在朝鲜半岛水原和江陵以北任何地方开建商阜”等条款，日本人是怎么都不答应。南满铁路问题上，日本人当初是通过战争行为从俄国人手里夺过来的，谈判最后日本人只答应减少护路军人数，以及停止在铁路两旁进行矿物开采。现在双方就日本对中国开放佐世保、长崎、福冈、神户、大阪、东京等城市，以及日本将旅顺归还中国、日本从朝鲜撤军进行谈判。原本打算的要日本赔款，也是双方口水仗的一个焦点，日本谈判代表日置益竟然当众流泪，表示日本国大藏省已经是没有一分钱的存货了，中国要是再要求赔款，自己等人只好把衣服卖了。
见陆征祥进来，袁世凯也就没有心思去关心谁去上海和黄兴见面了。前文讲过，袁世凯在日本人手上吃过很多亏，从以帮办朝鲜军务身份驻藩属国朝鲜，那时起日本就曾经多次派人暗杀袁世凯。最后他被日本人逼迫化妆逃离朝鲜，到当上民国总统，日本人仍然以上国的姿态对待他，在他心里面早就恨日本人之极。如今又机会修理日本人，赢回当年的面子，他怎么能轻易放过；对日本的八大条，最苛刻的部分就是他和赵天一商议拟定的。让日本人难过，他袁慰亭就高兴；能让日本人难过的人，就是他袁慰亭的能人。这也是赵天一在袁世凯心目中有位置的一个原因，攻青岛、炸海城，这些都是不世之功。
第二卷 一战风波第二六五章 南行 爆发（）
第二卷一战风波第二六五章南行爆发
在怀仁堂前厅门口，徐世昌叫住了正要走远的赵天一，几步走到他的身边小声地说道：“健行，从上海来送信的新国民党的人还在北京吗？我想见见他，跟他了解一些上海的事情。如果方便的话，可不可以让他晚上到我家里来一趟”。“还正好，送信的人有事在北京多留了两天，就住在我家附近，我这就派人回去给他送信，让他晚上到您家里去拜访您。不瞒总理，这位从上海来的年轻人，和我还谈得来，关系相处的还不错，您老就多担待一些”。赵天一也没有将自己和蒋介石的关系藏着掖着，直接告诉了徐世昌；徐世昌指着他一笑：“你呀！也就是一个军人，否则别人还不知会怎么想，光是总统身边的那些人，就够你烦的”！
赵天一耸了一下肩膀，将军大衣的衣领子往上提了提，又故作无奈的摇摇头，然后转身就准备走。谁知徐世昌一把又拉住了他：“健行，我刚才突然想到了一个事；这政府去上海和黄克强见面的人，也许你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首先你和新国民党的党魁有关系，又在里面有朋友熟人，这个对见面很有帮助；再说了，你的威望在那里，就算是革命党人，也没有指责你的理由。不错不错，等下我和芝泉商议一下，然后报告总统，由他同意”。赵天一看徐世昌这么笃定，心里想到“孙大炮革命党人不知道在怎么恨自己，还‘没有指责的理由’”；只不过这话他不能说出口，只能另想他法说道：“总理，你知道的，说起政治这玩意，我最讨厌；再说了，全国各地的陆军编练已经好好几个月了，都在等着我去检查，我可真没有时间去上海见黄克强”。
说真的，赵天一确实是不想去上海，因为到了那里就必须得和上海地界上的三教九流各种人物见面；而他，现在还不想过早的和这些人打交道，因为现在和这些人接触，都是找他办事帮忙的，而且都是和一些商品、军火有关系。这几年山西、陕西等内地工厂生产的日用品非常的抢手，像什么牙膏、香皂、肥皂、各种护肤品，还有什么衣服、床上用品等等；不但质量比外国进口的要好，价格还便宜很多。至于包头太原兵工厂生产的军火，在黑市上的价格，那就不用提了。所以很多高等级商人都把眼光瞄向了赵天一，任何时候，商业间谍的鼻子都是最灵的；他们从赵天一在山西发展工业，修建工厂这些方面入手，最后慢慢感觉好像山西最大的老板就是陆军参谋总长。
徐世昌还想说什么，赵天一已经大步走远了，他就朝赵天一的背影说到：“健行，回去好好考虑一下，我觉得，你去很合适”。已经快要出前厅北门，进入礼堂的赵天一朝后摆摆手，就走出了怀仁堂前厅，进入了礼堂。就在徐世昌还想追上去说几句时，却又见赵天一从礼堂门口探出上身说了句：“到时候再说吧”！然后又消失不见了。徐世昌只能作罢，转身从怀仁堂前厅南门（正门）走了出去。
原来赵天一以为徐世昌让他去上海只不过是一个临时主张，说说也就算了；没有想到总统袁世凯最后竟然点名叫他也去上海，是陪同国务卿徐世昌一起去。这下赵天一克实在是没了辙，他自己一大堆事还忙不过来，哪有时间去上海！哪怕是两天时间。不过袁世凯把他单独找去谈了一次话后，赵天一只能同意去；老袁也清楚自己这个女婿很忙，不想去上海浪费时间。但去上海和新国民党见面，梁士诒已经提醒他了，这关系到他下一届总统选举的大事，必须得派一个“自己人”和徐世昌一起去。正好徐世昌提议要赵天一去，袁世凯一看，嗯，不错，这个是自己人，就决定让七女婿去。在和赵天一的谈话中，袁世凯也是特别交待，去了上海除了代表自己看望黄克强和几位新国民党元老之外，重要的是要摸清这伙人在三月份国民代表大会上的举动，有没有回危害到政府（袁世凯自己）利益方面的事情。就这么的，赵天一作为国务卿特别助理，陪同国务卿徐世昌一起，去上海看望病重的黄克强。
一月十九日，徐世昌一行人坐上南下的火车前往上海。按照赵天一的风格，去这么远的地方一定是要坐飞机的；可惜此一行除了徐世昌和他，以及蒋介石之外，还有十余位随行人员。有些是二人的警卫侍卫，有些是总理衙门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和此行有关的人；这么多人一架飞机可坐不了，赵天一又不想派两架飞机，最后只能坐火车去上海了。临行前，赵天一派人将自己连夜（凭借记忆）赶制出来的m1加得兰式半自动步枪图纸送往包头，交给加得兰，希望对他的研究有帮助。对于加得兰，赵天一是寄予厚望的，他希望这款后世闻名的步枪，能够在加得兰得到自己金钱和技术的资助之后，一年之后能够面世，也就是一九一七年面世。他已经告诉了郑好，对加得兰，一切敞开，他需要什么提供什么，金钱、材料、设备、人手等等；而且对他的研究过程不得干涉不得影响，随他去做。
民国初期的一九一六年，北京一共只有三个火车站，即东车站、西车站、西直门车站。从北京到上海那时候没有直达的，必须从东车站上车，坐火车到天津；到了天津以后，就要走津浦线（天津到浦口）。坐火车到南京长江北岸的浦口，在那里下车，人车分离坐渡轮过长江，到南京下关车站再上车，坐一段宁沪铁路，宁就是南京，然后再到上海。整个旅程基本上要走近六十个小时，光是从浦口到南京下关这段水陆换乘，可能在南京等大半天；京沪线当时修得最好的一段是宁沪铁路，不过宁沪铁路是宽轨，和北方的铁路不一样。
这些赵天一都不知道，等到火车在浦口下车，转乘渡轮过江时，他这才恍然大悟似的，后悔自己竟然忘了这茬，不自觉的在嘴里念叨“太晚了！有些晚了”！同行的徐世昌不知道他在说晚什么，就问：“健行，什么晚了？放心，不会耽误事，我们的火车很准时的”。他那里知道赵天一说的“晚了”是指在长江上修建大桥晚了；要知道，这个时候他已经在黄河上修建了三座大铁桥了，包头一座、兰州一座、吴堡一座，现在正在修建银川的一座。随着包头钢铁厂新型钢材的出品，建造跨河大桥用的特殊钢材已经不需要从国外进口了。
这也路南下，最高兴的人恐怕就是蒋介石同学了。本来只是来北京送一个信，没有想到政府会派人前往上海和自己党的最高领导人见面，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