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家书-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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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孤独的感觉，彼此差不多，只是程度不同，次数多少有异而已。我们并未离乡别并，生活也稳定，比绝大多数人都过得好；无奈人总是思想大多，不免常受空虚感的侵袭。唯一的安慰是骨肉之间推心置腹，所以不论你来信多么稀少，我总尽量多给你写信，但愿能消解一些你的苦闷与寂寞。只是心愿是一件事，写信的心情是另一件事：往往极想提笔而精神不平静，提不起笔来；或是勉强写了，写得十分枯燥，好像说话的声音口吻僵得很，自己听了也不痛快。
一方面狂热，执著，一方面洒脱，旷达，怀疑，甚至于消极：这个性格大概是我遗传给你的。妈妈没有这种矛盾，她从来不这么极端。
……你的精神波动，我们知之有素，千句并一句，只要基本信心不动摇，任何小争执大争执都会跟着时间淡忘的。我三月二日（No。59）信中的结论就是这话。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是一边学一边过的，从来没有一个人具备了所有的（理论上的）条件才结婚，才生儿育女的。你为了孩子而逞逞然，表示你对人生态度严肃，却也不必想得大多。一点不想是不负责任，当然不好；想得过分也徒然自苦，问题是彻底考虑一番，下决心把每个阶段的事情做好，想好办法实行就是了。
人不知而不温是人生最高修养，自非一时所能达到。对批评家的话我过去并非不加保留，只是增加了我的警惕。即是人言藉藉，自当格外反躬自省，多征求真正内行而寿意的师友的意见。你的自我批评精神，我完全信得过；可是艺术家有时会钻牛角尖而自以为走的是独创而正确的路。要避免这一点，需要经常保持冷静和客观的态度。所谓艺术上的il1usion＇幻觉＇，有时会蒙蔽一个人到几年之久的。至于批评界的黑幕，我近三年译巴尔扎克的《幻灭》，得到不少知识。一世纪前尚且如此，何况今日！二月号《音乐与音乐家》杂志上有一篇karayan＇卡拉扬＇的访问记，说他对于批评只认为是某先生的意见，如此而已。他对所钦佩的学者，则自会倾听，或者竟自动去请教。这个态度大致与你相仿。
认真的人很少会满意自己的成绩，我的主要苦闷即在于此。所不同的，你是天夭在变，能变出新体会，新境界，新表演，我则是眼光不断提高而能力始终停滞在老地方。每次听你的唱片总心上想：不知他现在弹这个曲子又是怎么一个样子了。
一九六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日
亲爱的孩子，半年来你唯一的一封信不知给我们多少快慰。看了日程表，照例跟着你天南地北的神游了一趟，作了半天白日梦。人就有这点儿奇妙，足不出户，身不离斗室，照样能把万里外的世界，各地的风光，听众的反应，游子的情怀，一样一样的体验过来。你说在南美仿佛回到了波兰和苏联，单凭这句话，我就咂摸到你当时的喜悦和激动；拉丁民族和斯拉夫民族的热情奔放的表现也历历如在目前。
照片则是给我们另一种兴奋，虎着脸的神气最像你。大概照相机离得太近了，孩于看见那怪东西对准着他，不免有些惊恐，有些提防。可惜带笑的两张都模糊了（神态也最不像你），下回拍动作，光圈要放大到F。2或F。3。5，时间用1/100或1/150秒。若用闪光（即flash）则用F。11，时间1/100或1/150秒。望着你弹琴的一张最好玩，最美；应当把你们俩作为恃写放大，左手的空白完全不要；放大要五或六英寸才看得清，因原片实在太小了。另外一张不知坐的是椅子是车子？地下一张装中国画（谁的？）的玻璃框，我们猜来猜去猜不出是怎么回事，望说明！
你父性特别强是像你妈，不过还是得节制些，第一勿妨碍你的日常工作，第二勿宠坏了凌霄。——小孩儿经常有人跟他玩，成了习惯，就非时时刻刻抓住你不可，不但苦了弥拉，而且对孩子也不好。耐得住寂寞是人生一大武器，而耐寂寞也要自幼训练的！疼孩子固然要紧，养成纪律同样要紧；几个月大的时候不注意，到两三岁时再收紧，大人小儿都要痛苦的。你的心绪我完全能体会。你说的不错，知子莫若父，因为父母子女的性情脾气总很相像，我不是常说你是我的一面镜子吗？且不说你我的感觉一样敏锐，便是变化无常的情绪，忽而高潮忽而低潮，忽而兴奋若狂，忽而消沉丧气等等的艺术家气质，你我也相差无几。不幸这些遗传（或者说后天的感染）对你的实际生活弊多利少。凡是有利于艺术的，往往不利于生活；因为艺术家两脚踏在地下，头脑却在天上，这种姿态当然不适应现实的世界。我们常常觉得弥拉总算不容易了，你切勿用你妈的性情脾气去衡量弥拉。你得随时提醒自己，你的苦闷没有理由发泄在第三者身上。况且她的童年也并不幸福，你们俩正该同病相怜才对。我一辈子没有做到克己的功夫，你要能比我成绩强，收效早，那我和妈妈不知要多么快活呢！
要说exile＇放逐＇，从古到今多少大人物都受过这苦难，但丁便是其中的一个；我辈区区小子又何足道哉！据说《神曲》是受了exile＇放逐＇的感应和刺激而写的，我们倒是应当以此为榜样，把exile＇放逐＇的痛苦升华到艺术中去。以上的话，我知道不可能消除你的悲伤愁苦，但至少能供给你一些解脱的理由，使你在愤懑郁闷中有以自拔。做一个艺术家，要不带点儿宗教家的心肠，会变成追求纯技术或纯粹抽象观念的virtuoso＇演奏能手＇，或者像所谓抽象主义者一类的狂人；要不带点儿哲学家的看法，又会自苦苦人（苦了你身边的伴侣），永远不能超脱。最后还有一个实际的论点：以你对音乐的热爱和理解，也许不能不在你厌恶的社会中挣扎下去。你自己说到处都是outcast＇逐客＇，不就是这个意思吗？艺术也是一个tyrant＇暴君＇，因为做他奴隶的都心甘情愿，所以这个tyrant＇暴君＇尤其可怕。你既然认了艺术做主于，一切的辛酸苦楚便是你向他的纳贡，你信了他的宗教，怎么能不把少牢太牢去做牺牲呢，每一行有每一行的humiliation＇屈辱＇和rnisery＇辛酸＇，能够resign＇心平气和，隐忍＇就是少痛苦的不二法门。你可曾想过，萧邦为什么后半世自愿流亡异国呢？他的OP。25＇作品第25号＇以后的作品付的是什么代价呢？
任何艺术品都有一部分含蓄的东西，在文学上叫做言有尽而意无穷，西方人所谓betweenlines（弦外之音＇。作者不可能把心中的感受写尽，他给人的启示往往有些还出乎他自己的意想之外。绘画、雕塑、戏剧等等，都有此潜在的境界。不过音乐所表现的最是飘忽，最是空灵，最难捉摸，最难肯定，弦外之音似乎比别的艺术更丰富，更神秘，因此一般人也就懒于探索，甚至根本感觉不到有什么弦外之音。其实真正的演奏家应当努力去体会这个潜在的境界（即淮南子所谓“听无音之音者聪”，无音之音不是指这个潜藏的意境又是指什么呢？）而把它表现出来，虽然他的体会不一定都正确。能否体会与民族性无关。从哪一角度去体会，能体会作品中哪一些隐藏的东西，则多半取决于各个民族的性格及其文化传统。甲民族所体会的和乙民族所体会的，既有正确不正确的分别，也有种类的不同，程度深浅的不同。我猜想你和岳父的默契在于彼此都是东方人，感受事物的方式不无共同之处，看待事物的角度也往往相似。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六日夜
亲爱的孩于，从香港到马尼拉，恐怕一出机场就要直接去音乐厅，这样匆促也够辛苦紧张了，何况五月三日晚上你只睡了四五小时，亏你有精力应付得了！要不是刘抗伯伯四月二十三日来信报告，怎想得到你在曼谷和马尼拉之间加出了两场新加坡演出，又兼做什么钢琴比赛的评判呢？在港登台原说是明年可能去日本时顺便来的，谁知今年就实现了。你定的日程使我大吃一惊：六月五日你不是要同LondonMozartPlayers＇伦敦莫扎特乐团＇合作MozartK。503＇莫扎特作品第503号＇，场子是Croyden＇克罗伊登＇的FairfieldHall＇费尔菲尔德大厅＇吗？这一类定期演出不大可能在一二个月以前有变动，除非独奏的人临时因故不能出场，那也要到期前十天半个月才发生。是不是你一时太兴奋，看错了日程表呢？想来你不至于粗心到这个地步。那末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既然发现了这个疑问，当然不能不让萧伯母知道，她的信五月十二日中午到沪，我吃过饭就写信，把你在新西兰四处地方的日程抄了一份给她，要她打电报给你问问清楚，免得出乱子。同时又去信要弥拉向VanWyck＇范怀克＇①核对你六月五日伦敦的演出。我直要等弥拉回信来了以后，心上一块石头才能落地！我们知道你此次预备在港演出主要是为了增加一些收入，但伦敦原有的日程不知如何安排？
香港的长途电话给我们的兴奋，简直没法形容。五月四日整整一天我和你妈妈魂不守舍，吃饭做事都有些飘飘然，好像在作梦；我也根本定不下心来工作。尤其四日清晨妈妈告诉我说她梦见你还是小娃娃的模样，喂了你奶，你睡着了，她把你放在床上。她这话说过以后半小时，就来了电话！怪不得好些人要迷信梦！萧伯母的信又使我们兴奋了大半日，她把你过港二十二小时的情形详详细细写下来了，连你点的上海菜都一样一样报了出来，多有意思。信，照片，我们翻来覆去看了又看，电话中听到你的声音，如今天看到你打电话前夜的人，这才合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你！（我不是说你声音有些变了吗？过后想明白了，你和我一生通电话的次数最少，经过电话机变质以后的你的声音，我一向不熟悉；一九五六年你在北京打来长途电话，当时也觉得你声音异样。）看你五月三日晚刚下飞机的神态，知道你尽管风尘仆仆，身心照样健康，我们快慰之至。你能练出不怕紧张的神经，吃得起劳苦的身体，能应付二十世纪演奏家的生活，归根到底也是得天独厚。我和你妈妈年纪大了，越来越神经脆弱，一点儿小事就会使我们紧张得没有办法。一方面是性格生就，另一方面是多少年安静的生活越发叫我们没法适应天旋地转的现代tempo＇节奏＇。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深夜
另一件牵挂的事是你说的搬房子问题。按照弥拉六一年三月给我们画的图样，你现在不是除了studio＇工作室，音乐室＇以外，还有一间起居室吗？孩子和你们俩也各有卧房，即使比没有孩子的时候显得挤一些，总还不至于住不下吧？伦敦与你等级辈份相仿的青年演奏家，恐怕未必住的地方比你更宽敞。你既不出去应酬，在家也不正式招待，不需要顾什么排场；何况你也不喜欢讲究排场，跟你经常来往的少数人想必也气味相投，而决非看重空场面的人。你一向还认为朴素是中国人的美德，尤其中国艺术家传统都以清贫自傲：像你目前的起居生活也谈不到清贫，能将就还是将就一下好。有了孩子，各式各样不可预料的支出随着他年龄而一天天加多；即使此刻手头还能周转，最好还是存一些款子，以备孩子身上有什么必不可少的开支时应用。再说，据我从你六一年租居的经过推想，伦敦大概用的是“典屋”（吾国旧时代也有类似的办法，我十岁以前在内地知道有这种规矩，名目叫“典屋”，不是后来上海所通行的“顶”）的办法：开始先付一笔钱，以后每季或每月付，若干年后付满了定额，就享有永久（或半永久）的居住权，土地则一律属于政府，不归私人。这种屋子随时可以“转典”出去，原则上自己住过几年，转典的价必然比典进时的原价要减少一些，就是说多少要有些损失。除非市面特别好——所谓国民经济特别景气的时期，典出去的价格会比典进来时反而高。但是你典出了原住的房子，仍要典进新的屋子，假如市面好，典出的价格高，那末典进新屋的价也同样高：两相抵销，恐怕还是自己要吃亏的；因为你是要调一所大一些的屋子，不是原住的屋子大而调进的屋子小；屋子大一些，典价当然要高一些，换句话说，典进和典出一定有差距，而且不可能典出去的价钱比典进来的价钱高。除非居住的区域不同，原来的屋子在比较高级的住宅区，将来调进的屋子在另一个比较中级的住宅区：只有这个情形之下，典出去的价才可能和典进较大的新屋的价相等，或者反而典出去的价高于典进新屋的价。你说，我以上的说法（更正确的说来是推测）与事实相符不相符？除开典进典出的损失，以及今后每月或每季的负担多半要加重以外，还有些问题需要考虑：——（一）你住的地方至少有一间大房间必须装隔音设备，这一笔费用很大，而且并不能增加屋子的市价。比如说你现住的屋子，studio＇工作室，音乐室＇有隔音设备，可并不能因此而使典出去的价钱较高，除非受典的人也是音乐演奏家。（二）新屋仍须装修，如地毯，窗帘等等，不大可能老屋子里原有的照样好拿到新屋子用。这又是一笔可观的支出，（三）你家的实际事务完全由弥拉一个人顶的，她现在不比六一年；有了孩子，不搬家也够忙了，如果为了搬家忙得影响身体，也不大上算。再说，她在家忙得团团转，而正因为太忙，事情未必办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