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家书-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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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２年１月，傅雷与朱梅馥完婚，在上海吕班路２０１弄５３号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一·二八”事变后，美专停课半年，傅雷向刘海粟辞职，由人介绍到刚成立的哈瓦那通讯社法新社的前身去担任笔头翻译。秋天美专复课后，他返回美专，辞去办公室主任职务，一心教书，并和倪贻德合编学术刊物《艺术旬刊》。１９３３年９月，傅雷母亲去世，他辞去美专的职务。离开艺术理论教学工作后，傅雷除了间断担任过一些社会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书斋里专心从事翻译工作，将法国文学介绍到中国，不过他的名片背面印着一行法文：Critiqued'Art，即“美术批评家”，这表明他对美术批评的兴趣未减。
傅雷性格桀骜不驯，秉性梗直而又疾恶如仇，希望朋友都和他一样，待人真诚，对事认真，但刘海粟处于美专校长的位置上，要处理方方面面的各种关系，所作所为当然无法像他要求的那样。他们出现矛盾的起因是张弦的待遇问题。张弦从法国回国后，一直在上海美专任教，薪水较低，生活困苦，傅雷与张弦情投意合，便为他打抱不平，认为做校长的刘海粟待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一气之下离开美专。１９３６年夏天，张弦因急性肠炎去世，傅雷认为张弦的死是受美专剥削所造成的，十分怨恨刘海粟。不久，在一次讨论举办张弦遗作展的会议上，傅雷与刘海粟发生激烈争执，大吵起来，从此他们绝交２０年。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傅雷、刘海粟都投入到了火热的新社会中，遂恢复了友情。
１９７６年冬天，刘海粟的一个学生从旧货店买回一幅《长城八达岭》画，送给刘海粟，看着这幅画，刘海粟老泪纵横，这是解放后复交时刘海粟送给傅雷的，“文革”中小偷从屋顶爬进封了门的傅雷住宅，偷出来卖到旧货店。画如今又回到刘海粟的手上，而傅雷却已和他分处两世了。１９８６年刘海粟重游巴黎，想起昔日和傅雷的交游，不禁黯然神伤，他为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出版的《傅雷译文集》第１３卷中收集的《罗丹艺术论》作序时说：“想到漫长而又短促的一生中，有这样一位好兄弟相濡以沫，实在幸运。”
听二十四岁的傅雷讲课…黄宗英
一九三一年秋，傅雷从巴黎回国，抵沪之日，适逢“九一八”事变，故国已无完土。
是冬，傅雷受聘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美术史及法文，《二十讲》就是当年傅雷的授课讲义，一九三四年六月编撰完毕并未发表。遗留下来的是一册厚厚的，以“十行笺”订成的本子，全部以清逸灵秀的毛笔字书成。而我竟能以人民币二元一角购得三联书店的八四年版本，简直不可思议；虽说责任编辑吴甲丰在“编校后记”中解释“限于条件，只好暂时将就”云云，我已经感到万幸万幸如获至宝，百感交集，有点儿想哭。
傅雷最后的家书
即将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傅雷散文》以“旅途鳞爪”、“艺苑留痕”、“文坛春秋”和“书札浓情”四个部分，展示了傅雷散文多方面的神采风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收入了若干新发现的傅雷佚文及傅雷最后的家书。
据《傅雷散文》一书编者陈子善介绍，收入其中的“《没有灾情的‘灾情画’》和《＜上海美专新制第九届毕业同学录＞序》两篇是新发现的傅雷佚文，系首次编集。傅雷六十年代致国际小提琴大师、著名音乐教育家梅纽因（YehudiMenuhin）的十四封书简也在去年被发现”，《傅雷散文》遴选了其中的两封先期译成中文。
收入《傅雷散文》中的傅雷最后的家书，是本书即将付梓之际，编者在香港《明报月刊》1968年3月号上意外查到的。这是傅雷致傅聪前妻弥拉（ZamiraMenuhin）的英文书信。此信未收入《傅雷家书》，未署写信时间，但陈子善从信的内容推断，这封家书“应作于1966年8月间，即傅雷夫妇9月3日饮恨弃世前夕，应是傅雷最后的家书，弥足珍贵。信中情真意切，对孙儿的挚爱溢于言表，又隐含对‘文革’的不满”。《傅雷散文》所收的这封家书由当时采访傅聪，后来成为“香港第一健笔”的香港经济评论家林行止中译：
……任何有关临霄的事都使我们大为兴奋，特别是妈妈，自七月以来她就一直计算着日子。再有一个月就是临霄的生日了；再过三个星期就是临霄的生日了……昨晚她说：“就只有三天了。”就像孩子真的跟她在一起生活似的。
你看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是多么高兴呵！想着我们的孙儿在你的客厅、厨房，看着我们的照片，认识他遥远的祖父母，又是多么动人的情景！
可是，我看绝无希望有一天会见到他，拥抱他，把他抱在膝上了……妈妈倒是相信会有这样的日子，但我却不这样想。
不必多谢我们的编织物，妈妈总是感到歉疚，只能以这样的小东西来表达对孩子和你的深爱……我们等待着临霄两岁生日会的照片。如果我们能收到他的面圆圆的照片，我们会多高兴呀！
生活到处都困难，我们要不断地“改造”自己，要克服每一点一滴传统的、资本主义的、非马克思的思想、情感及积习。我们必须消灭一切古老的生活哲学，古旧的社会规范。
对于一个在旧社会生活过四十年以上的人，满脑子“反动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观念”，他所行的“自我改造”自然会困难重重。我
们在艰辛与痛苦之中尽了最大努力，以求达成目前“文化大革命”所提出的要求。
我只能每次阅读五分钟。报纸上的长文章都是妈妈给我读的。这封信是经我口述由她打的……非常想念你们。
试与傅雷比高…管筱明
近两年北京大学教授许渊冲先生有三件大事：一是他用英文撰写的回忆录《追忆逝水年华》和用法文翻译的《中国古诗词三百首》在国内外出版后，其优美的文笔引起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的注意，表示十分欣赏和钦佩，尤其称赞《中国古诗词三百首》是“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样本”，由此国内十大教授联合提名许先生作为候选人，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角逐。二是去年有个外国乐团访华演出，节目中有一部曲子，六个乐章是根据六首中国古诗词改编的，由于年代久远，又经多方转译，其中两首究竟是何人所作，已不清楚。为了弄清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这一个谜，苦煞了中外多少学者？许先生凭借其深厚的学养和渊博的知识，终于考证出这两个乐章是根据中国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和李白的《客中作》两首诗改编的，解开了一个大难题。三是志在赶超傅雷的译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于今年初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傅雷先生是我国文学翻译史上的一座高山，其精心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更可以说是高山顶上一棵参天大树，要超越它实为不易，不仅要有非同一般的胆魄，更要有扶摇直上九天的鲲鹏的翅膀。
约稿时许先生再三表示，傅译已经十分优秀了，大可不必再译。我对他说：“名著不怕重译，况且您可以超越傅雷。”这句话果然激起了他的雄心，老先生不顾七八十岁的高龄，卷起袖子就干，一百二十万字一译就是五年！现在书已出版，究竟超没超过，需要细心比较，本文并不打算深入探讨。我个人的感觉是：整体风格各有千秋，难分轩轾，字句处理许译略胜一筹。这个“胜”就是胜在细节上，前后呼应上，音乐术语上，尤其是胜在现代口语上。例如这一段，傅雷是这样译的：
他认得这音乐，认得这愤怒的呼号，这疯狂的叫吼，他听到自己的心在胸中忐忑乱跳！血在那里沸腾，脸上给一阵阵的狂风吹着，它鞭挞一切，扫荡一切，又突然停住，好似有个雷霆万钧的意志把风势镇压了。那巨大的灵魂深深的透入了他的内心，使他肢体和灵魂尽量的膨胀，变得硕大无朋。他顶天立地的在世界上走着。他是一座山，大雷大雨在胸中吹打。狂怒的大雷雨！痛苦的大雷雨！……哦！多么痛苦！……可是怕什么！他觉得自己那么坚强……好，受苦吧！永远受苦吧！……噢！要能坚强可多好！坚强而能受苦多好！……
许先生是这样译的：
他记得这支乐曲，记得这愤怒的呼啸，这疯狂的吼叫，他听见无法控制的心在胸膛中蹦跳，血液在奔腾咆哮，他感到脸上有狂风在吹，在打，在摧毁，但又忽然被巨人的意志摧毁了。这个巨人的灵魂进入了他的肉体，扩张了他的心灵和四肢，使他扩大了无数倍。他在世界上大步前进。他是一座大山，狂风暴雨就是他的呼吸。愤怒的风暴！痛苦的风暴！……啊！多大的痛苦！……不过这算什么！他觉得自己强大了！受苦吧！受难吧！啊！强大多么好！强大得不怕痛苦更是多么好……
两相比较，我们就会觉得傅译的文字明显具有早期白话文的痕迹，而许译的语言更有现代感，更易得到现代读者的认同。“试与傅雷比高”是出自毛泽东“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诗句，它表现了一种宏大的气魄。本来文学翻译属于艺术而非科学，评判孰优孰劣常凭主观感受，所以超不超过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有超过的胆魄和锐气。傅译初版已有五十余载，如果至今仍无人敢于超过，那绝不是好现象，只能说明我们后人不争气。
傅雷之后…施康强
提到翻译家傅雷，我们马上想到他译的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如果说《约翰·克利斯多夫》对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傅译巴尔扎克的影响更多停留在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的层面。
我们这一代的法国文学翻译家（年龄约从四十岁到六十岁）或多或少都是傅雷的私淑弟子。我们最早接触的法国文学作品是傅译巴尔扎克。后来学了法文，对翻译有兴趣，对照原文精读的往往是一部傅译。我们折服于译者理解的准确和表达的精当，有时我们觉得自己不是在读一部翻译小说、而是一位中国作家在为我们讲述一个法国故事。傅雷提倡，也达到了“化境”。他的译文完全可以看作汉语文学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过傅雷没有译完所有巴尔扎克的作品。为出版汉译巴尔扎克全集，我们势必要补足他未译的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巴尔扎克全集》，凡是有傅雷译本的，一例不用别的译本。傅雷未译的，则另请译者。这些新的译文在不同程度上师法傅雷，它们与傅译并列，风格上的差别并不见得很大。第二十五卷《都兰趣话》是个特例。这是一部用拉伯雷风格写成的、《十日谈》式的短篇故事集，插科打诨，玩世不恭，译文也只有跟着走了。傅雷字怒庵，性情刚烈，嫉恶如仇。他译书一般选择与自己性格相近的，不会去译这部书；真的译了，恐怕也不讨好。
另一方面，翻译不能垄断，傅雷译过的作品可以复译。别的出版社也出巴尔扎克的小说，如最著名的《高老头》和《邦斯舅舅》。由于版权问题，它们都另找译者。译林版《邦斯舅舅》的译者许钧先生是翻译理论家和批评家，他指出“傅雷的艺术个性在译作中表现得过于充分，以致部分遮掩了原作风格”。他自己的译文自然力求更加贴近原文的风格。
傅译的另一个名牌《约翰·克利斯朵夫》也受到挑战。两家出版社将要推出新的译本。一位译者是老翻译家许渊冲先生，他有自己的翻译理论，主张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作，是两种语言的竞赛，译者利用母语的优势完全可以在某些方面超过原作者。许先生很自信，认为他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高于傅译。另一位译者韩沪麟先生比较谦虚，他说自己的译文未必超过傅译，但是将是另一种味道。如果傅译是大米饭，他的译文是籼米饭，请读者换换口味。
韩先生其实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傅雷的文学语言，是半个世纪以前被认可的高雅的书面语言（对话的翻译又作别论）。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也在发展，读者在语言上的欣赏趣味有所改变。西方有一派翻译理论认为每隔几十年就需要产生新的译本。我们这代人喜欢的地道的中国化的译文，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嫌其烂熟，他们读外国小说时更乐意同时读到外国的句法和表达方式，认为这才是原汁原味。好比上西餐馆吃牛排，他们宁可要带血的。近年来的文学翻译，就其总体趋势而言，似乎走的是这条路子。
《傅雷散文》编后…作者： 陈子善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上，傅雷（1908—1966）的名字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作为翻译家，他向国人译介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曾深深影响了不止一代人，他翻译的巴尔扎克，也被誉为“信达雅”的完美楷模。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对张爱玲小说的精湛点评，为学界作出了文本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作为音乐鉴赏家，他不但写下了对贝多芬、莫扎特和萧邦的优美的赏析，还为国人培养了第一位获得国际声誉的钢琴家傅聪。最后，他的悲壮的弃世，不但是对上世纪60年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荒谬绝伦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强烈的控诉，同时也充分显示了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尊严。
上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傅雷冤案的彻底平反昭雪，随着《傅雷家书》、《傅雷译文集》、《傅雷文集》和傅雷多种译著插图本的相继问世，傅雷的人品文品已为越来越多的海内外读者所知晓，所认同。
本书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奉献给新世纪的年青读者的一部新的傅雷散文精选本。
相对于世所公认的傅雷的译笔而言，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