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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0部分

中国上下五千年-第1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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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宫听政。上阳宫西南又有西上阳宫,两宫夹水,驾虹桥以通往来。

    通过对隋唐洛阳城的考古发掘,先后勘查了宫城、皇城和周围小城的平面布局以及街道、里坊、市场的位置,并对一些地点进行了发掘。

    城郭以夯土筑成,城垣基址宽15至20米,东城墙长约7312米,南城墙长约7290米,西城墙长约6776米,北城墙长约6138米。全城设有八个城门,东、南各三门,北面二门,西面无门。南面居中的定鼎门门址宽28米,一门有三道。定鼎门大街是城内的主干大街,现存宽度121米。

    宫城城垣为夯筑,内外砌砖。东宫在宫城东南隅,自为一城。宫城北面有陶光园,西北面有九洲池。皇城南面西侧的左掖门一门三道,两侧为砖壁夹柱的结构,每侧有十三根立柱,是上架过梁建筑形式,其上筑门楼。左右两侧的门道内有车辙痕迹,印证了文献记载的“左入右出”制度。

    含嘉仓城在宫城的东北隅,长方形,东西约615米,南北约725米。城中粮窖密集,已探出的粮窖就有259座。已发掘的六座粮窖中出土了有调露、长寿、天授、通天和圣历年号的刻砖,并明确记录了仓窖的位置、储粮数量、入窖年月及管理者的官职、姓名等。

    三下江都

    南北朝时期,在各族人民的共同开发下,江南经济得到迅速地发展,并且逐渐赶上北方。杨广为晋王时曾任淮南行台尚书令,参与指挥平陈统一中国的军事行动,曾亲见江南的富庶。

    杨广谋取帝位后,为了满足其骄奢淫佚的生活,在其建元的当年,即大业元年(605年)二月,命宰相杨素和将作大匠宇文恺,每月征发役丁200万人,开始修建东都洛阳,大兴宫室、楼阁、湖山、苑囿。同时,炀帝又征发河北、淮北百万民工开挖连接黄河与淮河的运河——通济渠;征发淮南民工十余万,疏通了连接淮河与长江间的运河——邗沟。两项运河工程,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便完成了。为了能及时南下“赏花”,炀帝又诏令江南各州大量营造龙舟凤船,黄龙赤舰,楼船巨舫。通济渠通航以后,炀帝在当年八月,开始其登基后第一次出游江都(今江苏扬州市)的“巡幸”。

    隋炀帝与萧皇后,率后宫三千粉黛,自东都显仁宫出发,先乘小朱航,渡出洛口,再登上龙舟。炀帝所乘之龙舟,为四层楼船,高45尺,宽50尺,长200尺。最高层设正殿、内殿和东西朝堂;中间两层共设120间居室,皆以金玉装饰,雕画绮丽;下层则为宫宦内侍的居室。皇后所乘坐的叫做翔螭舟,与皇帝的龙舟相较,规模制度略小,然装饰工艺则一般无异。嫔妃所乘的浮景舟为三层水殿,共有九艘,又有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玄武、飞羽、青凫、凌波、五楼、道场、玄坛、板舟翕、黄篾等各种名号的舰船。其数达几千艘,分别由名号不同的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等乘坐。诸船皆招募水工纤挽,总共用挽船士8万余人。其挽漾彩舟以上者,即有九千余人,称为“殿脚”,皆身穿锦衣彩袍,以青丝缆挽船。船队卫兵亦分乘大小不同的战舰护航,其数又有数千艘,挽船则不用人夫,而由兵士自引。船队一行,龙旗舞彩,画肪相连,长达200余里。岸上又有骑兵夹河护行,旌旗蔽野,水陆相照,奢侈华丽盛极。

    炀帝驱船队南行,所过州县五百里内者,皆要求百姓献食贡物,往往一州供至数达百车,都是山珍海味。炀帝及其嫔妃却视同草具,吃不完就抛置水中。沿途还设置了四十余所离宫,都是近日赶造装修的,供炀帝一行憩息。

    炀帝到江都后,整日与后妃们游山玩水,又命吏部尚书牛弘、内史侍郎虞世基等,议定舆服,仪卫等制度,命何稠为太府少卿,监造车服。何稠智思精巧、参酌古今,所制兖冕统绣日月星辰,皮弁用漆纱制成,又作黄麾36000人仪仗,及辂辇车舆,皇后卤簿,百官仪服等,皆极尽奢华,以随炀帝之心愿。每次出游,卫士各执麾羽,填街塞路,绵亘20余里。就这样,一直骚扰到江南春暮,桃柳将残,大业二年三月,炀帝下诏自陆路北归,并且一切仪制,比南下时更加华丽。四月下旬,行抵伊阙(今河南伊川),陈列法驾,备具千乘万骑,入于东京。总算结束了这次劳民伤财的南游。事后,炀帝颁达赦书,豁免本年全国租赋。实际上,这一年老百姓承负的劳役、赋税远远超过于常年。

    大业六年(610年)三月,炀帝又准备第二次南下进行江都巡游。此次南巡,因萧皇后未与同行,其人数、规模皆比不上第一次。但炀帝到江都后,又想东游会稽,遂命征发大量江南丁役,凿通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市)直达余抗(今浙江杭州市),运河长达八百余里,广十余丈,可通行龙舟。炀帝在江南逗留有年余,又以征高丽王入朝,未能应命为由,准备发兵亲征高丽。大业七年二月,炀帝乘龙舟,自江都直驱涿郡(今北京西南),经通济、永济二渠,全程三千余里。炀帝命选部、门下、内史、御史台四司的官员数千人随船步行,以听候选补,不得自行处分。炀帝一行,逶迤五十几日方才到达涿郡,沿途冻馁疲顿,因而致死者达十之一二,百姓民工死者更是不知其数。

    大业十二年(616年),隋末农民战争已经遍及全国,隋王朝的统治已是岌岌可危,然而炀帝仍沉湎于纸醉金迷之中,并且准备第三次南下江都。而此时,原来的龙舟已经在杨玄感之乱中,被焚毁无遗,炀帝当即令,江都再重新营造。江都通守王世充,素来奉君为恶,一经奉旨,立即督工赶造,仅用半年,就赶造了龙舟及各式新船数千艘,制度、装饰比旧船更为华丽。炀帝闻讯大喜,七月即率皇后、妃嫔及文武官员南行,其仪仗也比第一次更为繁盛。右候卫大将军赵才进谏道:“今百姓疲劳,府藏空竭,盗贼蜂起,禁令不行。愿陛下亟还京师,安抚兆庶。”炀帝大怒,将赵才拘于狱中。又有建节尉任宗上书极谏,当天就被在朝堂上杖杀。奉信郎崔民象及王爱仁等,先后谏阻,均为所杀,这就使他人不敢再谏,就这样,炀帝一行登龙舟,在夹岸官员的护卫下,第三次下江都。途中正值盛暑暴热,炀帝又采纳翰林学士虞世基的建议,命沿途百姓,掘柳来献,沿堤栽种。江都通守王世充又献上五百名吴越女子,充作殿脚女,牵曳船缆。船队行至宁陵、睢阳一带,因河道淤塞,使龙舟搁浅。炀帝大怒,下令查究当年开河时役夫的姓名,共捕得五万余人,皆以活埋了事,并将开河总监工麻叔谋腰斩。

    炀帝到江都,仍沉湎于酒色之中。江、淮地方官员来谒见者,他只是问其献礼多少,礼多者则被迁为郡丞、太守,礼少者则被罢免。别如王世充原为江都郡丞,因献铜镜屏风,就升为江都通守。历阳郡丞赵元楷因献异味,迁江都郡丞。因此郡县官吏更加竞相盘剥搜刮百姓,以充贡献,江淮民众生计断绝,饥馑无食,仅以树皮草叶充饥,甚至逼得人人相食。但此时官府仓储却很丰盈,然吏皆畏法,不敢擅自开仓赈济。因此,此时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遍布了大江南北。炀帝在江都也不敢再四出游玩,整日泡在宫中,醉生梦死,作威作福。义宁二年(618年)三月,原炀帝最为宠信的宇文化及兄弟与司马德戡等在江都发动兵变,结束了隋炀帝罪恶的一生。

    炀帝性爱游玩,他执政期间,除三下江都外,几乎没一年不外出巡游的,曾三上涿郡,二至榆林(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一游河右,并在长安与洛阳之间频繁往还。每次出游,不仅要有庞大的宫人、侍从、卫士等各色随从,动辄十余万人,而且沿途要修建行宫、馆舍,地方百姓要供应他们食用,稍不如意,就会有生命危险。炀帝的游玩队所到之处,如同蝗群过境,对当地民众来说,丝毫不比遭受洪涝、大旱等灾差,甚至就连他们没有到达的地方也要承受相应的负担。可以说隋朝的覆灭,有一半是被炀帝“玩完”的。

    三征高丽

第117章 隋唐(5)() 
自魏、晋、南北朝至于一直到隋朝时,朝鲜半岛上存在着高丽、百济和新罗三国,其中以高丽为最强,是五六世纪的东方强国之一。高丽原称高句丽,一直与中国保持着较为亲密的关系。隋高祖杨坚受禅时,高勾丽曾遣使入隋称贺,高祖授其王大将军号,并改封其为高丽王。自此,每年遣使入朝贡献没有断过。然高丽与新罗、百济之间,“每相侵夺,战争不绝”。隋平陈后,国势大振,高丽王因此很恐惧。开皇十八年(598年),高丽王高元联合辽东部落,率众万余进攻辽西,被营州总管韦冲击退。高祖闻讯,感到受到大辱,不禁大怒。命汉王杨谅为元帅,率领水陆30万大军讨伐高丽。但因战线太长,后方运输跟不上,造成六军乏食,加上水军遇风,陆军遇雨,军中疾疫流行,以至无功而还,但征师死者十之八九。此时高丽王也惶惧,遣使入朝谢罪。由于当时国家强盛,朝野皆以国威受挫,应向高丽报复,却只有刘炫认为辽东不可伐,遂作扶夷论劝讽。高祖下诏:“高丽服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并厚待高丽使臣,由此罢兵,待高丽如初。二国从此修好。

    炀帝即位后,便凭借高祖时遗留的强盛国力耀武扬威,大业三年(607年),炀帝北巡榆林(今内蒙古准格尔旗)时,会见突厥启民可汗夫妇及吐谷浑、高昌二国的使臣。行至云中郡时,(今山西大同市),又有高丽使臣来访,炀帝对高丽使臣表示要征高丽王入朝,否则他将与启民可汗一道巡高丽国土。这无疑是一威胁和恐吓的信号。但高丽王高元并未理会炀帝的恫吓,屡次征调都未到。炀帝不禁动怒,竟欲征辽。当时的吏部侍郎裴矩也提出,高丽之地,在汉代是汉之三郡,西晋亦为中土所有,征高丽只是收复故土。这样就为炀帝征高丽提供了合理的依据。

    鎏金仿古银簋大业四年(608年),隋朝开始了远征高丽的准备工作。鉴于汉王杨谅征辽失败的教训,解决转运线太长是关键的问题,炀帝征发一百多万劳动力,开挖了永济渠,南通黄河,北到涿郡(今北京西南郊),用运河水运军粮、器械。在涿郡设临朔宫作为出兵的总部。炀帝还下令广置军府,大造兵器,充实军马,兴造战车、战船等。大业七年(611年),炀帝自江都(今江苏扬州市)乘龙舟,沿运河直抵涿郡,同时下诏征天下民丁,都到涿郡集中。所征之兵,有江、淮水手10000人,弩手30000人,岭南排镩手30000人。并命令东莱(今山东掖县)海口造船300艘,官吏督工甚急,匠役只得终日泡在水中操作,自腰以下皆腐烂生蛆,死者十之三四;又下令河南、淮南、江南造战车五万辆;征发河南、河北民夫运送军需:征江、淮以南民夫及其船只将黎阳、洛口等处仓粮运至涿郡,运粮船队长达千余里。在备战过程中,以山东兵民负担最重,常有数十万民夫奔返于运粮途中,车牛一去不返,丁男大量地死亡。牛车征完,又征发人丁鹿车,二人共推一车,运粮三石,由于道途遥远,粮未运抵目的地,米已吃完,但无法缴差,民夫只得逃亡。60万运粮车夫逃亡大半,以致田园荒芜,民不聊生。农民纷纷聚众起义,攻城掠邑。征辽之战尚未开场,民变已然发生。

    尽管如此,炀帝仍不顾一切,于大业八年(612年)悍然发动了第一次远征高丽的侵略战争。陆军分为24路,共计113万多人,号称200万。另外还有水军,由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统率,从东莱出发,浮海先行,舳舮相接达数百里。炀帝以众临寡,意为志在必胜,每军除设大将、五将各一人外,还特别设置受降使者一人。炀帝于二月九日正式下令进军,每日发一军,日进40里,前军先行,后军继进,御营六军,最后出发,历四十日,才尽出涿郡城,首尾衔接,鼓角相闻,旌旗相望,绵亘960里。自古以来征战,都未过见有此军仪。实际上炀帝视征高丽为儿戏,以为不过是一场游玩,认为大军一到,高丽必降无疑。却不料遭到高丽军民的殊死顽抗。炀帝大军围战辽东城,久攻不下。来护儿水军渡海直攻平壤,却遇伏惨败,狼狈逃回,不敢再进。宇文述大军自陆路进军平壤,高丽军先以诈败诱敌,然后四面抄击。隋军饥寒交迫,已无斗志。溃败而逃。其九军三十余万人,逃至辽东城,止剩2700多人,资储器械,丧失殆尽。炀帝大怒,锁拿宇文述等,收军驰还。只留民部尚书樊子盖居守涿郡,自己却驾龙舟,返还东都。第一次征高丽即以失败告终。

    失败并没有使炀帝醒悟,他在退兵之时又下令继续搬运黎阳、洛口、太原等储仓的储粮,发至涿郡。征天下之兵,募民为骁果,集中于涿郡,又准备发动第二次远征高丽的侵略战争。

    大业九年(613年)四月,炀帝再次启跸东征,恢复宇文述统军之职,命其为前驱。炀帝声称,凭他这次的力量,海可以拢,山可以移,高丽算不得什么。宇文述率军直趋平壤,炀帝自统率大军围攻辽东城。高丽守军据城顽抗,随机守御,却是月余不拔。此时农民起义已在河北、山东此伏彼起,炀帝认为只不过是些小毛贼,不足为虑,仍一心攻打辽东。六月,在黎阳督运河草的勋臣杨玄感发动兵变,进军攻打东都洛阳。消息传开,征辽隋军也是人心不稳。其中杨玄感同党也不乏其中。炀帝恐失帝位,连夜收兵,军械财物,全部丢弃。第二次远征高丽又以失败告终。

    大业十年(614年)正月,炀帝下诏,令百官议讨第三次征高丽事。此时,杨玄感之乱刚刚平定,而农民起义已遍及全国,谁都知道现在发动战争凶多吉少,可也没人敢讲反对的话,几天没有一人敢言。炀帝却以为是无人反对就是都支持,遂诏令天下兵,百道俱进,会于涿郡。三月,炀帝亲抵涿郡,而士卒在途,却都逃亡相继。七月,到达辽西怀远镇,炀帝不敢亲渡辽河东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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