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下五千年-第2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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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表示对于谦等爱国将领的怀念，编了如下的谣谚：“京师柴米贵，哪里得饭广（范，饭谐音）；鹭鸶水上走，何处觅鱼嗛（于谦的谐音）。”
二月初一日，下诏废景泰帝号，又恢复号王，迁回西内，后转禁于小南城。十九日，王死，年仅三十。以亲王礼葬于西山。从此，英宗朱祁镇又开始了成为了明朝统治集团第二次皇位争夺战。这一事件，历史上称为“夺门之变”，又称“南宫复辟”，为时八年的统治历程。
刘瑾弄权
刘瑾是明代陕西兴平人。景泰年间，为当宦官而自宫。本姓谈，因靠刘姓内监入宫，改姓刘，故称刘瑾。成化时，以领教坊司渐被帝注重。孝宗弘治年间，转而侍奉东宫太子朱厚照。因前辈太监王振之前所走的道路与自己今天的情形十分相似，因此自己也充满希望，下定决心，拼命钻营，此人伺机一逞。他首先迎合太子果断好玩的心理，投其所好，以各式杂耍使之乐而忘返。
弘治十八年（1505年），孝宗死，15岁的太子继位，是为武宗，年号正德，以明年为元年。刘瑾认为武宗对自己已经宠信，虽为低级的钟鼓司官，但不甘寂寞，暗与马永成、谷大用、魏彬、丘聚、张永、高凤、罗祥结为死党，时称“八虎”，刘瑾为虎头。他们极力引诱武宗声色狗马、歌舞角抵，无所不为。甚至夤夜出游，远至直隶宣化。京剧游龙戏凤，即揭示武宗微服在宣化诱骗民女李凤姐之荒唐事件。武宗因玩得开心，对八虎信任有加。不久，刘瑾升内官监，总督“团营”，其他各有升赏。对应付李宗遣诏内有关“罢中官监枪刃各城门的监局”之谕令。他教唆武宗准各内臣监守分献白银两万，以赎撤消令。因而武宗得银，内官保位了他们的权力。刘瑾又纵容武宗肆夺京畿民田，广建皇庄，一月即增至300处，民不胜其扰。在刘瑾等诱惑下，武宗懒于经理朝政，遗诏中应兴应革内容均被搁置。群臣对八虎早已深恶痛绝，起初在东宫唆使太子游乐，尚未过问；今竟纵容新君胡作非为，再不容忽视。八月，内阁首辅刘健等开始以淫雨连绵的自然现象为上天告警，提醒武宗：当初陛下“登极诏出，中外欢呼，想望太平。今两月矣，诏书所载，徒为具文。阴阳所以不调，雨阳所以不若”。长此下去，恐“无以慰四海之望。”请及早改正。武宗表面接受，实际依然如故。十一月，不顾群臣反对，公然起用久废的宦官韦兴出守湖广。科道官一致谏诤说：“诏革天下镇守内官非旧额者，墨犹未干，乃复遣兴，无以示信！”仍不理睬。正德元年（1506年）二月，阁臣刘健、谢迁、李东阳等暨吏、户、兵三部、都察院诸官，都上书请求请勤政改革，遭到刘瑾等阻挠，加压不报。后来，刘健等又历数政令十失，指斥近幸宦官乱政。又不准，因此上书请求退职。对此，武宗仍不批准，且于五、六月份连续罢免规劝其执行遗诏最力的吏部尚书马文升和兵部尚书刘大夏，以焦芳代吏部尚书。
第234章 明朝（14）（）
刘瑾像从此八虎同诸臣矛盾更激剧。户部尚书韩文和郎中李梦阳联名上书斥责斥八虎“造作巧伪，淫荡上心”，“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志德。此辈细人惟知蛊惑君上，以便己私，而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业，皆在陛下一身，万一游宴损神，起居失节，虽齑粉此辈，何补于事？”又以汉十常侍、唐“甘露之变”的惨痛教训告诫武宗。望其“奋乾纲，割私爱，上告两宫，下谕百官，明正典刑。”此番忠言，终于打动了武宗，武宗“惊泣不食”，急遣司礼监太监王兵等“一日三返”于内廷和外朝间，同刘健等商讨如何处置八虎。武宗只想将刘瑾等人安置南京，分别调用。但刘健等则坚持主张杀之以平众怒。尚书许进提醒刘健等“过激恐有甘露之变重演。”但因他们对形势估计不足，头脑发势，根本听不进去。刘健甚至哭泣着推案高呼：“先帝临崩，执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干，使若辈败坏至此。臣死何面目见先帝？”谢迁也怒斥八虎恶迹。只有李东阳较为缓和。这种激烈场面也感染了传事太监王岳等，都表示绝不辜负众望，定如实上奏，并以脑袋相保。谁知在场的焦芳，竟暗中向刘瑾告密。刘瑾大惊，连夜率领同伙环跪帝前，磕头抱腿，哀求说：“如无陛下恩保，奴才等定将被撕碎喂狗。祈陛下可怜我等！”武宗终于又心动。八虎乘机进谗说想让他死的人，实是王岳等人。武宗问何故？刘瑾则挑拨说“他们无非想限制圣上游乐，故要先除掉我们。其实陛下玩玩鹰犬，于江山社稷何损？真是小题大作。归根到底，司礼监无陛下得力之人。否则廷臣何敢如此放肆？”武宗原本同其臭味相投，经此一挑，当即大怒，遂下令逮捕了王岳、李荣、范亨等司礼监太监，并决定第二天早上即往南京安置。实则在途中便被杀害。同时，刘瑾则升任司礼监总管，马永成、谷大用分掌东、西两厂，魏彬掌三千营，张永掌神机营，而锦衣卫指挥石文义已是刘瑾党羽。从而使明代厂、卫再次结一体。
这夜的风云突变，刘健等根本不知，待率众臣兴冲冲上朝，准备猛抨八虎之际，方知形势骤变。只好再次上章求退。刘瑾则假传圣旨，批准刘、谢致仕，独李东阳留阁，并升任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继刘健为首辅，因其始终表现犹豫畏缩，故施以分化，同时破格提升焦芳为文渊阁大学士，参予机务，以酬其报信之功。又配以公推的王鏊入阁，实权为焦芳掌握，所有裁量均按刘瑾意志。不久，鏊也投瑾，与焦联手，李则成为傀儡。刘瑾把持内阁后，加紧了对皇帝的控制。刘瑾知武宗喜看市井热闹，于西华门外特建豹房，让诸宫、监分别扮成各行各业人等。武宗混于其中，饮酒作乐，寻花问柳，醉寝其内。刘瑾则乘其兴浓时送来大批奏章请旨。武宗不爱看，不耐烦地说：“朕要你等何用？总来找我麻烦，你们看着办去好啦！”自此，刘瑾则假借君命，为所欲为，所有章奏均先以红本呈他审阅，再转抄白本经通政司奏报皇帝，因他胸无点墨，因此将奏章挟回私宅，由其妹夫礼部司务孙聪与市侩张文冕代批。再经焦芳等润色加工。他同焦芳、刘宇，吏部尚书张纟采、兵部尚书曹元等结为心腹。又在原厂、卫外、设立内行厂，自己把持，既负责监视臣民，又负责监视其他厂卫特务。至此，朝政大权尽落刘瑾之手。时称朝中有两皇帝，一是坐皇帝武宗，一是立皇帝刘瑾，他自封九千岁。
刘瑾恃权肆虐，残害忠良，排除异己，结党营私，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他指使厂卫特务，把曾支持过刘健等正义行动的官员，廷杖后投入监狱。如主事王守仁被赐杖五十，苏醒后贬谪贵州龙场驿丞。但中途又遭暗害，幸亏发觉早，王守仁乘夜色投鞋帽于江，佯装投水而死，逃隐武夷山，方免于难。他还创“立枷”毒刑，枷高不过四尺，常人也不能直立，且内侧四周露有钉尖，受刑者被剥光衣服蹲进，时间一长难免磕睡，一歪身便会被钉得遍体鳞伤，十有九死。御史王时等多被折磨到气将绝时才罢。以致于广大言官再也多不敢言。接着宣布刘健、谢迁、韩文等53人为“奸党”，逼他们群跪于金水桥南侯谕受处。前后被逐害的尚书以下官员多达数百人。连早已致仕返里的刘大夏、马文升等也被除名抄家。这些空缺则由八虎的家属和亲信填补。谷大用之父谷奉，张永之父张友，分别升为锦衣卫指挥、都督同知，开了明代内臣父兄授官的先例。刘瑾还公开索贿，有敢不给或少给者，便会立遭大祸。给事中周钥竟因无钱被逼自杀。其党羽张纟采都感到长此下去太危险，劝刘瑾说：百官的奉献“非盗官币，即剥小民。彼借公名自厚，入公者未什一，而怒悉归公，何以谢天下？”刘瑾终被说动，稍稍自敛，也开始做些善事。然因积恶太多，终难逃败亡，最后被其党张永除掉。由于刘瑾得势后，对其他七人的任何过高请求均不答应，引起不满。张永自幼知兵，提督团营兼领神机营事务，武力最雄厚。刘瑾也渐感渐渐感到了张永离异的危险，因此决定除掉他。然而张早有准备，主动向武宗告刘瑾对己之迫害。经谷大用调解仍无济于事。
正德四年（1509年），在平定宁夏安化王朱置叛乱中，右都御史杨一清同监军张永交往中，发现了张刘的矛盾，便极力拉拢利用张，借以除刘瑾。他为张献计，乘班师回朝伏阙献俘，当面向帝揭其奸谋。如不听则请死君前；如请准则速行动，迟则大祸立临。张按计而行，表请八月十五回京，时刘瑾以术士言，从孙刘二汉当为帝，故谋不轨，欲在此日为其兄景祥送葬，乘机扣压百官，挟持武宗让位，故篡改了旨书改了日期。张则边复疏听旨，边星夜兼程，恰在十五日到京，举行了献俘仪式。武宗设宴庆功，刘瑾也陪至深夜方回。张永于是袖出揭露刘瑾十七大罪状的奏章，马永成等佐以旁证。武宗震惊，大叹“瑾太负朕望”。张、马顺水推舟；“宜速除，迟则生变”。帝乃下诏连夜捕刘瑾，关宫中药厂。并查封刘瑾宅。次日早朝，帝公布了张永的奏章群臣，众怒，降刘瑾为奉御，谪凤阳。但经帝亲抄其家时，除金银、玉玺、穿宫牌、衣甲、弓弩、衮衣玉带等禁物外，还发现刘瑾日常拿的折扇中，竟藏有两把锋利的匕首。武宗更为吃惊害怕，正是这把凶器“扇”，竟在自己身边挥舞了好几年，并随时都可刺向自己，太危险了。想至此，武宗顿感不寒而栗，勃然大怒，原来对他尽量从宽处理的念头一扫而光。当即下令，投刘瑾于诏狱，严加审讯。罪恶累累，铁证如山，于是钦批：将刘瑾凌迟枭首，高悬示众；并将其罪状榜文及处刑图像，一起传示中外。同时，又下令逮捕其有关的亲族及同党，一并判处。谋主张纟采罪恶最大，虽在结案前已监死狱中，仍磔尸枭首以示众。经刘瑾荐进的阁臣焦芳、刘宁、曹元及尚书朱恩、毕亨等约共六十余人，皆以党逆论罪，分别受到谪处。又命廷臣将被刘瑾等擅改的祖宗法令八十五条，一一改回，仍复旧制。长达四年之久的刘瑾擅权，至此终告结束。
前后七子
前、后七子是明代中期形成的两个文人集团，他们在文学领域里先后掀起了一场历时长久影响深远的诗文复古运动。由弘治到万历，统治文坛达一个世纪左右。
前七子是指李梦阳、何景明、康海、徐祯卿、边贡、王廷相、王九思等。它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领袖，主要活动范围在于弘治、正德年间。前七子的诗文复古主张，是由李梦阳首先提出来的。李梦阳，字献吉，号定同，甘肃庆阳人，弘治七年进士，官至户部郎中，因上疏弹劾宦官刘瑾被下狱。刘瑾被诛，又被病江西提学副使。其气节名震一时。“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著有空同集六十六卷。何景明，字仲默，号大复，河南信阳人。弘治十五年进士，官至陕西提学副使。与李梦阳诗文相交，起初两人十分友善，后因见解歧异而互相诋诃。有何大复集三十八卷。为人处事“老操耿介，尚节义，鄙荣利，与梦阳并有国土风。”
前七子的文学复古主张，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者老弗道。”李梦阳的代表性言论有：诗歌以盛唐为归，“自中唐以下，一切吐弃。”诗至杜甫达于高峰，“作诗必须学杜，诗至杜子美，如至圆不能如规，至方不能加矩”。而唐以后的宋诗“主理作理语”，更是破坏了诗歌的艺术特征，他认为“诗者，感物造端者也”。“诗者，吟之章而情之自鸣者也。”有感于外物还须达到心物相“契”，即所谓“心会相契，神契则音”，“随寓而发”。要使诗歌达到“歌之心畅，而闻之者动”的艺术效果，还必须通过“比兴错杂，假物以神变”的比兴、形象化的表现方法。关于文，则认为文至“西京之后，作者勿论矣。”李梦阳最推重战国策的实录精神和优美文采，“录往者迹其事，考世者证其变，攻文者模其辞，好谋者袭其智。”勘为后世之榜样。李梦阳还推重贾谊之文，认为“谊文最高古。”何景明的诗文主张基本上与李梦阳一致。但其见解也有不同之处，二人甚至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李以文坛盟主自居，要求何氏舍己从人，制止其“入室操戈”，以巩固自己在文坛的统治地位。李梦阳先有赠景明书，论述景明诗弊，劝其改进。不料何景明竟写与李空同论诗书与之相抗衡。其后双方又反复诘难，至景明不能答辩才罢休。
李梦阳、何景明在复古这一根本主张上是一致的，他们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如何复古上。李梦阳偏重于摹拟古人行迹，“刻意古范”，即学古太似。而何景明则提倡复中有变，也就是要有自己的创造和发展。应该自“成一家之言”，“自创一堂室，自开一户牖”，即学古不似。另一分歧是李重诗文格调、形式的摹拟，“铸形宿镆（模），而独守尺寸。”而何则强调内在神情之摹，注重内容的重要性。主张声色为末，质实是本，不能离本就末。与此相关的，李强调字字句句以古为法，尺尺寸寸以古为则，而何则认为“法同则语不必同。”如此等等，比较而言，何在复古中有创新的进步意义，比李梦阳有较少的保守性。
李何所倡导的第一次诗文复古运动，对冲垮台阁体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他们这种唯古是尚的主张和句窃字摹的恶劣文风引起人们强烈的不满和抨击，其复古运动也就渐渐地平熄了。正当此时，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领袖的后七子运动步其前履紧随其人，通过在一定程度上修改前七子的主张而登上了文坛。
后七子活动年代约晚于前七子40年。后七子主将李攀龙，字于鳞，号沧溟，历城人，嘉靖甲辰进士，授刑部主事。出为顺德知府，后擢升为河南按察使。著有沧溟集三十卷。另一主将王世贞，字元美，号凤洲，又称州山人，江苏太仓人。嘉靖丁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