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下五千年-第2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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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联系的日益加强，土司制度越来越成为当地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阻碍，更不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因此，自明代开始，中央政府即在一些条件成熟的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但规模很小，影响不大，未能造成整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行政制度的重大变化。一些土司辖地数百里，拥兵以万计，对治区人民取予随心，生杀任性，残酷压榨，疯狂掠夺，“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土司一日为子娶妇，而土民三载不敢婚姻”。有些地区虽已实行了改土归流，但由于土司制度根深蒂固，仍是“土目盘踞，文武官寓省城，膏腴四百里无人敢垦”。
羯釉瓜棱壶明末清以来，中原地区与边远地方的联系进一步密切，特别是大批汉族人民进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屯垦，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活方式，对当地落后的土司制度起了巨大的冲击作用，使越来越多的人要求脱离土司制度的束缚。但由于清初中央政府忙于国家的统一和抵抗沙俄入侵，一时无暇顾及西南地区土司制度的改革，使土司制度得以沿袭下来。雍正年间，清廷统治力量大为增强，初步解决了北方的民族叛乱和沙俄入侵问题，立刻开始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雍正四年（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上疏请求将原属四川的东川、乌蒙、镇雄三大土府就近划归云南，实行改土归流，随即在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湖南等广大地区普通推行。据不完全统计，雍正一朝，西南区改流的土府、土州、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招讨司等多达六十余个，由清朝政府分别设置府、厅、州、县等行政机构，派有任期、非世袭的流官进行治理，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该地区的控制。在推行改土归流过程中，主持其事的鄂尔泰等人针对各地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了和平招抚和武力镇压两种手法。大致看来，广西、四川、湖南等地多以招抚为主，而在云南、贵州两省，则曾大规模武力镇压。
贵州为苗族聚居地区，清王朝统治较为薄弱。特别在以古州为中心的3000里苗疆、1300多处苗寨，十多万苗民不服清廷管辖。此处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与外界极少联系。雍正四年（1726年），清军进攻广顺府长寨等地，镇压了当地苗民的反抗，强迫其剃发易服，并力行保甲，稽查户口，又乘胜招抚了广顺、今惠水、镇宁、今镇宁、永丰、安顺等地1000余处苗寨。随即，清军进兵黔东苗岭山脉和清江、都江流域苗疆，相继占领古州、台拱、清江、都江、丹江、八寨等地，讨伐了不肯降服的苗寨，设官管辖，驻兵镇守，从而开辟了通向湖南、广东的水陆交通。但是，由于清廷派驻当地的文武官员肆意欺压苗民，敲榨勒索，引起广大苗族人民的强烈不满。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江、台拱地区苗民奋起反抗清王朝的残暴统治，攻陷凯里、黄平州，震动了整个苗疆。清廷派刑部尚书张照率兵前往镇压。张照一向反对鄂尔泰等人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又不懂军事，以致旷日持久，师劳无功。刚刚即位不久的乾隆帝下令罢免张照，改派以前平苗有功的张广泗前往贵州负责苗疆事务。张广泗分兵三路，对各地生、熟苗民进行大肆屠戮，焚毁苗寨1200余处，擒斩苗民数万人，镇压了当地苗民的反抗斗争，并在贵州各地强行改土归流，加强了清王朝对该地区的统治。
云南是土司势力较强大的地区。一些顽固的土司、土官，为维护其传统的世袭统治地位和种种特权，极力反对清政府的改土归流政策，甚至不惜发动武装叛乱。雍正八年（1730年），乌蒙土司禄鼎坤利用当地彝民对镇守乌蒙的清军总兵刘起元贪污暴戾、军纪败坏的不满情绪，率其族人禄鼎新、禄万福等发动叛乱，杀死刘起元，攻陷乌蒙，周围东川、镇雄、威宁等地大小土司、土目纷纷响应。叛乱者袭杀塘兵，劫夺粮运，拆毁桥梁，阻断要隘，给正在进行的改土归流造成极大破坏。鄂尔泰调集清军一万余人，分兵三路进行镇压：总兵魏翥国攻东川，哈元生攻威宁，参将韩勋攻镇雄。鄂尔泰亲自督阵，经过激烈战斗，终于将叛乱镇压下去，保证了当地改土归流的顺利进行。在滇南，清廷革除了镇沅、沾益州、赭乐、威远、广南等地的土司、土目，派同知刘洪度暂客镇沅府事务。土目刀如珍不肯交出所占民田，煽动当地彝民杀死刘洪度，发动叛乱。清廷派兵镇压，将已革土司、土目全部徙往外省安置，然后进军澜沧江下游，连破险隘，直抵孟养，除江外车里等地土司依然保留外，其余全部改流，升普洱为府，驻兵防守。
广西为壮族聚居地区，全省有土官150余人，以今凌云知府岑映宸最为强横，经常“纵其众出掠”。清廷派兵征讨，强迫其交出敕印，迁往浙江。思明州土知府黄观珠因无力管束各寨头人，主动请求将洞郎等五十村寨改归流官管辖。柳州、思恩、今宜山等地壮族人民不堪当地土目压榨，争相向清廷请兵，迫使土官、土目交出武器印信。至雍正后期，广西全省大部分土司、土目统治地区实现了改土归流。
湖南土司统治地区因距内地较近，故并不十分闭塞，其土司、土官等不仅招纳汉民垦田纳粮，甚至还在城市中经营工商业。在改土归流的冲击下，湖南十万苗民声称对当地土司、土官的欺凌迫害难以忍受，向清廷请求入籍为民。于是清廷乘机强迫永顺、桑植、保靖、容美四大土司交出印信、土地。其他地区的土司、土官也因为无力镇压本地人民的反抗，请求改土归流。清廷遂于湘西地区设置府、州、厅、县，顺利实现了改土归流。
四川凉山为彝族聚居地区。清廷于云南、贵州改土归流的同时，也派兵进入凉山地区，在沙马、雷波、吞都、黄螂、建昌等地设置营垒，派遣流官，革除了当地部分土司、土官。
清王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普遍推行的改土归流制度，限制和部队消除了各地土司的割据势力和特权，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密切了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但是，由于清政府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特别是在平定土司叛乱过程中对各地人民的残酷屠戮，也给各少数民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平定罗卜藏丹津
第264章 清朝（18）（）
青海和硕特蒙古是顾实汗在1636年击败却图汗后自乌鲁木齐地区移居过去的。后来，顾实汗虽然立足于西藏，但青海仍为其根据地。顺治六年（1649年），清政府分别赐给协助清军作战有功的顾实汗第二子鄂木布、第七子瑚噜木什以“土谢图巴图尔岱青”、“巴图尔额尔德尼岱青”的称号，以示对青海和硕特部的笼络。顾实汗死后，其留在青海的诸子相互纷争，并不断率番众抢掠内地，抗拒清兵，使清廷颇感头痛。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派额驸阿喇布坦到青海召谕和硕特部领袖人物归附。阿喇布坦与顾实汗当时仅存的幼子达什巴图尔、塔尔寺大喇嘛察罕诺门汗召集青海和硕特部诸台吉在察罕托罗海会盟，号召诸台吉归附清朝中央政府。此后，达什巴图尔又率青海诸台吉到北京入觐，康熙帝封达什巴图尔为和硕亲王，对其余诸台吉则赐以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及辅国公等爵位。至此，青海和硕特蒙古虽然被清朝招抚，但地方割据势力仍然十分强大。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在西藏的和硕特部首领拉藏汗杀死其政敌第巴桑结嘉措，废黜达赖六世仓央嘉措，另立伊希嘉措为达赖六世。这件事为清政府所支持，却引起了青海和硕特部一些领袖人物的强烈不满。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达什巴图尔去世，其子罗卜藏丹津袭亲王爵位，为青海和硕特部首领中爵位最高者。罗卜藏丹津等人拥立理塘出生的噶桑嘉措为达赖喇嘛。当清政府下令将噶桑嘉措护送入藏坐床时，罗卜藏丹津参加了清军的这一行动。罗卜藏丹津等青海蒙古王、贝勒、台吉各自率所部兵，或数千，或数百，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春随大兵护送达赖喇嘛入藏，军容强大。当时，罗卜藏丹津等人之所以如此踊跃协助清军，是因为“先经阿穆瑚郎汗有旨，取了土白忒国，将尔等内中立汗。”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秋到康熙六十年（1721年）春这段时间内，罗卜藏丹津曾参与管理西藏地方政府事务，然而时间不长，清政府为了加强对西藏的治理便趁机正式废除了和硕特汗庭在西藏的统治，任命康济鼐、阿尔布巴等藏官为噶伦，共同负责西藏事务。这样，罗卜藏丹津就无权再过问西藏政务了，其再建和硕特汗庭在西藏的统治的美梦化成泡影。
在罗卜藏丹津看来，和硕特汗庭统治西藏已经十八年，驱逐准噶尔以后，恢复和硕特汗庭在西藏的统治地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他作为当时唯一有亲王爵位的和硕特部首领继拉藏汗之后而成为统治西藏的汗王，也是无可非议的。可是，清政府当时政局稳定，势力蒸蒸日上，已经有力直接过问西藏政务了，当然不会再赐给罗卜藏丹津“汗”的封号，使之接替拉藏汗的位置统治西藏了。罗卜藏丹津等人由于在达赖七世坐床典礼上受到冷遇等原因，已经对清政府心怀不满，在佛像前发誓一定要恢复和硕特部的“霸业”。并且，清政府对青海和硕特蒙古本身也采取了“众建分治”的政策，以防其权限过大。雍正元年（1723年）二月，清政府封赏参加入藏驱逐准噶尔战争的察丹津封为亲王、原为贝勒的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封为郡王，从而严重削弱了罗卜藏丹津的权力，致使罗卜藏丹津与清朝中央政府的矛盾愈加尖锐。
雍正元年七月，罗卜藏丹津迫使青海蒙古各台吉于察罕托罗海会盟，他自称“达赖浑台吉”，强令青海诸台吉都使用旧时名号，一律不准称王、贝勒、贝子、公等封号。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与亲王察罕丹津因拒绝听命于罗卜藏丹津，遂遭到罗卜藏丹津的武装进攻，寡不敌众，不得不向清政府求援。清政府得知变乱的消息后，一面命令川陕总督年羹尧前去坐镇西宁，密切注视罗卜藏丹津的动向；一面命令兵部侍郎常寿前往罗卜藏丹津驻地沙拉图，宣布清廷谕旨，令其罢兵和睦。罗卜藏丹津虽然对清政府怀有怨恨、忿懑之心，但尚无与清廷争雄天下的志向。然而，他进攻清廷所支持的察汗丹津和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拘禁常寿，并且在西宁周围制造骚扰，这样便将自己置于清政府的对立面。
在罗卜藏丹津煽动之下，青海各地喇嘛寺院的僧人起而响应叛乱。青海境内两座最大的格鲁派寺院——湟中的塔尔寺和互助的郭隆重寺都卷入了这场叛乱之中。塔尔寺的大喇嘛察罕诺们汗在青海威信极高，他站到叛乱势力一边后对青海僧人影响尤大。郭隆寺是清朝有名的章嘉呼图克图的寺院，由于章嘉一世的转世灵童当时年仅七岁，所以也被该寺上层喇嘛裹胁参加了叛乱。为了不使叛乱继续蔓延，清政府决定采取断然措施进行镇压，派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奋威将军岳钟琪攻打青海地区；派平逆将军延信驻守甘州、靖逆将军富宁安驻守安西，以防罗卜藏丹津与准噶尔合兵；派总兵周瑛领兵两千驻藏，以截断罗卜藏丹津逃往西藏的道路。在完成这些部署之后，清军集中优势实力逐个攻破西宁附近叛军盘据的据点和寺院。其中，清军在雍正二年（1724年）正月攻打郭隆寺一役最为激烈。该寺僧人负隅顽抗，清军浴血奋战，“以兵三千，破贼万余”，将该寺院建筑全部焚毁，故而年羹尧说：“自三藩平定以来，未有如此大战者。”
在西宁附近的叛乱被镇压下去以后，清军便转入进攻罗卜藏丹津驻牧地的战斗阶段。年羹尧采纳岳钟琪“乘春草未生”而“捣其不备”的作战方案，于雍正二年二月八日分兵三路进剿罗卜藏丹津，这三路清兵分别是：总兵吴正安所率领的北路，总兵黄嘉林、副将宋可进所率领的中路，岳钟琪与侍卫达鼐所率领的南路。二十日，清军探知罗卜藏丹津驻扎在乌兰穆和尔一带，于是岳钟琪率军连夜前去偷袭，到罗卜藏丹津驻地时，叛军刚刚入睡，因清军的突然攻击而惊慌得手足无措，纷纷抱头鼠窜。清军在这次战斗中俘获了罗卜藏丹津的母亲和妹妹，此后又在乌兰白克地方的一次战斗中俘获叛军头目吹拉克诺木齐等人，战果辉煌。罗卜藏丹津在清军的穷追猛打之下走投无路，不得不携带妻妾逃往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处。乾隆二十年（1755年），乾隆帝派兵攻灭准噶尔部达瓦齐的割据势力，当时逃到准噶尔部的罗卜藏丹津被迫向清政府投降。由于全国局势已经稳定，所以清政府将罗卜藏丹津押解到北京后并没有将其处死，只是将其软禁至死。
罗卜藏丹津叛乱平定后，清政府于雍正二年（1724年）五月采纳年羹尧提出的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和禁约青海十二事，对青海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政治上，清政府对青海地区蒙古族各部编旗设佐领，并规定了会盟与朝贡制度；在经济上，清政府采取了发展农业生产、安定人民生活的各项措施，对西宁周围可耕之地实行屯垦；在宗教方面，清政府严格限定塔尔寺等寺院的规模、僧俗总数，以防成为藏污纳垢之地。青海地区从此完全被置于清朝政府的直接统辖之下，和硕特汗庭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年羹尧之死
雍正三年十二月（1726年1月），原任川陕总督，贵戚重臣年羹尧在京城刑狱中奉旨自绝，年仅47岁。他的死，引得朝野议论，私下里纷纷传说皇上兔死狗烹，功高盖主的年大将军成了牺牲品。
年羹尧字亮工，号双峰，汉军镶黄旗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任内阁学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