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下五千年-第2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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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会议运动与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相汇合,形成了一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人民运动。它宣传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揭露了段祺瑞政府的反动面目,提高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对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起了积极作用。
五卅惨案
1925年初,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当选为新一届的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为宣传部主任,瞿秋白、蔡和森为宣传部委员、张国焘为工农部主任,并由这5人组成中央局。当选为中央委员的还有李大钊、项英、谭平山、李维汉。这次代表大会作出决议,指出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
共产党人认识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就立即付诸实践。于5月1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166个工会的281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代表有组织的工人54万余人。大会选出林伟民、刘少奇为全国总工会正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大会闭幕后不久,便掀起了全国大风暴的五卅运动。
5月7日,上海日本资本家联合组织的日本纺织同业会开会,以工会系共产主义指挥下为由,悍然决定不承认工会,扬言工会如组织工人罢工,就采取强硬态度关闭工厂。5月10日之后的几天内,日本资本家无故开除工人代表几十人,日本人还蛮不讲理,手持铁棍乱打工人。5月15日下午5时,内外棉七厂夜班工人五六百名工人照常上班,日本厂主不准工人进厂,工人群起质问日本厂主:我们并未参加罢工,岂有拒绝工作之理。
日本领班和包打听一见工人进厂,就举木棍铁棒对手无寸铁的工人行凶,好几个工人被打得头破血流,站在队伍前面的青年工人顾正红看见已有好几个工人被打伤,他满腔怒火,高喊:“东洋人打人啦!”并带领众人冲入物料间,每人持一根“打梭棒”,作为反击的武器。
内外棉厂副总大班元木和七厂大班川村,带着手枪,率领一群流氓打手,杀气腾腾来到门口,对准顾正红开了一枪,他毫不畏怯,忍着疼痛,高呼:“工友们,团结起来,斗争到底!”
川村又接连向他的腹部、头部放了两枪,并以腰中的毒刀猛刺顾正红头部。顾正红终于卧倒在血泊之中,虽经工友们送医院抢救,但由于伤势过重,壮烈牺牲,年仅20岁。这次血案还有11人受重伤,几十人受轻伤。
陈独秀以总书记名义多次签发中共中央通告,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各社会团体发表宣言和通电,反对日本人枪杀中国工人同胞,募集捐款,支援罢工工人。5月24日,上海工人8000多人在闸北潭子湾工人俱乐部举行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但是,上海工人、学生因为募捐活动和参加公祭顾正红大会,被巡捕房捕去几十人。学生们闻此消息,义愤填膺,结队去会审公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遭到无理拒绝。
陈独秀5月28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地委举行联席会议,陈独秀、恽代英、李立三、蔡和森等参加了会议,决定分头向各学校负责人谈话,向学生进行宣传,动员和组织学生于5月39日到租界进行反帝大宣传,声援工人,营救被捕学生。
30日,约有3000名学生上街演讲,听众十分激愤。下午,身高虬髯的巡捕前来驱赶群众,学生与之冲突,马路上一时人声嘈杂,反帝呼声更趋高涨,捕房捕头慑于群众声势,疯狂地下令逮捕学生。学生和听众睹此惨状,个个义愤填膺。
老闸捕房前已是群众云集,水泄不通,口号雄壮,声震屋瓦、传单飘飞,满蔽天日。群众的激昂情绪达到沸点。捕头和副捕带领巡捕22人,排列在捕房门口,捕头下令巡捕向示威群众开枪,副捕头首先向人丛射击,发出一弹,于是全体巡捕连开两排枪,南京路上顿时血流遍地,死伤狼藉,酿成震惊中外的五卅血案,被杀害的革命群众13人,重伤数十人。
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陈独秀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决定宣布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建立反帝联合战线组织,领导上海人民掀起罢工、罢课、罢市三罢斗争。中央领导进行了分工,由陈独秀居中指挥。
3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并宣布于6月1日实行全市总罢工。6月1日上海20万工人罢工,5万多学生罢课,商人也纷纷罢市,胜利地实现了“三罢”。6月7日,上海总工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4个团体组成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作为运动的公开领导机关。11日,工商学联合会主持召开20万人的群众大会,提出了惩凶,赔款,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的绝对自由,取消领事裁判权,永远撤退驻华英日军等17条要求。上海人民的斗争,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帝国主义一面镇压群众运动,一面玩弄政治骗局,施展分化伎俩,破坏中国人民反帝统一战线。大资产阶级首先退出了统一战线,民族资产阶级也表现了极大的动摇。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为了保持革命力量,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全市工人停止罢工。从8月底到9月上旬,各业罢工工人在资方承认一定条件下,陆续复工。五卅运动坚持了3个月,严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反动统治,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风暴。
戴季陶在五卅运动中看到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日益增强,忧心忡忡,觉得再也不能沉默,发表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一方面斥责国民党右派“腐败卑劣”,不干实事,到了用“反共产”的口号来掩护自己不能信仰三民主义、不能革命的罪恶;另一方面着重攻击共产党,在高谈“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的同时,诋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共产党。他说国民党的最高原则,只能是三民主义,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采用“寄生政策”,极力主张将共产党员从国民党里驱逐出去。
陈独秀立即在向导周报发表了给戴季陶的一封信,批判了朋友戴季陶,说戴在对于共产派的态度,与右派谢持、马素等人无甚出入。陈独秀对戴季陶的批判是及时的,立论也是正确的,但没击中要害。对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上缺乏认识,批判不力,斗争不坚决。他把戴季陶排除共产党,夺取领导权的斗争,变相地看作为政党的阶级属性问题,他们争论的论点似乎是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时间早晚问题。因此,陈独秀在批判戴季陶的同时,便准备退出国民党。
省港大罢工
省港大罢工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为了支援上海工人阶级的反帝斗争,争取民族自由与独立,有准备有组织进行的。
五卅运动欣起的大革命风暴迅速由上海席卷全国。北京、广州、青岛、武汉、天津等许多城市约有1200万群众,不顾帝国主义及其反动军阀的残酷镇压,先后起来响应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反帝斗争新高潮。其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是“省港大罢工”。
1925年6月19日,在共产党人苏兆征、邓中夏的领导下,省港数万工人举行罢工,声明支持上海界提出的17项交涉条件,并向香港当局提出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遍选举、劳动立法、居住自由等六项要求。香港当局不仅拒绝了工人的要求,还宣布戒严,并对广东革命政府实行封锁。愤慨的工人纷纷离港来到广州,准备同帝国主义进行长期斗争。21日,广州沙面租界的中国工人也举行罢工。23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发动下,广州工人、学生、农民、商人、黄埔军校学生和从香港返回的罢工工人共10万人举行了反帝集会和示威游行,当队伍路过沙面租界对岸之沙基时,遭到英帝国主义的扫射和炮击,死亡52人,重伤170余人,造成“沙基惨案”。帝国主义的暴行更加激起了香港、广州人民的愤怒,参加罢工的工人迅速增加到25万人。
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对省港大罢工的领导,成立了以苏兆征为委员长、邓中夏为副委员长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并组织了2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协同广大人民群众,严密封锁香港及沙面租界,分驻各海口码头,截留出口粮食,扣押走私货物,抵制英货、缉拿和严惩帝国主义走狗等。致使香港交通运输中断,工厂停工,公共事业瘫痪,肉食蔬菜供应断绝,商店货源枯竭,街道垃圾粪便推积如山,蚊蝇成群,臭气熏天。使香港变成了“死港!”“臭港”。
“省港大罢工”坚持了16个月,直至1926年10月才宣告结束,它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在政治上,经济上给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
讨伐陈炯明
广东革命政权在镇压了商团叛乱后,获得了初步稳定,但仍不巩固,广东境内许多地方仍为大小军阀所盘踞。为了进一步统一广东,巩固革命基地,准备北伐,广东革命政府进行了讨伐广东境内军阀势力的战争。
1924年11月,陈炯明趁孙中山北上之时,自封“救粤军总司令”,准备进攻广州。在陈炯明蠢蠢欲动之时,广东革命政府决定东征,讨伐陈炯明。1925年2月初,以黄埔军校3000学生军和粤军许崇智部为东征军主力,由蒋介石统领,周恩来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开始了对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全军将士作战英勇,纪律严明,并且沿途得到东汉农民的积极支援和配合,连战皆捷。3月中旬,东征军1000余人与陈炯明主力林虎部万余人激战于棉湖,将其击败,解放了除惠州以外的几乎所有东江地区,肃清了这些地区的军阀势力。
当东征军准备围攻惠州陈炯明老窝时,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勾结云南唐继光,暗通香港陈廉伯,并在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支持下,于1925年6月4日,在广州发动了武装叛乱,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左派力主讨伐。6月6日,东征军回师广州,镇压叛乱。在广九、粤汉铁路工人、广州邮政、航运、水电工人的罢工支援和在市郊农民的积极配合下,广东革命军于6月12日向叛军发动了总攻,至13日全歼杨、刘叛军2万余人。再一次使广州局势转危为安,进一步巩固了广州革命政权。
在东征军主力回师广州讨伐杨、刘,国民政府着手整顿,加强治理内部之时,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支持下,于9月初重新占领东汉一带,准备进攻广州。盘踞粤南的军阀邓本殷也调兵遣将,形成对广州的夹击形势。国民政府为了彻底消灭反革命势力,统一广东,于9月28日决定第二次东征。东征军由蒋介石任总指挥,周恩来为总政部主任。在省港罢工工人和东江农民的支持下,10月14日,东征军攻占陈炯明的老巢惠州,歼灭了陈军主力,11月中旬,全歼陈部残敌于粤闽边境,完全收复东江、胜利结束第二次东征。
而在东征的同时,国民政府还派出军队南讨邓本殷,广西的桂军李宗仁部在广东革命政府支持下,打败了旧桂系军阀沈鸿英,从而实现了两广的统一。
以两次东征为主的讨伐作呀,使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统一,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提供了可靠的后方基地,同时也为工农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北伐战争
1926年7月9日,黄埔大操场上,战马嘶鸣,旌旗飞舞。戎装待发的将士们列队整齐,阳光在无数枪刺上折射出瓦蓝的光芒;“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声震天动地。
这是历史性的一天,国民革命军正在举行北伐誓师。
北伐,消灭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并统一中国,是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确认北方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此起彼伏,其统治已摇摇欲坠;处于南方革命中心的广州,应抓住时机挺进北方打倒北洋军阀的统治。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指出中共当前主要任务是协助广东政府准备北伐,“不仅是在广东做军事的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处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此后,中共大力开展各地的工农运动,为北伐胜利进军准备了充分的群众基础。
蒋介石也积极主张北伐。“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还没有放弃反帝反封建的口号,还需要在革命的大旗下积蓄力量,因此他把北伐看成是其进一步扩展权势的好时机。在广州的湘军、桂军、滇军等各派将领同样想通过北伐扩张势力。广东地方势力则希望所有的军队都赶快离粤而去。于是,在北伐问题上,诸种势力在同床异梦的想法下却奇迹般地统一了起来。
第315章 民国(11)()
国民革命军当时主要对手有三个:一是直系军阀,有“儒帅”之称的吴佩孚拥兵20万,占据两湖及河南、直隶等省的全部或大部,控制着京汉铁路。二是奉系军阀,张作霖拥兵35万,占据东北三省以及山东、直隶、热河、察哈尔等地,控制津浦路北段。三是直系分化出来号称“五省联帅”的孙传芳,拥兵20万,控制着长江下游和津浦路南段。三支势力间勾心斗角、矛盾极深、难以统一,造成了相互间坐山观虎斗,极易被各个击破的局面。
在苏联顾问的建议下,国民革命军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首先向湖南、湖北进军,长驱直入,迅速消灭北洋军阀中最薄弱的一环——吴佩孚部主力,争取张作霖、孙传芳两部短期内的中立;两湖战场获胜后再引兵东向,攻打孙传芳部;最后北上解决实力最为雄厚的“东北王”——张作霖,实现全国的统一。
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一部和著名的叶挺独立团开赴湖南,火速驰援正遭吴佩孚部攻击而退守衡阳的唐生智部,从而拉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6月5日,国民党中央通过出师北伐案,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加伦(布留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