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时空航班-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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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防刺服这东西以后，这种给红军造成很大伤亡的战斗方式立刻变得一面倒。之前只有100件防刺服，分配给特种部队使用，后来大家一想，觉得这东西特勤大队不用的时候，也不该放着发霉，于是又改成谁参战谁用——这样每次战斗都能靠这东西减低伤亡不是？
彭帅的红三军团之前在战斗中用了一次防刺服，之后彭帅死活不想把这衣服还给陈大将，用他的话说，“早知道有这东西，我就不急着要炮了（魏承恭第一次带防刺服过来的时候，彭帅不在场，后来也没人跟他说起这事）。一门迫击炮二十公斤，顶十件……好吧，顶五件这个衣服；一件这衣服每次战斗就算能救下我两个兵的命（具体怎么个算法，大家自己想^…^），二十门炮击炮就能换一百件这衣服。一场仗下来，这一百件乌龟衣服就能让我们少死两百个人，两百个人啊，快要够一个营了——我的军团直属炮团给你二十门炮，这衣服就留给我了。”
陈大将苦笑不得——我的特勤大队要你的迫击炮干什么？但是他拿无赖的彭帅一点办法都没有，最后还是总司令出面，这才把想要把衣服扣下来——至少扣一半下来的彭帅给说通了。
也因此，中革军委开始计划大量装备这东西，计划在红一、三、五、八、九（红七军团没有组建）五个主力军团里，每个军团至少分配500件，由各个军团自己决定如何使用；特勤大队人手一件，中央警卫部队装备200件。
此外，魏承恭还真的带了一点营养品过来：维生素片，钙片（这个其实没什么必要，根据地人民普遍食盐摄入不足，钙流失水平远远低于正常水平），你李德再是怎么没脸没皮，也不至于抢这东西吃吧。
7月22日，第九次运输。这一次，几乎只带了防刺服和药品。彭总专程跑到瑞金，把魏承恭这一次带过来的防刺服（500套）全都截了下来——不过最后只带走了200件，原因很简单，特勤大队那边要优先装备（之前已经损坏了一部分）。
8月5日，8月19日。第十，十一次运输。这两次运输都是以防刺服为主，药品为辅，不过药品的比重在加大。特别是利福平。早在六七月份，陈济棠确认两种药物确实能治疗结核病之后，很快就意识到这中间巨大的机会，立刻全力开动宣传机器。
一时之间他在世界上名声大噪，再加上磺胺类药物的大量使用，中国广东省似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国际医学的前沿阵地。很快，结核病特效药之一的异烟肼就被外界掌握（异烟肼在1912年就已经出现了，不过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没有发现这种东西的药用价值）；但是利福平暂时还是“广东特产”。陈济棠挣足了面子（列强都跑来自己治下“交流”国际前沿医学，多有面子），赚够了里子（“广东特产”价格不菲，而且因为是“新药”，产量不大，有钱还不一定买得到——为此，陈济棠淘了不少常凯申都眼红的好东西）。当然也要给红军足够的回报，军火对药品的交换比一再降低，已经到了一吨炸药换十公斤利福平，或者三十公斤消炎药的程度。
进入9月份以后，防刺服的运输暂停，转而运输了450艘充气船——其实在长征史上，红军在湘江上是成功地搭建了浮桥的，之所以伤亡那么大，关键还是中央纵队行动缓慢。现在中央纵队一开始就是轻装，应该不存在无法过江这个问题的——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总司令他们还是把这东西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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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又到了离别的时候。
一直到下午，魏承恭才带着一个班的战士从长汀赶回根据地。要说明一下，这一个班的战士并不是保护魏承恭的，魏承恭确实已经配有警卫员，但也仅仅是配了两个（已经足够，或者说超标了。主席、总理在陕北、在西柏坡的时候，身边的警卫员一般也只有一两个，说是警卫员不如说是勤务兵。对比之下，常凯申身边的警卫部队是一个营的编制——仅仅是这种置生死于度外的气度气概，常凯申就被主席他们甩了几条街）。这一个班的战士更主要的任务，是“保护珍贵的宣传器材”诸如电脑，投影仪，手提发电机等设备。
从六七月份开始，魏承恭就接到了一个任务：带上这十多个战士，还有那些播映器材，给乡亲们“送文化下乡”。
所播放的内容主要是日军的种种罪行——不用说，这是在为战略转移作舆论准备，为的是走的时候，能给根据地的人们一个交代。
而魏承恭也非常乐意于这个工作。
效果非常好。其实早在两三年前，9·18之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在根据地中大力宣传日本帝国主义的凶狠残暴，然而一来中共此时掌握的材料远没有后世归纳总结的那么详实，二来光是靠嘴上的空口白话，哪里比得上图像视频来得直观真实？
稍微有些麻烦的是，虽然是在根据地里，依然有很多群众不明白电影是一种什么东西，所以有的时候还要先给这些人说明一下电影是什么——在这一方面，魏承恭这个现代人跟那些根据地土生土长的干部比起来，丝毫没有优势。
遇到这种时候要多费一点周章。一般的做法是先播放一些比较轻松的故事片，比如剪辑过的《小兵张嘎》，《鸡毛信》，《王二小》，《地道战》，《地雷战》等片子（剪辑主要是去掉作品中的年月记录，以及主席语录之类的东西，目的当然是防止引起有心人的注意），借这些片子给根据地的民众说明什么是电影的同时，也灌输一些抗日思想，之后才开始宣传日军的罪恶。
不用说这个工作很重要，所以执行这个任务的也不只是魏承恭他们一支队伍，而是五支。为此还特意从2016带来了四部投影机和笔记本（之前开列的单子主要是一些大批量的物资，像这种小零碎就不多说了），连之前魏承恭带来的一套器材一起，总共组织了五支放映队，逐村给根据地的人民宣传。三个多月下来，五支放映队足迹遍布根据地的十多个县几百个乡村。比较成功地给根据地的群众们灌输了“北上抗日”的思想。
“日寇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生死大敌，从这些影片记录里面，乡亲们就可以看出来了，他们根本不把我们中国人当人，他们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而常凯申那个没骨气没祖宗的家伙，竟然下令他的军队，不准抵抗这些凶恶的日本人。因为他这不准抵抗的命令，我们已经丢了东三省。眼看着又要丢掉华北，将来肯定还要一步步丢掉华中，华南……我们根据地肯定也不能幸免。
怎么办？难道就坐视这些小日本的势力一步步扩大吗？大到将来完全没有办法抵挡吗？不，常凯申不抵抗，我们红军来抵抗。只有这样，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人民才能有救。为此我们中央红军，在近段时间，将要开赴抗日前线，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争取把这些豺狼挡在离我们尽可能远的地方，阻止他们的势力进一步扩大，等到我们的力量足够的时候，就把他们从我们中国赶出去。
我们红军开走以后，不用说，那些白狗子会回来祸害乡亲们。这一点上，是我们红军对不起乡亲们，要请求大家原谅。为了减少乡亲们的损失，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安排，不过这些安排并不能保证乡亲们完全不受白狗子的祸害。所以我们要请求乡亲们，不要跟白狗子们硬抗，戒急用忍，尽可能活下去。
活下去，想尽办法活下去。我们答应乡亲们，五年，只要五年（在不知道西安事变是否还会如历史上一样发生的情况下，把这个时限放宽了一些），如果形势好的话，只要三年（这是把西安事变也算在内了），形势就会发生变化，苦难的日子就会告一段落。”
几个月来，这是魏承恭和根据地人民说得最多的一番话。每说一遍，他就觉得心安了一点——这也是他乐于接受这份工作的原因。
“这孩子，是抱着‘紧迫感’在从事这项工作。”
魏承恭的活动一直都受着中央的关注。对于他在“送文化下乡”活动中的表现，在一次闲聊中，主席对总理如此评价道。末了，向总理道：“恩来啊，你要注意开导一下，他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
“是啊，我也注意到了。”总理赞同主席的看法，却又为难道：“稍微纠正一下，我觉得这是因为他把我们的老乡们都视为亲人朋友，却又知道了那个巨大的伤亡数字，对于不能挽救更多的亲人朋友们而感到‘愧疚’，同时他也是抱着这种‘愧疚’感在工作，想要救出尽可能多的人——其实我已经一再跟他说过，他的所作所为肯定会救下很多人，他没有必要感到内疚的，只是这孩子……”说到这里轻轻叹了口气，“活得有些沉重啊。”
“虽然沉重，但是是个好孩子。”主席掏出一支烟，点上：“如果，我们的后来人都是这样爱国爱民的好孩子，我们也就没什么可以担心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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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离别跟往常有些不同。
在确定魏承恭确实可以往返于两个时空之后，各位领导人对于送他回2016就不是很在意了。又不是生离死别，远隔万里，一个星期后就可以又见面，既然如此又何必效那小儿女之态。
因此，这几个月回去之际，除了总理和李尅农，偶尔还有邓发之外，其他的领导人都不会特意过来送他。而总理和李尅农说是送他，还不如说是在交代工作。
但是今天，基本上，中央苏区能赶过来的知情者都来了。
“这是……”
魏承恭稍稍感觉有些奇怪，“总理，你们这是……”
“小魏，”这一次总理没有交给魏承恭物资清单，而是直接说道：“你是知道的，我们即将开始长征了。长征路上千难万险，还要打仗，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无法保证你的安全。所以，中央决议，在一到两年之内，你不要过来了，等我们到了陕北——当然也有可能是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安定下来之后，你再过来。”
说着话让出身后几口大箱子，除了一口是木头箱子之外，其它的都是铁箱子，还挂上了大铁锁。
“这些铁箱子里是中央的一些决议文件，暂时托你保管了，这个木箱子里是一些我们不方便带走的浮财，你带过去变卖了，可以作为活动经费。”
拍拍魏承恭肩头，笑笑：“多保重！”
五 长征路上2（）
广昌，潘家楼子，一个德国人，约翰内斯·弗里德里希·列奥佩德·冯·西克特将军正在参谋的帮助下，拿着放大镜，就着地图看刚刚翻译成德文的革命军（中华国民革命军，接下来的几节要站在这方面来一点描写，所以需要一个较为正式的称呼，而*国*军*这个词是被屏蔽的）战斗报告。
这位老将军名气很大，才能也可谓是出类拔萃。他在战争期间（一战）的种种功绩这里就不多说了，真要是一一列举，估计要有上万的篇幅。这里稍微说一下他最杰出的功绩——他是一战之后的德国国防军的缔造者，这十万德国陆军为后来希特勒的扩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本人也因此享有“二战德军之父”的美誉。
不过我们中国人一般是称呼他为汉斯·冯·塞克特，对他的所作所为，了解得最多的就是，他是常凯申发动的第五次戡乱围剿，革命军方面的总指挥。
但是这里要稍微说两句，碉堡封锁战线政策并不是他提出来的。塞克特将军先后两次来到中国，第一次是1933年5月到7月，第二次则是1934年4月直到次年的3月初（原史）。换言之他来到中国，开始接手革命军最高指挥的时候，第五次围剿已经从上一年的9月开始打了近7个月，已经逼近尾声（基本上，广昌战役算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决定性战役，广昌战役一打完，所有有点儿眼光和能力的军事指挥员就都知道，红军败了），不需要他再做出什么指挥了。
碉堡封锁战术是金汉鼎、戴岳、柳维垣等人在吃够了苦头之后，自发采取的战术，只是因为红军转变了打法的关系，大家发现，这个战术似乎“很好用，很有用”，这才逐渐发展成一套较为完整的策略。
虽然对于这一次围剿一群土匪的战斗，塞克特将军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是作为常凯申的军事总顾问，整个国防策略的制定者（塞克特将军为常凯申制定了较为完整全面的军队建设，按照这个计划，常凯申组建了数支较为精锐的德式部队，并在后来淞沪会战期间起到了大作用。他还为常凯申制定了比较全面的防备日本侵略的总体策略，着名的东方马其诺就是因为他的建议才建立起来的——可惜白党悲催的执行能力和筛子一样的情报能力，让他费心制定的这些计划都付诸东流），他必须对自己即将掌握和改造的部队有一个较为全面客观的了解。
而想要了解一支军队，最好的方式无疑是通过战争——比如正在进行中的剿匪战争。
然后，塞克特将军惊奇地发现，那支作为围剿目标的军队，似乎更值得自己注意。以至于到了战争即将结束的现在，他干脆从南京来到曾经的战场，实地了解整个战争的详细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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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年9月战争开始到广昌战役为止的战斗记录没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两边的战术都一致，打法也一致，都是毫无花巧，实实在在的拼实力，拼消耗。
结果不消说，拥有飞机大炮作为攻坚手段和钢筋水泥作为防御手段的革命军在攻防两方面都甩了匪军几条街。除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