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两晋南北朝-第1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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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道济退军之后，拓跋焘有心继续南下推进，但考虑到战士征战日久，人累马乏，再加上黄淮一带水灾严重，只得让大军回国，暂时结束了南北二战。
为此，司马楚之颇有微词，他与刘宋苦大仇深，本想借这次机会一雪前耻，却在节节胜利之后，突然接到回国的命令，心里愤愤难平，上疏认为西方的主要敌人已经削平，应对刘宋发起总攻。
拓跋焘不免对他都进行安抚，表彰其为国杀敌的志向和功劳，同时又详细解释回军的必要性，为避免他意气用事，特征召他回京担任散骑侍从官，任命刘宋的另一个仇人王慧龙为荥阳郡长。
王慧龙比司马楚之要冷静得多，深知此刻还不是报仇的最佳机会，开始潜下心来完成手头的工作，在荥阳一待就是十年，农田耕作和武装备战双管齐下，政绩斐然，声名远播国内外，从南方归附投奔的也有一万多家。
因为王慧龙的威望太高，诱使大批刘宋百姓叛变，刘义隆后来都坐不住了，专门派出间谍在北魏散布谣言说：“王慧龙自以为功高劳苦，可是官位却低，打算引诱宋国入侵，趁机生擒司马楚之等人叛变。”
拓跋焘听说之后，完全一笑置之，并未相信，还下诏给王慧龙：“刘义隆畏惧将军，就像畏惧猛虎，我自然知道他的险恶用心，这种捕风捉影的言语，想必将军也不会介意。”
王慧龙很受感动，于是更加卖力为国效力。
刘义隆见没有效果，恼恨之下又派出刺客吕玄伯前往行刺，对他承诺说：“只要能砍下王慧龙的人头，封百户男爵，赏绸缎一千匹！”
面对如此厚重的封赏，平民百姓出身的吕玄伯怎能不动心，开始细心筹划行刺一事。
吕玄伯应该想到的，高收益一定伴随着高风险，王慧龙是北魏有名的封疆大吏，防卫工作必定十分严谨，机会并不好找。
思来想去，吕玄伯最终放弃了放暗箭的打算，而准备正面交涉，然后再寻机会下手。
没过多久，王慧龙接到报告，说有个南方的壮士请求投奔。
几年时间里，南方已有数万人归降，王慧龙对此并未起疑，但当吕玄伯请求摒退左右，单独当面讨论机密时，王慧龙毕竟还是有了防范之心，让人搜吕玄伯的身，结果当真搜出一把短刀。
吕玄伯顿时面如土色，连连叩头求饶，王慧龙叹息说：“各为其主尽力而已。”下令将其释放。
左右随从都劝他：“宋国的阴谋绝不会停止，不杀吕玄伯，何以震慑贼寇！”
王慧龙清描淡写地说道：“我用仁义作屏障，有什么值得忧虑的。”
仁义并非万能，更不能阻止身边狡诈的滋生，但有个好处，那就是没人喜欢和阴险的人共事，都希望与宽厚的人亲近，因此才有吃亏是福的说法。
短期来看，吃亏当时不是福，但如果长期坚持这种习惯，身边必能环绕一堆朋友，他们起初或许是为了贪图小便宜，但久而久之，便会被满心的敬意所取代。
（本章完）
第354章 非我族类（）
北伐大业草草收场，刘义隆当然很不高兴，想起各将领的作为，可谓愤恨交加，下令把吃了败仗的到彦之和王仲德撤职、逮捕入狱，把抛弃军队逃亡的竺灵秀斩首示众。
垣护之因为进言的功劳，虽然没能扭转局面，但因此被提拔为北高平郡长。
檀道济因为粮秣不足，也落得个仓惶撤退，但因前期颇有战绩，被擢升最高监察长，仍回防地寻阳驻扎。
就在北伐主力回军的同时，前线地方将领仍在苦苦支撑，在确信不会有援军之后，青州督导官萧思话，只得放弃郡城，退到险要地带自保。
431年2月26日，萧思话率军投奔平昌，军事参议官刘振之，正驻防下邳，得到消息后，以为魏军来袭，也放弃城池逃走。
然而魏军并未赶到，实际上拓跋焘已经下令军队回国，东阳的官兵却做好了跑路的准备，把聚集的物资全都焚毁，最后不但虚惊一场，还把政府的储备消耗干净。
萧思话因此被召回京师，也蹲了号子。
至此，北伐一事基本尘埃落定，刘义隆最初的目标全没实现，还损失了大批将士和大量辎重粮秣，可谓百害而无一利。
而且因为北伐的开展，国内压抑多年的问题也终于接连爆发。
中央率先失守，但勉强仍然可控。
彭城王刘义康，和宰相兼京畿卫戍总司令王弘，同时主管朝廷机要，但因王弘资历深，且经验丰富，所以刘义隆平时安排工作也多有所侧重。
刘义康对此颇为不满，打算抢过王弘的京畿卫戍总司令，不断上疏表明心迹，日常生活中更是抱怨不断。
王弘的弟弟王昙首，时任高级咨询官，素来是刘义隆的左膀右臂，也深受宠信，刘义康更加不爽。
王弘兄弟知得知这一情况，为避免步了先前老同志的后尘，准备主动让贤，以求太平。
王弘先因老弱多病为由，请求退休还乡，王昙首则请求调任吴郡郡长。
结果刘义隆全不批准，回复称正要仰仗两人的能力。
刘义康最开始听说王弘请辞，按捺不住内心的欢喜，结果刘义隆没。有批准，顿时化喜为悲，对身边的人说：“王弘那老家伙患病已久，国家大事怎么能躺在床上治理！”
王昙首担心刘义康发难，力劝哥哥把总部的文武官员拨一半出去，王弘于是再度上疏。
刘义隆这回没有拒绝，批示可以可拨付两千人给刘义康，刘义康这才没有异议。
刘义康是刘义隆的异母弟弟、刘裕的四子，此时已是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了，对权力更是早就如饥似渴，但刘义隆身边围绕一批昔日的老臣，成了他进阶的阻碍。
皇族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刘义康只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环。
没过多久，王昙首先一步去世，一年后，王弘也驾鹤西游，刘义康终于得偿所愿，也由此让中央的气氛不致过于凝重紧张。
王弘为官正派，死的时候，家中没有余财，刘义隆特别赏赐王家孤儿寡母一百万钱、一千斛米。
荆州督导官、江夏王刘义恭，是刘裕的第五子，也不是省油的灯，因秘书长刘湛总是掌控全局，让他没有用武之地，恨意分外浓烈。
这种老臣辅佐幼主并全权处理政务的模式，还是刘裕亲自决定的，起初是因为刘裕的儿子们年纪太小，不能做到独当一面，所以才采用这得办法进行过渡，可刘裕怎么能想到儿子们长得很快，对权力的渴望之心长得尤其快，已然不适应这种模式。
中央离皇帝近，偶尔有矛盾还可以及时处理，但地方上天高皇帝远，出现这种麻烦可不是好现象。刘义隆得知此事后，第一时间派使臣责备刘义恭，并努力从中调解。
领军将军殷景仁，与刘湛的关系还不错，提醒刘义隆说：“当代贤才纷纷凋零（王华、王昙首等人已死），国之大不幸啊！”
刘义隆当然清楚这其中的暗示，刘湛也是老臣了，万一因为和刘义恭的关系闹僵，而不幸遇害，那可大大的不妙，于是下诏让刘湛回京，担任太子宫总管，加授皇家稽查官，与殷景仁一起参与朝廷决策。
不过刘义隆到底没有真的搞明白殷景仁的话，殷景仁的言外之意，他们这批老家伙已经不宜再和皇家子弟纠缠不清了，今时不同往日，以前可以当启蒙老师，现在只是累赘和绊脚石。
把刘湛调到中央，固然救了刘湛，但刘义隆却紧接着让雍州督导官张邵，接替了刘湛的职位，继续与刘义恭搭档。
张邵比刘湛的资格还老，或许刘义隆是对张邵有信心吧，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到任不久，张邵便遭到检举，说他在雍州时贪赃枉法，营私舞弊，赃款多达245万钱。
真实情况如何，按照张邵的一贯作风来看，多半是诬陷，而即便不是诬陷，如果张邵没有调到荆州，估计也没人会检举他，显然是妨碍了荆州当局的利益，因此落得个晚节不保，因贪污数额巨大，依法当处死刑。
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官谢述，及时上疏说道：“张邵是武帝时代的元老重臣，应蒙受大恩宽恕。”
刘义隆也不想让皇族和老臣的矛盾过度激化，欣然采纳这一提议，下诏仅免除张邵的一切官职，撤销爵位，并收回采邑。
无官一身轻的张邵，倒也算因祸得福，在平静中度过余生。
经过这一波折，刘义隆索性趁热打铁，让皇族势力正式开花结果，于432年6月29日，任命：江夏王刘义恭为南兖等六州军区司令长官、开府仪同三司、兼南兖州督导官，临川王刘义庆为荆雍等七州军区司令长官、兼荆州督导官，竟陵王刘义宣为立法院副总立法长，衡阳王刘义季为南徐州督导官。
荆州位居长江上游，地位重要，土地辽阔，军用物资和武装部队实力占了国家一半，所以刘裕的遗诏中曾特别规定必须有皇子负责镇守，但刘义隆认为刘义庆这个堂哥在皇族中，一向享有美好声誉，而且他的父亲刘道规，对国家的功劳也。很大，所以予以特别任用。
就在朝廷专心铺展权力网的时候，久无风波的益州，却意外横生祸端，让本来只是暗流涌动的刘宋政权，瞬间掀起了三尺巨浪。
（本章完）
第355章 太武之治（）
西北方的北凉和吐谷浑，一直坐观宋魏相争的成败，然后再选择自己的立场，到了431年，随着西秦和胡夏的覆灭，刘义隆也铩羽南归，显然他们已经做出了选择。
8月7日，沮渠蒙逊派儿子沮渠安周，前往北魏充当人质，以表明归附的忠诚态度。
相隔没几天，慕容慕璝派顾问官到北魏呈献奏章，表示愿意献出之前俘获的胡夏皇帝赫连定。
不管二人以前是什么态度，对北魏有什么看法，对年轻的拓跋焘又持何样眼光，此时，无论北凉还是吐谷浑，都被北魏的军威震慑到了，唯一要做的只是和对方保持友好关系，以躲开兵戎相见的命运。
拓跋焘正在休兵养民，对此当然表示欢迎，先是在平城直接向吐谷浑的使节宣读诏书，任命慕容慕璝为最高统帅、封西秦王，接着郑重地选派使节向北凉报聘。
北凉的实力到底比吐谷浑要雄厚得多，沮渠蒙逊更是纵横河西三十年的大佬级人物，拓跋焘不敢怠慢。
崔浩推荐了政府行政官李顺担当此次出使北凉的使节，拓跋焘于是擢升李顺为祭祀部长，带着诏书前往任命沮渠蒙逊为高级咨询官、西域羌戎军区司令长官、凉州州长、凉王，采邑包括武威、张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郡。
封爵诏书是这么说的：“凉王的盛衰存亡，命运与大魏合为一体，同升同降，北至荒凉不毛之地，南至上庸、岷山，西至昆仑山，东至河曲，在这个范围内，如果发生叛乱，凉王应立即讨伐，以辅佐皇家。凉王可以设立文武百官，代表皇帝执行任命，还可树起天子旗帜，无论出入都可戒严净街，依照西汉初期各亲王特权的前例。”
沮渠蒙逊未必对这种待遇十分欢喜，但能和北方霸主和谐相处，总是不错的开端。
北魏发展到这个阶段，拓跋焘大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刘宋暂时构不成威胁，后方的两个国家也都俯首称臣，短时间不会爆发冲突。
但拓跋焘到底还是不肯休息，军事外交工作处理妥当，开始专心打理内政了。
内政工作比对外征伐并没有轻松到哪里去，好在北魏名臣不少，在这方面起了不小的辅佐之功。
拓跋焘也是明白人，于9月13日，加授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长孙嵩为柱国大将军（历史上第一个柱国大将军），擢升左高级国务官崔浩为宰相，征西大将军长孙道生为最高监察长，以表彰三人的功勋，勉励他们更加努力工作。
长孙道生是长孙嵩的侄子，不但家族背景显赫，个人修养也极是了得，生活中节俭惯了，一个熊皮做的遮泥障（用来遮住马身），数十年不曾换。
拓跋焘曾让皇家乐队做一首对百官的赞歌，提到朝中的这三个大佬时，这样说：“智如崔浩，廉若道生。”
十几天后，拓跋焘在崔浩等人的建议下，在国内下发诏书：“而今两个盗匪集团，分别被击败消灭，我们将暂时停止战争，发展文化教育，完成从前被忽略的事，物色民间的智士贤才，建设国家。”
北魏的制度虽比不上汉人王朝那么成熟，但人情是无论如何都免不了的，招才令下达之后，当然还是以官宦家族举荐的人才居多，李顺的堂哥李灵，和崔浩的外甥卢玄，就是此时被提拔起来的。
几个月下来，各州保荐的人才多达数百人，拓跋焘依他们各自的能力分别委派官职。
当时崔浩打算严格执行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辩明官员的出身和姓氏高低，卢玄劝他说：“创建新制度，改革既成的规章，都必须把握适当的时机，欢迎这项决定的，能有几人？应三思而行。”
崔浩骄傲惯了，只要是认定的事情，就非做不可，而且容不得半点批评，拒不接受外甥的提醒，最后果真因此得罪了许多人。
之前因为过于锋芒毕露而得罪鲜卑人，这次实行九品中正制，则又得罪了大批汉人，崔浩的智商当然是极高的，可这情商就略感抱歉了。
鲜卑人都是游牧出身，富贵不过两三代的事，所谓的等级影响并不太大，而汉人则不同，长久以来形成的尊卑观念，可谓根深蒂固。
北魏政权之所以吸引许多汉人中的有识之士前往报效，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在于北魏是个胡人政权，并不看重家族等级，这也是相比汉人政权（东晋、刘宋）最大的优势。
寒门家庭的许多人才，在南方是绝无可能有出头之日的，相反，他们在北方却能做得风生水起，左右逢源。
这么多年过去了，在许多人心里，也许已经把自己早年的悲惨命运忘掉了，渐渐相信了眼前的景象，认定自己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