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墓贼影:中国盗墓史全记录-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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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动『荡』的历史时期，为了筹集军饷而盗挖陵墓的情况时有发生。因为社会动『荡』，所以才会有无数的割据势力相互混战，这与上面提到的为国恨而盗墓的情况有些相似。不过他们的目的是不同的。这些混战中的王侯盗挖陵墓的目的是为了筹集军饷，以图在诸侯争霸中取得胜利。在众多诸侯中脱颖而出，统一天下，登上帝位，这是每个胸怀大志的诸侯的梦想。然而，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想称王称霸，必然会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而军阀混战必然导致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可能还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士兵们连饭都吃不饱，衣服都穿不暖，哪有心思去训练、去打仗呢！没有充足的战斗力，必然会在诸侯混战中失败。因此，这些想统一天下的王侯们无不为筹集军饷而大费脑筋。曹『操』就是这样的一位典型代表。曹『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在自己统一天下的政治野心前加了“匡扶汉室”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这就更给他的盗墓行为提供了义正言辞的理由。这使他丝毫不会为自己的盗墓行为感到羞耻。
还有一种为了钱财的盗墓方式似乎有些隐蔽，就是以修建园林、陵墓为名来盗取陵墓中的较为珍贵的建筑材料。古人，尤其是王侯将相等都十分重视自己的身后之事。因此，他们的陵墓多用十分珍贵的建筑材料来营建。一旦后世的王侯们在建造陵墓、园林缺少珍贵的建筑材料时，就必然会想到那些建造精美的古代陵墓。这种情况远的有孙权，近的有乾隆皇帝。孙权大破长沙之后，派人挖毁吴芮的墓，用陵墓中的棺木来给其父孙坚建庙。乾隆则为了得到明长陵、永陵中的珍贵的金丝楠木来建造自己的陵墓，而以修缮为名，采用“偷梁换柱”的方法盗墓。这种以获取建筑材料为目的的盗墓虽然初看上去不是为了钱财，但究其本质与钱财是脱不了干系的。
从王侯盗墓是以满足病态的嗜好或变态的心理需求为目的来说，这种情况也没有时间的规律，只能看有这种病态嗜好或心理需求的王侯处在哪个时代了。
对盗墓有着病态的嗜好的王侯以西汉广川王刘去疾为代表。刘去疾自幼生活优越，不知怎么竟形成了这样一种残忍的嗜好，这与他饱读诗书的教育背景很不相称。他把盗墓当作一项游戏来玩，把盗墓的过程当作一种享受。他在盗墓中力求刺激、惊险，困难越大越能引发他的兴趣。可以说刘去疾是真正以盗墓为生活的人，在盗墓中体验着快乐，后人无人能及。
为了满足变态的心理需求而盗墓的王侯代表非南北朝时期陈国的始兴王陈叔陵莫属。他的这种变态的心理需求可能与他自幼残暴的『性』格有关，他以看到别人受苦受难为乐。看惯了活人的痛苦，便也觉得没什么意思，就去寻找更大的刺激，而盗墓正是能满足他这种心里需求的“良『药』”。每当看到盗墓得到的珍宝和从墓葬中取出的遗骨，他心里就会升起无限的满足感。
从王侯盗墓是为了达到多重目的来说，有的是泄私愤与敛钱财相结合，有的是敛钱财与特殊的心理需求相结合，有的是三者兼而有之。
项羽盗秦始皇陵就是在这样的多种原因下发生的。从泄私愤上来说，项羽的祖父项燕就是被秦将王翦所杀，因此，项羽对秦始皇是极为痛恨的。再有项羽是楚国人，秦灭楚，统一天下，他对秦始皇也是有着国仇的。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时值项羽与刘邦楚汉争霸之时。项羽的百万大军必然是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的，而此时，项羽刚刚入关不久，立足时间尚短。况且由于战『乱』，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因此盗掘秦始皇陵墓可以给项羽带来三重收益，了家仇、报国仇、筹军饷。
虽然王侯盗墓的目的各不相同，但造成的后果却是相同的，这就是使我国的文化遗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盗墓者自身大多也没有什么好下场。比如，项羽虽然因盗墓获得了充足的军饷可是却因为丧失民心最终败给了刘邦，最后引颈『自杀』；刘去疾因为盗墓等行为而被流放，病死在了流放的路上，无人收尸；陈叔陵因叛逆而被处死，也是暴尸荒野，无人收尸；乾隆虽然用盗得的金丝楠木建造了奢华的裕陵，但是最终还是被民国的盗墓者孙殿英所盗，最后竟然落到尸骨异处的下场。
明火执仗为官盗
与王侯的出现一样，从我国进入阶级社会开始，便产生了帮助统治者管理国家的一个上层社会阶层——官吏阶层。
在我国，从有准确的文字记载的夏朝开始，就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官吏制度。此后，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官吏制度越来越完善。统治者把帮助他管理国家的人分为不同的等级，又增加了许多爵位，用于封赏那些功勋卓著的官吏。这些官吏上至太师、宰相，下至县令都在不同程度上拥有一定的权力。这些权力是极有伸缩『性』的，倘若当朝的是个有德的帝王，那么他手下的官吏可能就会好官多一些。这些好官不仅能帮帝王统治国家，还能帮帝王治理国家。倘若当朝是个无德的昏庸帝王，那么朝野中就会『奸』党林立，恶官纵横。那些恶官不但不能帮助帝王稳固江山，还是江山社稷的蛀虫，是一个王朝毁灭的因素。在我国几千年的官宦史上，出现了比干、包拯、寇准、房玄龄、魏征等许多好官。同时，也出现了赵高、杨国忠、蔡京、高俅等一系列坏官。
这些官员在他们的权力范围之内，做了许多好事与坏事。但是，有一种事情是好官坏官都可能做过的，这就是盗墓。当然好官与坏官盗墓的目的是不同的。在官吏盗墓中，盗墓目的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复仇；第二类是为财；第三类则是为了取悦当权者，谋取前途；第四类是为了猎奇；第五类是为了满足变态的心理需求。当然这几种目的很多都是相互交错的。
官盗，顾名思义，就是统治者或者官员组织进行的盗墓活动。这种盗墓行为被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不必担心违反法律而惶惶不可终日。众所周知，历朝历代都有明文规定，偷掘坟墓是重罪，由此可见，统治者们是极其厌恶并坚决抵制盗墓行为的。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这些本该打击盗墓的统治者走向盗墓之路的呢？
细数中国古代著名的官盗，像汉末的董卓、曹『操』，五代的温韬，到民国时的孙殿英等，都很有名，他们往往动用大批士兵，明火执杖地大干。
在三国时，中国历史上甚至出现了专门的盗墓机构和主管盗墓的专职人员。这一“创举”的始作俑者是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的主角——大『奸』雄曹『操』，他在军中设立了“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专门负责寻找陵墓、执行盗掘，堪称古今最专业的官方盗墓代表。曹『操』之所以做这种“率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至今圣朝流涕，士民伤怀”的缺德事，是因为当时军队粮饷匾乏，为了补充自养，不得已而为之。（关于曹『操』盗墓的内容，在后面的章节里会有所表述，此处不作赘述。）
其实，某些官吏盗墓是为了得到某种制度的默许。比如，著名的陈奉盗墓事件，就得到了万历皇帝的默许。虽然历代对于盗墓有着各种法律的规定，但是这些法律规定基本上还是官吏制定的，再加上中国古代的法律传统是刑不上大夫，所以那些盗墓的基本法律对官员没有什么约束力。
从制度根源上讲，由于古代对官员没有很好地监管，所以对于官吏盗墓，皇帝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然，官吏盗墓也必须把握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不闹出事情来，不过度违背孝道、儒家的基本道德规范。历史上也有官吏因为盗墓被皇帝查处的。比如，宋徽宗的时候，陕西的一个官员挖掘了商朝比干的坟墓，并且挖到的一个青铜盘子送给宋徽宗，结果宋徽宗没有收，退回了铜盘，还严肃地批评这个盗墓的官员说：“前代忠贤之墓，不可发掘！”然后罢免了这个官员。很显然，这个盗墓官员违反了社会的基本道德政策，所以他的命运就是被罢官回家。
从官吏盗墓是为复仇来说，典型的代表是伍子胥。这种复仇与王侯的复仇有一定的区别。王侯的复仇目的有家仇、国仇，而官吏盗墓就不存在国仇了，他们只是为了自己，为了家庭而找那些死去的仇人的麻烦。伍子胥为了给自己的父亲、哥哥报仇，把楚平王的尸体挖出来，鞭尸三百。他甚至为了自己的个人恩怨而背叛了自己的祖国，带领着吴国的军队灭了楚国。伍子胥在政治上的作为可以堪称是一个好官，好官盗墓大多数是为了雪耻复仇。
第12章 盗墓都是哪些人：盗墓者的前世今生（2）（）
从官吏盗墓是为了敛财来说，这样的例子就很多了，而且为了敛财而盗墓的官吏几乎全都是坏官。官吏为敛财而盗墓似乎不是很难理解。官吏们虽然手中都有一定的权力，又都有朝廷的俸禄养着，但是若与王侯比起来，经济实力就相差得太远了。这些官吏为了过上奢侈的生活，便要四处搜罗来财之路。贪污受贿是可以得到许多钱财，不过那样风险也比较大，而且只有达到一定品级的官吏才有贪污受贿的可能。如果对统治下的百姓太过苛刻，就有造成民变的危险。与这些生财之道相比，盗墓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盗墓不仅不用担心被皇上查抄，也不用担心有『乱』民造反，只要盗墓进行的隐秘些，是不会被外界所察觉的。考虑到这些，许多贪财的官员就自然而然地把生财之路放在了盗墓上。比如明朝陈奉盗明显陵，就完全是为了获取明显陵中的宝物。
从官吏盗墓是为了取悦当权者，谋取自己的前途来说，最为典型的代表非北宋徽宗时期的李朝儒莫属。作为陕西的转运使，专门负责钱粮等物资的筹备、运输，他可以说是不缺钱花的。然而，为了做到更大的官，把前途继续向前扩展，他想到了取悦社会最高统治者的方法。当时最高统治者宋徽宗又有着收集古董的喜好。因此，李朝儒认为要想使自己升官，可以从这方面下手，把皇帝哄高兴了，官位不就顺理成章地到来了吗？而盗墓是取得古董，尤其是那些较为珍贵的古董的最好的方法。鉴于宋徽宗是一个很有艺术才华的皇帝，李朝儒是不敢把那些普通的古董送上去的。比干墓的传闻给了他希望，那件充满传奇『色』彩的铜盘墓志铭就成了李朝儒取悦宋徽宗的最好的古董。遇到这样好的机会，他当然不肯放弃了，盗墓也就成为必然。
从官吏盗墓是为了猎奇来说，以西晋刺史温放之盗王士燮（xiè）为代表。温放之为当时的朝廷立下了不少军功，可以说是个好官。可是，他却偏偏对任何新鲜的事情都充满了好奇心，甚至对在民间传说中被传得极为阴森恐怖的王士燮的陵墓都充满了好奇心。他在这种好奇心的驱使下去盗墓，看看陵墓中到底有没有传说中的那些鬼神，于是便掘开了王士燮的陵墓，打开了棺椁。盗墓之后，温放之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然而，他也因为这种猎奇心理而死，在盗墓归途时堕马而死。不管是不是温放之真的是由于受到鬼神的惩罚而死，但他是死在盗墓上的，这勿庸置疑。归根结底，是他的猎奇心理害了他。
从盗墓是为了满足盗墓者变态的心理需求来说，南朝太守王玄象盗墓可以充分体现这一点。王玄象与西汉广川王刘去一样，都对盗墓有着强烈的喜爱，并把这种无耻的行为当作一个嗜好，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的盗墓业绩十分显赫，达到了在他的地盘内找不到一具完整的棺椁的地步。解释他的盗墓动机，似乎找不到其他的答案。他自小生活在官宦之家，不缺钱，不是为了敛财而盗墓。他与所盗陵墓也没有什么仇恨，不是为了报仇而盗墓，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对他的盗墓行为自豪的解释就是在一种变态心理下进行的变态活动。
除此之外，元朝杨琏真迦的盗墓比较特殊。他的盗墓融合了敛财、民族仇恨与歧视、取悦当权者以及变态的心理等多方面因素。他是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形成的佛教怪胎。杨琏真迦盗墓确实搜刮了墓葬中的所有陪葬品，为敛财而盗名副其实；杨琏真迦的盗墓同时也是为了最大程度上对宋王朝以及整个汉族社会予以侮辱，表达元朝政权对南宋偏安王朝的极大蔑视。因为在当时，创立元朝的蒙古族虽然在政治与军事上都取得了胜利，但是这些都无法弥补他们在经济技术、科学文化上的落后。汉人也因为他们的这些落后而看不起他们。元朝统治者为了报复汉人的轻视态度，就采取了更为残忍的手段表达他们对汉人的仇视心理。在取悦当权者上，杨琏真迦是很聪明的。他看出了当时元朝统治者对汉人的不满，就极力做一些迎合统治者心里的事情。这从元世祖忽必烈对杨琏真迦盗南宋六陵的默许态度可以看出。说杨琏真迦变态，一点也不过分。他作为一个本应普度众生、以善为本的和尚，却坏了规矩，做起了偷坟掘墓的事情，不能不说他的心理是变态的。
官吏盗墓的『性』质是比较好区分的，绝大部分都是属于官盗事件，只有一小部分兼有官盗和民盗的共同特点，像明朝陈奉盗墓就既是官盗事件，又是民盗事件。说它是官盗事件，是因为陈奉是打着朝廷的名义，带着军队去盗墓的。说它是民盗事件，是因为盗墓所得的财宝大部分都被陈奉私吞。
官吏的盗墓手段都是极为不高明的，并没有形成一个专业化的盗墓队伍。因为他们并不是专职盗墓的盗墓贼，所以也不具备一定的盗墓经验和特定的盗墓技术。盗墓工具也极为简陋，以铁锹、斧子、刀剑为主。因为没有盗墓经验、盗墓技术以及合理的盗墓工具，致使他们所盗的陵墓都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有的官吏盗墓还是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