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墓贼影:中国盗墓史全记录-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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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当地土匪侯现文领18人对德陵和东井的娘娘坟进行挖掘，由于人少墓大未能成功。事发后，侯现文被抓进监狱，终了一生。1944年秋，长陵园村的程老六拉起百余人的队伍，自称程六爷，占山为王。他重走当年侯现文的老路，在一天深夜，将队伍偷偷拉到万贵妃墓前，开始分头挖掘。经过三个昼夜的刨、挖、凿、炸，终于将墓顶打透，万贵妃的随葬品被抢劫一空。程老六找来6匹马，将金银器物连夜驮到长陵园村进行分赃。当兵的每人分到1两黄金、20颗宝珠，当官的每人分一金罐或相当于一金罐的器物，程老六自然将贵重的宝物独吞。
盗墓后的第二天，程老六便举行大婚。所用车辆浩浩『荡』『荡』，宰杀猪羊无数，其威风与排场为当地百姓所罕见。筵席之上，程老六媳『妇』头戴从墓中盗出的金顶凤冠，趾高气扬，俨然万贵妃再世，一派皇后气派。
可惜好景不长。半年之后，程老六和国民党警备部队发生冲突直至混战，被『乱』枪打死在附近工部厂村的河套里，其妻妾家产俱被国民党警备部队瓜分一空。『乱』世逆子，终遭天报应。
斗鸡台古墓遭掘
罪恶的盗墓活动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退，反而愈演愈烈。这种盗墓活动跨越了几千年，延续到了近代。
清朝末年，政局动『荡』世道非常混『乱』。民国的建立并没有使全国太平下来，百姓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内的各个政治势力集团反而以靠自己的地盘与实力相互倾轧，战『乱』频仍，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当时，就连活人的安全都在时时受着饥饿、寒冷、瘟疫、战争的为害而不能自保，谁还能顾及到那些在陵墓中的死人的安危。这些各自称霸一方的军阀势力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领导。国民『政府』无力支付这些军队的军饷，自然也无法约束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任何一个军阀要想扩大实力、称雄一方，就只能靠自己。筹集军饷更成为军阀们工作的重中之重。那时，大小军阀为了筹集军饷，扩充实力，并使自己发财致富可谓费尽了脑筋，真是挖空心思，想尽了一切可能的办法，其敛财之道，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在他们所想的这些办法中，最为省心、省时、省力的一个就是盗墓了。毕竟打死人的主意要比直接从活人身上搜刮容易得多。况且，当时社会经济因战『乱』遭到严重破坏，从活人身上确实也捞不到什么油水了。这一时期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斗鸡台盗宝案。
陕西宝鸡，在唐代以前叫陈仓，是周、秦王朝的发祥地，也是周、秦文化的摇篮。古陈仓即今日之斗鸡台地区，在宝鸡市东约7公里处，北依渭北平原，南临渭河，历史上称为“陈仓北阪城”。秦文公为了祭祀天帝活动建立的陈宝夫人祠（俗称娘娘庙）就在这块台地上，所以又叫祀鸡台。
古陈仓在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不仅是周代的重要城邑，而且是秦立国初年的都城，因此，地下埋有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极其丰富灿烂的珍宝，是埋藏文物的一个重要地区。就在这个地区内，有个名叫戴家湾的自然小村，村北有一条上起贾村塬、南迄渭河，深十多丈、长七八里的戴家沟。当地人常常看到，每逢大雨、大水冲刷之后，便有很多古代文物暴『露』于土崖边，其中不乏上等佳品。人们虽不识其朝代、名称，但都知道那是价值的古董宝贝，因而便称之为“宝”。斗鸡台戴家湾地区的确有宝。这是由其特殊的历史地理原因所决定的。据《史记》记载，秦国的秦文公、秦宪公的墓葬就在此地。早在清代末年，这里就出土过重要的青铜文物。
20世纪20年代末，陕西宝鸡地区流传着一首民谣：“党拐子，土皇上，派出土匪活阎王；活阎王指挥穷人把宝挖，抬脚动手把人杀。斗鸡挖宝八个月，真把百姓害了个扎！”
“党拐子”就是斗鸡台盗宝案的主谋者和指使人党玉琨。党玉琨是陕西富平人，又名党毓坤。因走路时一只腿跛，故被当地人称为“党拐子”。他从幼年时起便不学无术，厌读诗书，也不愿从事家务和生产劳动，整天和一帮地痞流氓混在一起，吃喝嫖赌，无恶不作。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四处游『荡』，曾在西安、北京等大城市的古董商店里当过学徒，见过不少文物，并经过一些古董商的点拨，久而久之便成为此中行家，尤其善于识别铜器。他为人狡黠『奸』诈、刁钻善变，尤其喜欢聚众赌博。党玉琨生『性』顽劣，动不动就与人争斗，杀人越货对他来说简直成了家常便饭。他的那条跛腿，就是在与人争勇斗狠时被对手打伤，从而留下病根的。
后来，党玉琨发现军阀们都有着强大的权利和经济实力，便决定从戎。最初，他投靠的是盘踞在陕西凤翔一带的地方军阀、靖国军首领郭坚。党玉琨从一个小兵做起，因他十分精于钻营之道，懂得怎样投上司的喜好，所以较受郭坚的赏识，很快升任了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等职。但好景不长，1921年8月，冯玉祥整肃陕西军阀，郭坚因不服管束而被西北军打死，郭的部下李寺被冯玉祥委任为该军头领，带兵驻守凤翔。
党玉琨顿时失去靠山，只得率一部分残兵败将逃到陕西醴泉县驻扎。不久，李寺奉命东调，留守凤翔的地方军队之间互相勾心斗角，四分五裂。党玉琨便乘虚而入，于1926年2月率部再度回转凤翔。为了壮大声势、显示威风，他就自封为“师长”，号称“司令”。
第43章 盗墓风潮第六波：民国近代的盗墓破坏（2）（）
此时党玉琨对凤翔的统治并不稳固，被他所打败的那些军队经常向他反扑，他还面临着更大的军阀将他兼并的威胁。俗话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为了扩张势力和巩固地位，党玉琨开始疯狂的敛财。但是无论他想尽何种办法，所得的财物都十分有限，令他伤透了脑筋。素有“古董癖”的党玉琨当然知道文物的重大价值，明白古董的实际用处。他搜罗文物，无非就是两个目的：经营人脉、换取资金购买枪械，为他独霸一方捞取资本。
当时，斗鸡台地方有一个名叫杨万胜的乡绅，平日横行乡里，恶贯满盈，民愤极大。后因他私自加派大烟税款，更加激起了当地农民的义愤。一些农民联合起来告发他的罪行，并有人扬言要将他暗杀，为民除害。
杨万胜不由大为恐慌。他找党的马弁（biàn）、与自己同乡的张志贤给他说情，开脱罪责。之后，做贼心虚的杨万胜得知党玉琨喜好文物，正在四处寻宝，为了寻找靠山，也为了感谢张志贤，即向张透『露』说：
“戴家湾村后大沟里，靠崖处有几个洞，洞里有古董。在洞内只要动一动镢头，就一定能挖出一些宝物，随便卖个几十、几百白洋都是平常事。如果派人挖一回，也定能发个大财。”
张志贤听了杨万胜的一番奇谈后，感到这是讨主子欢心的好机会，于是向党玉琨提供线索说：“在戴家湾村北的一个窑洞中埋有大量古董，只要轻轻一刨，就能刨出文物。”党玉琨听了这一报告，异常高兴，预感到自己大发横财的时机到来了。为探明虚实，1927年春党玉琨亲自到戴家湾村进行勘察。经过紧锣密鼓的周密研究部署，一场大规模的盗宝行动便在当年秋收后开始，盗宝指挥部就设在杨万胜家里，在挖宝行动开始后，党玉琨每次到此查看时，也都住在杨万胜家中。
在对情况有了一个详细的了解之后，迫不及待的党玉琨决定马上行动，回去不久就打好了盗宝方案的腹稿。随后，他下令找人作计划，并据此选定合适的人员执行其盗宝任务。其具体安排如下：任命驻扎在宝鸡县虢镇的旅长贺玉堂为挖宝总指挥；委任凤翔“宝兴成”钱庄总经理范春芳为现场挖掘总负责人，此人曾在汉口市坐过庄，买卖古董颇有门路；派遣卫士班长、绰号“大牙”的凤翔人马成龙、柴官长、张福、白寿才等四人为监工头目，下有监工员多人，柴官长、张福、向寿才均为宝鸡县人，非常熟悉该地的风土民情，对开展挖宝工作是极为有利的；另外，还聘请宝鸡当地一个有名的古董商郑郁文做秘书（人称“挖宝先生”），此人的实际任务是做挖宝的现场指导员，负责对挖出的各种文物进行整修、鉴定和分级定价；劣绅杨万胜起了不小的作用，当时盗宝指挥部就设在他的家里，在挖宝行动开始后，党玉琨每次到此查看时，也都住在杨万胜家中，由其负责接待。
党玉琨将以上负责盗宝的主要人马一一安排妥当后，便下令众人动工挖掘了。
具体从事挖宝工作的民工，全部是从附近县、区农村中抓来的青壮年。开始时工作量不大，仅靠就近强行摊派就足够了；随着挖掘墓『穴』的面积不断扩大，所需人手越来越多，附近村庄摊派不出，就一下子扩大到了宝鸡、凤翔、岐山三个县的大部分村庄。这样，高峰时一天就有1000余人在埋头挖宝，整个戴家湾都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挖宝人。
从1927年秋到1928年春的8个月中，这支七拼八凑的挖宝大军把戴家湾两旁好端端的地面翻了个底朝天，挖出来的土把偌大的一条深沟也填平了。
在杨万胜的指点下，开工的第一天就在戴家湾东边的一个窑洞里挖出了许多青铜器和陶器，其中有铜镜、铜钫、陶灶等，这些器物都出自于同一个汉墓。
第三天，在另一处又挖出了一件珍贵的青铜器物，马成龙等人说该物是香筒。但经“挖宝指导”郑郁文鉴定后，说是“觯”（zhi）。接着，就在这一处坑里又挖出了一件刻有铭文的鼎、一件彝（即簋）和几件残破器物，另外还有戈、铜泡等。不久，在另一座墓中又挖出了一个大鼎，鼎里面有小羊羔一个，虽然皮、肉早已腐烂，但骨架却完整无缺。
盗宝伊始便旗开得胜，收获甚丰，党玉琨不禁大喜过望。他挖宝的胃口变得更大，气焰也更加嚣张，不但在组织上控制得更加严密，而且在人力上也不断充实加强。这就害苦了斗鸡台地区及其附近的人民，搞得人神共愤，风惨云愁。
挖宝活动进行到当年11月底，民工们挖出了一个大墓。据参加盗宝的人回忆说，墓壁上还有壁画，内容是大山和牛羊。画面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连绵重叠的大山脚下有一群羊，在大路旁边放有陶鬲、陶罐；第二部分为一群牛，牛有卧有立，牛群中似有一人（剥落不清）。山都画成整齐的大小三角形。牛羊身体各部也不甚成比例，粗有轮廓，形象不准，唯头部栩栩如生，唯妙唯肖，眼睛极为有神。
该画由朱红『色』绘成，虽多处脱落，大体完好。画面上在大路旁还画有生活用具等，很有可能是当时秦人游牧生活的写照。这个墓内出土的器物较多，大多是青铜器，有乌纹方鼎、扁足鼎、兽面纹尊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座墓坑里出土了三件铜禁，俗称“铜棹（zhào）子”，最大的禁上置有方鼎、尊、觯、爵等两排酒器。较小的一件上放有三件铜器，中间放了一件卣（you）（古代一种盛酒的器具，口小腹大，有盖和提梁）。这些被挖出土的器物，均造型美观大方，装饰花纹，有些图案画了鸟兽，线条流利挺拔，实为难得的艺术精品。
俗话说，“自作孳，不可活”。党玉琨在宝鸡大肆盗宝，聚敛财物，势力逐渐扩大，很快就引起了冯玉祥的注意。加上在盗掘古墓的过程中，党玉琨等人残酷欺压百姓，作恶多端，引致天怒人怨，民愤四起，更使冯玉祥感到必先除之而后快。1928年5月，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司令的冯玉祥，命令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宋哲元率领所部三个师、一个旅，共约3万人马，围剿凤翔城，宋哲元亲自督队，在硝烟弥漫中冒险冲入城里，经过短时间巷战后，大获全胜，占领凤翔。党玉琨在凤翔东城墙下被击毙，其所部官兵被全部资遣。
当年，党玉琨把从墓『穴』中所盗的宝物，一部分放在他卧室的万宝架上，另一部分放在二姨太张彩霞的居室，大部分重要的器皿则藏放于一个秘密库房里由卫兵看守。党玉琨全军覆没后，这些宝物全部落到宋哲元的手中。
1928年9月，宋哲元将所获珍宝全部拿出，在西安新城四面亭军部展览一天，以饱攻打凤翔部属的眼福。随后，他令军法处长萧振瀛带兵将宝物悉数押送至西安军部。此后，这批十分珍贵的宝物便开始了戏剧『性』的流转和散失，并因此而大大受损。这批珍宝运抵西安后，宋哲元先是派人到芦真照相馆请摄影师为之全部拍了照片。接着，他又请懂得文物鉴定的薛崇勋在新城光明院逐件进行了鉴定。
党玉琨盗宝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敛财，因他个人对文物的特殊癖好只要铜器而不要其他文物，因此，民工在劳动中一旦挖到铜器就留下，而当遇到陶器、石器时，不是随手打碎就是顺手扔掉。这些挖宝人无偿地替党玉琨挖宝，还经常遭受监工的严厉打骂，常常心怀不满，因而在挖宝时不但不小心，有时反而还故意破坏，以此泄愤，导致诸多很有价值的文物无端遭受严重破坏。
宋哲元将经过鉴定的珍宝的一部分，首先送给了上司冯玉祥。冯玉祥所得的水鼎，全国解放后由其夫人李德全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其余归宋哲元所有的大部分珍宝，在他离开西安时由小老婆和当时赴天津任市长的萧振瀛带到了天津，存放在英租界的宋哲元家中。后来，通过天津的古董商将其中一部分卖给了外国人。
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未治在《东方学纪要》一书中说：“宝鸡出土的铜器乃是在纽约的中国古董商戴运斋姚氏（叔来）从天津买来。姚氏说，党玉琨在宝鸡盗掘的铜器首先归于冯玉祥之手。又闻，曾为波士顿希金氏藏的告田觥（gong）（现藏香港），也是通过在纽约的日本古董商购自天津。”
在这段话中，除了将“宋哲元”误为“冯玉祥”外，其他内容都是确凿可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