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墓贼影:中国盗墓史全记录-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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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没有人肯花那么大的力气将七十二座疑冢一一挖掘。再说，即使将七十二座疑冢一一掘开，能肯定曹『操』的尸体就葬在其中的一座坟墓里吗？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篇《曹『操』冢》，为我们解开曹『操』墓葬之谜提供了一条线索。原文不长，兹录于下：

　　　　“许城外，有河水汹涌，近崖深暗。盛夏时，有人入浴，忽然若被刀斧，尸断浮出。后一人亦如之。转相惊怪。邑宰闻之，遣多人间断上流，竭其水，见崖下有深洞，中置转轮，轮上排利刃如霜。去轮攻入，有小碑，字皆汉篆。细视之，则曹孟德墓也。破棺散骨，所殉金宝尽取之。”

　　　　众所周知，蒲松龄作《聊斋志异》，多是采自民间故事和传说。这篇《曹『操』冢》，肯定也是道听途说，不过却也言之凿凿。意思是说，先后有两人在许昌城外的河里洗澡，下水后却变成死尸浮出，尸体好像是被刀斧砍过一样。地方官为弄清真相，便令人从河的上游截断水流，水落石出，见水下的石崖上有洞，洞口设置着以河水作动力的转轮，轮上排有锋利的刀子。人们将轮子卸下，进洞发现一块小石碑，上写篆字，仔细看，才知是曹『操』之墓。于是人们将棺材劈开，将里面的遗骨抛出。墓中的金银财宝全被人们取走。

　　　　如果这则故事是真的话，那么可以断定，曹『操』的遗体是运回许都安葬的，所谓七十二疑冢，没有一个是真的。

　　　　但这只是个传说而已，不足为凭。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曹『操』的《遗令》。在《遗令》中，曹『操』详细地说明了自己墓地的位置：“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怕人掘墓，又公开其墓的具体位置，这不是缺心眼儿吗？

　　　　曹『操』死于洛阳，自河南洛阳至河北临漳的路程比从洛阳到许昌要远一倍。既然不是就地安葬，那么，曹『操』灵柩有归葬临漳的可能『性』，也有归葬许都的可能『性』。

　　　　如果说这个可能『性』存在的话，蒲松龄所记载的故事就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

　　　　近代史学家邓之诚在其《骨董琐记》里又提供了另一条线索：据说磁县有个农民叫崔老荣，此人在鼓城镇西十五里的墓葬地挖坑时，墓坑突然塌陷。他继续挖掘，发现一个石室，外有石门，石门旁有许多死人的遗骸。县官陈希贤闻知后，派人向石室内倾倒硫磺，然后再派人进去，发现石室四壁就像刚刚粉刷过一样。石室中央有一石棺，棺前有石刻的墓志铭，说明是魏武帝曹『操』的墓。在此之前，附近曾发现这样的石室十余个，但均无石棺，所以，人们认为这才是曹『操』的真冢。

　　　　根据此记载，可知这个“曹『操』冢”规模很小，仅容一棺，虽然有墓志为证，但不像是一个已贵为王的曹『操』的坟墓。况且，曹『操』下葬时为建安二十五年二月，曹丕刚刚继魏王位，汉献帝给曹『操』的谥号为“武王”。“武帝”之号，是曹丕称帝以后才改的。而此墓志言曹『操』为魏武帝，要么是曹丕称帝之后才安葬其父，要么是后人的伪造。到底邓先生所记是否确实，尚未被学术界确认。

　　　　1985年，在河南安阳市安丰乡出土了一件后赵建武年间的勒柱石刻，上面刻有西门豹大夫刻像，以及西门豹祠的重建时间、面积、官吏参加者等内容。这一石刻是目前唯一一件反映西门豹祠情况的实物。后赵建武年间是公元335年至公元348年，时间距曹『操』去世的时间约有一百多年，《水经注》成书年代距离曹『操』去世也只是二三百年，同时《水经注》记载的西门豹祠的建造年代正是后赵建武年间。考古专家认为郦道元所描述的西门豹祠，正是曹魏时期西门豹祠原址上重修的西门豹祠。

　　　　然而，在河北临漳县和河南安阳县的漳河岸边，就有五处西门豹祠，哪一处西门豹祠是后赵建武年间的西门豹祠呢？关于西门豹祠的位置，《水经注》上有这样的记载，漳水经过武城城南向东流去，又经过西门豹祠前向东北方向流去。此可以判断漳河在经过武城时是东西流向，武城在漳河北岸，西门豹祠应在武城的东南方向。古邺城西的漳河北岸，有一处古城遗址，正是战国时代所建的武城。就在距离武城遗址约十里的河北临漳县丰罗镇漳河大桥南侧，在一处隆起的土台上立着一块宋代西门豹祠碑石，碑文描述这里曾经是一座西门豹祠。

　　　　1988年3月8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为《“曹『操』七十二疑冢”之谜揭开》，该文说，“七十二疑冢”实际是北朝的大型古墓群，而墓的确切数量非72座，而是134座。这篇文章的全文如下：

　　　　闻名中外的河北省磁县古墓群最近被国务院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过去在民间传说中被认为是“曹『操』七十二疑冢”的这片古墓，现已查明实际上是北朝的大型古墓群，确切数字也不是72，而是134。

　　　　磁县地处冀南，周围方圆30多公里的大地上分布着众多墓冢。《三国演义》第四回记载，曹『操』“遗命于彰德府讲武城外，设立疑冢七十二，勿令后人知其葬处，恐为人所发掘故也。”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这些“曹『操』疑冢”进行了多次调查，根据多处墓志铭和墓形建造结构以及壁画、陶俑、古币等器物考证表明，从公元424年到公元578年，先后有东魏、北齐在磁县、临漳邺镇一带建都，其间历代皇亲国戚、天子朝臣葬于此地，逐渐形成了大型古墓群。

　　　　另据磁县出土的墓志看，墓的主人也均为北魏、东魏、北齐时人，所以《磁县志》这样记道：“民国以来，经人盗掘者多有墓志，都是北朝时的王公要人……疑冢之说不攻自破。”

　　　　既然之前找到的都不是曹『操』的真墓，那么曹『操』的真正陵墓在哪里呢？

　　　　1998年4月，安阳市安丰乡西高『穴』村村民徐玉超在村边的空地里挖土时，意外发现了一块石碑。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这对于寻找曹『操』墓来说，是一个惊人的发现。河南安阳市的文物工作者如获至宝，因为年代久远，这块石碑的字迹有的已经模糊，考古人员对石碑进行了拓片，并对石碑记载的内容进行了细致的解读，发现这是一块墓志铭，内容是后赵建武年间的公元345年，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的墓志。令考古人员兴奋不已的是，鲁潜墓志首次明确记载了魏武帝陵的具体方位。鲁潜墓志记载：“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二十步，南下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名堂二百五十步。”从墓志记载来看，是以高决桥为起点的，高决桥现在的位置据考证可能是在安阳市安丰乡，然后从高决桥向西行1420步，再南下170步就到了魏武帝陵的西北角，再从西北角西行43步，再向北250步，这就到了鹿泉墓的灵堂。按位置记载来说，魏武帝陵和鹿泉墓的关系大概就是200多步，相对是比较近的。如果鲁潜墓志同鲁潜墓的距离太远，对于曹『操』墓，鲁潜墓志的记载就失去了坐标意义。考古人员在鲁潜墓志发现地进行考古调查，认为鲁潜墓应当距离鲁潜墓志发现地不远处。然而，这一带的地层已经破坏，鲁潜墓已经无迹可寻。随着鲁潜墓志古碑被发现，曹『操』墓的范围逐渐缩小了。被野史和传说混淆视听的曹『操』墓，似乎有了云开雾散的迹象。那么鲁潜墓志记载的高决桥在哪里呢？

第62章　墓中有墓，冢中有冢：虚墓　假墓与疑冢（2）（）　
史料记载，魏文帝曹丕曾从水路前往祭奠其父亲，水路就是指沿漳河溯流而上，而西高『穴』村的位置正好在漳河南岸，距离漳河很近。河南考古研究所的潘伟斌研究员通过实地查勘与考古论证，认为曹『操』墓葬的区域就在河南安阳县西高『穴』村往北方圆不到一千平方米的范围。潘伟斌把这片遍布着庄稼的平地称作曹『操』陵园区。这片区域距离邺城遗址三十里左右，同时在河南安阳县丰罗镇西门豹祠以西一个地势较高的岗岭上，遍布着沟壑与山脊，同曹『操』《终令》的描述相吻合。潘伟斌描述，1700多年前，这片土地应当是一片高岗，只是到了现代，才通过土地平整改造成农田。这样的地形今天还可以通过一些残留的地形原貌看出来。因为这片高岗比漳河要高出十多米，因此不可能以漳河水去灌溉，应当是一块贫瘠之地。潘伟斌介绍说：这个地方北有漳河，难免有山梁，往西北也是一个山区，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非常好，北高南低，往东过来一点也非常低。据说曹『操』遗令中说，在他墓前留空房的地方作为陪葬墓的位置，现在根据位置表明前面地方比较平坦，应该是比较适合做他的陪葬墓位置。

　　　　2006年，河南省考古工作者就在专家认定的曹『操』陵园区域的西高『穴』村，惊人发现了一处墓葬，已经被盗墓贼盗掘一空，考古人员同同一时期的东汉王陵作比较，认为这是一座东汉时期的大墓，级别至少是王侯级。这座大墓的方位就在鲁潜墓志出土的东南方约一公里处，考古专家大胆推测，这极有可能是曹『操』墓或其陪葬墓中的一座。2006年，在西高『穴』的被盗墓处曾被盗掘出数件文物，上面有“武帝家用”铭文。曹『操』死后，被尊为魏武帝，而“武帝家用”铭文牌说明这是曹『操』生前用过的器物。那么，这个大墓是不是鲁潜墓志所描述的曹『操』墓可能所在的范围里呢？

　　　　综合曹『操』墓葬的各种考古依据与信息，潘伟斌绘出了曹『操』墓的具体方位图。在这幅图中，邺城铜雀台、鲁潜墓志出土地、东汉大墓、西门豹祠以及武城和漳河同曹『操』墓可能的地点，同史料记载最为吻合。

　　　　曹『操』墓在邺城西原已经是绝大多数考古学者的共识。曹『操』统一北方后，邺城成为他进行统一战争的战略大后方，邺城随之成为黄河流域重要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因此曹『操』去世时将墓地选择于此。曹『操』在世时他本人并没有代汉自立，而且一生中树敌太多，不可能把墓地选在当时的首都许昌或者洛阳附近，而老家亳州远离中原，接近孙权的吴国，极易为孙吴所偷袭。从安全考虑，曹『操』也最可能把墓地选在自己的封地邺城。这个结果有两种，一种就是曹『操』墓能够被揭开，另外一种也可能成为永远成为历史之谜，如果曹『操』墓没有被漳河的洪水冲掉，那么曹『操』墓仍然存在中华大地上，仍有被揭开谜底的那一天。

　　　　虚冢设疑是烟雾

　　　　千百年来，建造墓葬的人和盗墓者斗智斗法，盗墓和反盗墓技术层出不穷，不断改变也不断革新。虚葬，是一度流行的防盗之法，在盗墓日益猖獗的时代，虚葬的具体形式也一变再变，继疑冢、障眼法之后，另一种虚葬形式应运而生，这就是虚冢。

　　　　虚冢，只是秘葬方式之一种，又称假坟、虚墓、虚葬、潜葬、潜埋。说白了，就是造若干假的墓『穴』，而将真尸葬地隐匿。

　　　　虚冢与疑冢、障眼法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疑冢是遍立假冢，『迷』『惑』盗墓者，在设置疑冢时，造墓者已经向盗墓者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墓主人的遗体并不在这些疑冢之中。障眼法的本质与疑冢相同，多具棺材同时出殡，真正的墓主人遗体可能在其中，也可能不在其中，令人们不知真正的棺材所在，只是障眼法使用在出殡过程中，疑冢用在下葬过程中。虚冢与前两者不同的是，虚冢不是『迷』『惑』，而是骗。

　　　　设置一座墓葬和双层墓葬是虚冢的两种表现形式。设置墓葬令盗墓者以为这就是墓主人和珍贵随葬品的埋葬之所，但当盗墓者费尽心机打开墓葬时，却发现这是一座空墓。设置双层墓葬，即一座墓葬有真假两座墓室，盗墓者进入的往往是设在明处的假墓室，结果一样一无所获。

　　　　与疑冢和障眼法一样，虚冢也流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有名的虚冢，当属十六国中赵国第三任统治者石虎的墓。

　　　　东晋之后的十六国时期后赵（公元319~公元351年）始主石勒，字世龙，羯族，上党武乡人。初归效刘渊，据有襄国。石勒后杀前赵（公元304~公元329年）末主刘曜称帝，拥有冀并幽司豫兖青徐雍秦十州之地。

　　　　在当时的十六国中，后赵最为强盛。石勒当了15年皇帝，于咸和七年（公元333年）病死。死后，石勒采取“虚葬”手段，处理自己的后事，夜里偷偷下葬，“夜瘗（yi埋葬）山谷，莫知其所，备文物虚葬，号高平陵。”

　　　　史上记载石勒的葬事相当低调。《晋书·石勒》（卷一百零五）记载，石勒病危时，曾下遗诏：“三日而葬，内外百僚既葬除服，无禁婚娶、祭祀、饮酒、食肉，征镇牧守不得辄离所司以奔丧，敛以时服，载以常车，无藏金宝，无内器玩。大雅冲幼，恐非能构荷朕志。中山已下其各司所典，无违朕命。大雅与斌宜善相维持，司马氏汝等之殷鉴，其务于敦穆也。中山王深可三思周霍，勿为将来口实。”

　　　　石勒的葬事与曹『操』所为如出一辙，秘葬的同时施行薄葬。据说石勒的墓内没有金银宝珠宝随葬，丧事也极为简单，官员参加丧礼都不被允许，以绝世人掘陵取财之歹念。

　　　　石勒的反盗墓手段，其实在其死之前已经过“实验”，石勒葬母时便是“虚葬”。《晋书·石勒》（卷105）记载，“勒母王氏死，潜窆（biǎn）山谷，莫详其所。既而备九命之礼，虚葬于襄国城南。”

　　　　另据时人所记，石勒秘葬在渠山，当夜从城里同时抬出了十多具棺材，以『迷』『惑』老百姓。后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十三城门出棺”，是否是受到石勒秘葬方式的影响，现在不能肯定，但其反盗墓的灵感，应该是一致的。

　　　　石勒死后由其第二子石弘继位，可能儿子太年轻了吧，让其侄儿石虎夺了皇位。石虎废石弘为海阳王，自立“大赵天王”，并迁都于“邺”城。

　　　　石虎死后葬在显原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