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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部分

中国通史-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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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超平定西域,葱岭以西诸国都来朝贡。一○四年,班超差部将甘英前往大秦,走到条支,临大海欲渡,“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大,往来逢善风,三月乃得渡。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甘英就折了回来。大秦,就是统一欧洲的罗马,这时候,从亚洲到欧洲,陆路不通,甘英所拟走的,是渡红海到欧洲的一条路。安息西界船人的话,历史上说是安息要阻碍中国和罗马交通,故意说的,其实都是实情。详见洪氏钧的《元史译文证补》。中国和欧洲的交通,此次将通又阻,直到桓帝延熹初,“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这大秦王安敦,据现在史家考校,便是生于一二一年,没于一八○年的MarcusAuieliusAn。班勇平定西域,只限于葱岭以东,葱岭以西遂绝。

    还有汉朝人和西羌人的交涉,这件事,是后汉分裂做三国和五胡之乱的直接原因,在第三篇里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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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 后汉的外戚和宦官() 
前汉给外戚篡夺,后汉仍旧用外戚,这件事情,把后世人的眼光看起来,很觉得稀奇,然而无足为怪。我早说过,外戚是一种“特殊阶级”。凡是一种特殊阶级,不到他应当灭亡的时候,无论他怎样作恶,人家总只怪着阶级里的人,并不怪着阶级的本身,这是社会的觉悟,有一定的限度,也是无可如何的事情。

    后汉外戚之祸,起于章帝时。章帝娶宋杨两个女儿做贵人,大贵人生子庆,立做太子。小贵人生子肇,皇后窦氏,养为己子。窦皇后谮杀二宋贵人,又废掉太子庆,改立肇做太子。章帝崩,肇立,是为和帝。太后临朝,用哥哥窦宪做大将军,专权横恣。和帝年长,和宦官郑众合谋,把他杀掉,这是后汉的君主和宦官谋诛外戚之始。和帝生子,屡次不育,就把皇子寄养在民间。和帝崩,皇后邓氏,到民间去收了一个“生才百余日”的儿子来,把他立做皇帝,明年死了,是为殇帝。立清河王的儿子祐,是为安帝。太后临了十五年的朝。太后死后,安帝才亲政,斥逐邓氏,用自己皇后的哥哥阎显、耿贵人的哥哥耿宝,又宠爱了中常侍江京、李闰、樊丰、刘安、陈达;还有乳母王圣、王圣的女儿伯荣等一派小人。阎皇后无子,后宫李氏生了一个儿子,名字唤做宝,立为太子。阎后和宦官合谋,谮杀李氏,废宝为济阴王。一三二年,安帝到南阳去,死在路上。阎皇后和阎显密谋,秘不发丧,驰回京师,迎立章帝的曾孙北乡侯懿。不多时,死了。宦者孙程等迎立了济阴王,是为顺帝,杀阎显,迁太后于离宫。孙程等十九人皆封列侯。顺帝用自己皇后的父亲梁商做宰相,在外戚里,总算安分的。梁商死后,儿子梁冀接他的手,就大专权骄恣起来。顺帝死后,儿子冲帝立,一年而死。太后和梁冀“定策禁中”,迎立章帝的孙子清河王缵,是为质帝。年少聪明,目梁冀为“跋扈将军”。为冀所弑,迎立章帝的曾孙蠡吾侯志,是为桓帝。大权全在梁冀手里,桓帝心不能平,而满朝全是梁冀的人,只得再和宦官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合谋,把梁冀杀掉。抄他的家产,约三十多万,减掉一年租税之半。从此以后,汉朝外戚专权的局完,宦官乱国的事情起了。

    宦官的品类,固然是不齿于人的,然而他和皇帝极为接近。从来做皇帝的人,大概是闲置在深宫之中,毫无知识。天天同他接近的人,他如何不要听信。前代论治的人,也晓得这个道理,所以总要注意于皇帝的“前后左右”,使得他“罔非正人”。前汉时代,还懂得这个意思。在宫禁里侍候皇帝的,还多用些士人,而且要“妙选名儒,以充其任”。和帝时,邓太后秉政,才把中常侍、黄门侍郎等官,都改用阉人。历代君主,又都和他们谋诛外戚,于是宦官的权力大盛。不但干预中央的政治,甚至“兄弟姻亲,布满州郡,竞为暴虐”,就激成了天下的乱源。这时候,朝政日非,而风俗颇美,天下的士流大都崇尚气节。一时名士,外任州郡的,对于宦官的亲戚,无不尽法惩治。激于意气,以致过甚的行为,自然也是有的。于是宦者和士流,互相嫉恶,就激成“党锢之狱”。参看第八章第二节。桓帝死后,无子。迎立章帝的玄孙解渎亭侯宏,是为灵帝。窦太后临朝,窦太后的立做皇后,有个人唤做陈蕃,颇与有力。因此太后感激他,用他做太傅。又用自己的父亲窦武做大将军,陈蕃也是名流系里头的人,天下颇想望其丰采。陈蕃和窦武谋诛宦官,反为所杀。于是党锢之禁更严,灵帝长大之后,相信宦官,尤其死心塌地,而汉朝的天下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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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 官制() 
汉朝的制度,大概是沿袭秦朝;秦朝的制度,又沿袭三代以前。这种制度,虽未必有什么精意存乎其间,然而去古还近,大概积弊是一天深一天的。制度是一层层地,不管理论堆积起来的;所以愈到后世,愈不切于事实,愈不合于理论,秦汉的制度,确有优于后世之处。况且后世的制度,又都是沿袭秦汉而渐变的,不明秦汉的制度,就连后世制度的真相也不能明白,所以研究秦汉时代的制度颇为紧要。

    变封建为郡县是从秦朝起的,咱们现在就从秦汉时代的官制讲起。

    秦和西汉,中央政府最高的官是丞相,或称相国。有时但置一人,有时分置左右丞相。后汉则以太尉,天公司徒,人公司空,地公分部九卿。称为三公,是用古代三公、九卿的官制。参看第一篇第八章第三节。太尉在前汉,为中央政府最高的武职,和丞相对掌文武,仿佛像宋朝的二府。此外又有御史大夫,掌副丞相。前汉的宰相,往往从御史大夫递升。这三种,都是中央政府最高的官。

    此外又有太常,秦名奉常。掌宗庙礼仪;光禄勋,秦名郎中令。掌宫殿掖户;卫尉,掌宫门卫屯兵;太仆,掌舆马;廷尉中间曾改名大理。掌刑辟;大鸿胪,本名典客,又曾改名大行令。又有典属国一官并入。掌诸归义蛮夷;宗正,掌亲属;大司农,本名治粟内史。掌谷货;少府,掌山泽之税;谓之九寺六卿,是中央政府分掌庶务的。

    带兵的官,通称校尉。而司隶校尉,主督察大奸,兼有警察的性质,权最重。带北军的中尉,主缴循京师,后改为执金吾。

    治京师的官。秦朝称为内史。汉景帝时,分置左内史。武帝时,改内史为京兆尹,左内史为左冯翊,又把向来的都尉,改为右扶风,分治内史的右地。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谓之三辅。后汉时,改京兆尹为河南尹。

    外官仍分郡县两级。郡有太守,县的户数,在一万以上的称为令,不满一万户的为长,其下都有丞、尉。十里一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掌徼循,禁盗贼。列侯所食的县,唤做“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的唤做“邑”。有蛮夷的唤做“道”。

    秦朝又有一种监御史,是中央政府派他出去监郡的。汉朝省去这个官,由丞相派史出去“刺郡”。武帝时,把天下分做十三部,十二部各置刺史,一部属司隶校尉。——以六条督察所部。(一)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陵弱,以众暴寡。(二)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背公向私,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二千石不恤疑赦,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任赏,烦扰刻暴,剥戮黎元,为百姓所嫉,山崩石裂,妖详讹言。(四)二十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二千石子弟,怙恃荣势,请托所监。(六)二千石远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出于六条以外的,便不问;往来巡行,并无一定的治所。后汉以后,权渐重而位亦渐尊。然而还不过是中央政府派出去的督察之官。这时候的郡,什么事情都和中央政府直接。所以秦汉时代,实在是个“两级制”。到灵帝中平五年(一九五年),因各处纷纷盗起,列郡不能镇压,改刺史为州牧;简九卿等官,出去充任;于是其权大重;而中央政府,又不久解纽,诸州牧各自据土,纷纷占据地盘,就俨然变做三级制了。

    爵分二十级:(一)公士,(二)上造,(三)簪褭,(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后来因避汉武帝的讳,改为通侯。也都是秦制用以赏有“功”、“劳”的人。

    秦汉官制的特色:(一)这时候的中央政府,宰相是个副贰天子,治理天下的;九卿等官,也各有独立的职权,都是分治天下众务的;不是天子的私人。到后来,纷纷任用什么尚书、中书、侍中做宰相;把九卿的职权,也夺归六部;于是所任用的,全是天子玩弄之人,君权愈扩张无限。(二)是外官阶级少而威权重,和后世大不相同。这个有好处,亦有坏处。(三)则这时候去古还近,地方自治的意思,还有存留。《汉书·高帝纪》:“二年五月癸未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可见得这时候,对于三老等官视之甚重,和后世名存实亡的,大不相同。这其中也有许多方面的因果关系,且待后文讲到后世制度的时候,比较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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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 教育和选举() 
后世的人,都说秦朝焚烧诗书,毁灭儒术,这句话,其实是错的。马端临说:“案《西汉公卿百官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既曰通古今,则上必有所师承,下必有所传授。故其徒实繁。秦虽有其官,而甚恶其徒,常设法诛灭之。始皇使御史案问诸生,传相告引,至杀四百六十余人;又令冬种瓜骊山,实生,命博士诸生就视,为伏机杀七百余人;二世时,又以陈胜起,召博士诸生议,坐以非所宜言者,又数十人。然则秦之于博士弟子,非惟不能考察试用之,盖惟恐其不澌尽泯没矣。叔孙通面谀,脱虎口而逃亡;孔甲持礼器,发愤而事陈涉有以也哉。”《文献通考》卷四十。这一段考据。颇为精详,虽然虐待其人,然而师承传授,确自有的,可见得儒学并没有绝,不过这种传授,是为继续“博士官之所职”起见,不是为教育人才起见,不过是古代“学术存于官守”之旧,不能算得学校。

    到汉朝武帝时候,公孙弘做宰相,才奏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这才是以传授学术为目的,可以算作学校。然而营建学舍确是王莽手里的事。

    案《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德“武帝时……来朝,……对三雍宫”。《儿宽传》:武帝东封泰山,还登明堂。宽上寿曰:……陛下……祖立明堂辟雍。师古曰:祖,始也。似乎武帝时就有太学的。而《礼乐志》又说:“……成帝时,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刘向因是说上,宜兴辟雍,设庠序,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议,会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雍,案行长安城南。营表未作,遭成帝崩,群臣引以定谥,及王莽为宰衡,欲耀众庶,遂兴辟雍。……”马端临说:“盖古者明堂辟雍,共为一所:蔡邕《明堂论》曰:取其宗祀之清貌,则曰清庙;取其正室之貌,则曰太庙;取其尊崇,则曰太室;取其堂,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四面周水圜如壁,则曰辟雍;异名而同事。武帝时,泰山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北人,名曰昆仑。天子从之以人,拜祀上帝,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修封时,以祠太一五帝,盖儿宽时为御史大夫,从祠东封。还登明堂上寿,所言如此,则所指者疑此明堂耳。意河间献王所封之地,亦是其处。非养士之辟雍也。”《文献通考》卷四十。按马氏这个说法,很确,并可同第一编第八章第四节所说,互相证明。

    汉朝的学校,是逐渐增盛的。武帝置博士弟子五十人,昭帝增为百人,宣帝时增至二百人,成帝末增至三千人。后汉光武时,就营建太学,建武五年,公元二九年。明、章两代,都崇儒重道,车驾屡幸太学。其时又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期门”、“羽林”之士,皆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梁太后时,又诏大将军至六百石,悉遣子入学。本初质帝年号时太学诸生,遂至三万余人。学校可谓极盛,然而衰机也就伏在这个时候。这时候,学校人数只求其多。不讲实在。入学的,大概都是一班贵游子弟,并不是真正讲求学问的人。所以,范晔说这时候的学风,是“章句渐疏,多以浮华相尚”。又《三国志》董昭上疏说:“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土不以孝弟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这明是把一种纨绔子弟的气习,移植到学校里。讲声华的必定尚意气,所以到后来就激成“党锢之祸”。学校里都是一班贵族子弟,所以汉朝的太学生,是和外戚结党而攻宦官的。“此中消息,可以微窥”。

    国家的学校虽然如此,究竟还不如私人教育之盛。《汉书·儒林传赞》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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