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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部分

中国通史-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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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科多。年羹尧得罪时,世宗硬指他为徇庇。从此种种寻他的短处。一七二七年六月,也把他拘禁起来。从此以后,和诸王有关系的人,大略都尽了。原来清初诸王的所以有权:(一)则因他们和内外诸臣交通,极为自由。(二)则清初的所谓八旗兵,有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下五旗的区别。上三旗为禁卫军,亦称内府三旗。下五旗则为诸王的护卫。所以他们都是有兵权的。到世宗,才禁止宗藩和外官交通。又借口允禩擅杀军士,把诸王府的卫兵都撤掉。从此以后,他们就都无拳无勇,无甚可怕了。

    大凡北族的灭亡,总是由于内溃。而其内溃,则总是由于宗室之中,相争不决的。这是自从匈奴以后,都是如此。本书篇幅有限,未能一一列举。读者请把匈奴、突厥、薛延陀等等的事情,一加考校,自然见得。其互相争而能够终定于一的,就可以暂时支持。辽金两朝的初叶,就是其适例。清朝从太宗到世宗,累代相承,总算把骄横的宗室压服。其部族,就可以保得不至于内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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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9章 清朝对待汉人的政策() 
至其对于汉人,却又是怎样呢?清太祖时候,排汉的思想,是很厉害的。当时得了汉人都拿来分给满人做奴隶。到太宗时才加以限制,把其余的汉民,另行编为民户。因为他们和满人同居,时时受满人的欺侮,就把他们分开,另选汉人治理。太祖最恶儒生,得到了都要杀掉。太宗则举行考试,天聪三年。考取的,退赏给布帛,减免差徭。这都是明知国力不足,不得不抚用汉人,所以政策随着改变的。

    但是到入关之后,还不免有野蛮的举动,其中扰害最甚的,就是籍没明朝公、侯、伯、驸马、皇亲的田,以给旗民和禁隐匿满洲逃人两件事。因此破家致死的很多。其尤激起汉人反抗的,就是剃发之令。

    案辫发之俗,由来很久。古书上或写作“编发”,或写作“被发”,其实都是一音之转。《论语》:“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袵矣。”《皇疏》:“被发,不结也。礼:男女及时,则结发于首,加冠笄为饰。戎狄无此礼,但编发被之体后也。”则被发,就是俗话所说的拖辫子。《汉书·终军传》“解编发,削左袵”。颜师古注“编读曰辫”。《汉书·匈奴传》文帝送匈奴单于“比余”一具。颜师古注,说是“辫发之饰”。又《隋书·突厥传》载启民可汗上书,说辫发之俗,由来已久,一时未能解去。可见北族自古皆然。至其形状,则稻叶君山《清朝全史》说:

    综合宋代之纪事,则蒙古人之辫发:前头与左右两侧皆留发,他尽开剃。其前头所留之发,如今南方支那妇人之前发,仍然垂下。两侧所留则辫之,余端垂下。此见之竹崎季长《蒙古袭来之绘词》。图中蒙古人皆两辫,但不见留有前头之发耳。

    稻叶氏又说:据《金国记录》,太宗天会七年,有“削发令”,不如式者死。但其施行之范围,惟限于官吏。蒙古则不然,无论为公人,为私人,皆一般强行辫发。案朝鲜人当元代,也都有辫发的。可参看《韩国小史》。他引洪武元年的《皇明实录》。

    诏使复冠如唐制。初元世祖自朔漠起而有天下,尽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椎髻,深襜胡帽,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至易其姓名,为胡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上久厌之,至是悉令复旧衣冠,一如唐制。士民皆以发束顶。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言,胡姓,一切禁止。于是百有余年之胡俗,尽复中国之旧。

    则汉族人除掉辫发,实际还不过二百七十七年。洪武元年至顺治元年,一三六八年至一六四四年。如何又碰上满洲人,强行起辫发令来呢?清兵的入北京,是五月初三。明日,即下剃发之令。到二十四日,又听民自由。江南既下之后,又下令强行起来。京畿之内,限十日,外省限文到之后十日,尽行开剃。傥有不遵,即行处死。于是江南民兵,蜂起反抗。其结果,就酿成嘉定屠城等惨剧。案稻叶氏书又载世祖迁都之后,对于南方的檄文,有“尔明朝嫡胤无遗,势难孤立。用移大清,宅此北土。……其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云云。则清朝初入北京之后,还承认明朝自立的。到既下江南之后,才断然有并吞中国的意思。所以辫发令即强行于此时。

    清朝这种行为,断无可以持久之理。汉人所以都为其所压服,全是吴三桂等一班军阀,为虎作伥。然而福、唐、桂三王灭亡之后,实权也还不全在满人手里。只要看当时吴三桂的用钱用兵,兵部户部,都不能节制。用人也不由吏部,另称西选。西选之官半天下,就可知道西南半壁,差不多完全不在北廷手中了。顺治八九年间,岁入在一四○○○○○○两左右。兵饷在一三○○○○○○左右。而三藩之饷,即已占九○○○○○○。直到三藩平定之后,汉人才真为满人所压服。

    然而一味用高压政策,也是不行的。所以从圣祖以后,对于汉族,也颇取怀柔的手段。一面尊崇明太祖,封建其后,以减少汉族的反感。圣祖南巡,每过南京,必向明太祖陵致祭。世宗雍正二年,又封明后朱之琏为一等侯。一面开博学鸿词科,康熙十七年。纂修巨籍,可参看下节。以网罗人才。一面表章程朱,尊崇理学,想唤起汉人尊君之心。一面又兴文字之狱,焚毁许多书籍,以摧挫他们的气焰。清朝文字之狱,大的有好几次。其(一)是庄廷鑨之狱。廷鑨是湖州富人。明朝的朱国桢,曾著了一部《明史稿》,明亡之后,稿藏于家。后来朱氏的子孙窃了,把稿子抵押给庄廷鑨。廷鑨替他补全了崇祯一朝的事实,要想刊刻,未成而死。他的父亲胤城,遂替他刻完了。为归安知县吴之荣所告。廷鑨戮尸,并杀其弟廷钺。列名书中的人,和失察的官吏,死掉七十多人。其(二)是戴名世之狱,戴名世,桐城人。所著《南山集》,多采同县方孝标的《滇黔纪闻》。中多涉及吴三桂处。事发,孝标戮尸,名世弃市。替他刊刻的尤云锷,收藏板本的方苞都坐罪。以上是康熙时的事情。其(三)是汪景祺之狱。景祺,浙江人。著《西征随笔》。颇议论康熙时的朝政。世宗就坐他个“大逆不道”的罪名,把他杀掉。妻子和“期亲”都遣戍。五服以内族人,皆斥革拘管。其(四)是查嗣廷之狱。雍正四年;查嗣廷典江西。以“惟民所止”命题。世宗说他是雍正两字,截去了头。嗣廷死于狱中,仍戮尸枭示,儿子亦坐死,家属都遣戍。其(五)是陆生柟之狱。生柟广西人。著《通鉴论》十七篇。中有论君权大重,及封建制度,万世无弊等语。被杀。其(六)是曾静、吕留良之狱。吕留良,字晚村,浙江人。尝讲学于家。湖南人曾静,见其所评时文中,有论井田封建的话,颇以为然。叫自己的门徒张熙,去找他的儿子吕毅中,把他的遗稿取来。后来诸王布散谣言。曾静以为有隙可乘,叫张熙到四川去见岳钟琪,劝他造反。为钟琪所举发。世宗把吕留良剖棺戮尸,曾静、张熙,却免死拘禁。到乾隆初,亦被杀。以上是雍正时的事情。其(七)是胡中藻之狱。胡中藻,鄂尔泰的门生。著有《里磨生诗钞》。高宗摘其中字句,指为有意谤毁。下狱。凌迟处死。鄂尔泰的侄儿子鄂昌,高宗说他诗中称蒙古为胡儿,沾染汉人习气,也勒令自裁。其(八)是徐述夔之狱。徐述夔,浙江举人。高宗时已死,高宗亦摘其诗句,指为怀挟异志,剖棺戮尸。杀其二子。其(九)是王锡侯之狱,王锡侯,江西举人。因刻了一部《字贯》,怨家讦发他,说是删改《康熙字典》。亦被拿问。巡抚以下,都得失察的处分。以上是乾隆时的事情。“禁书”起于乾隆三十九年。本说以五年为限,后来屡次展限。到五十三年,仍有很严厉的谕旨;勒令各处销毁;据当时刑部所奏,共烧毁二十四次,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这种政策,是康、雍、乾三朝一贯的。他们想把这种刚柔并用的政策,压服汉族。——然则到底曾收多少效果呢?我敢说是丝毫的效果也不曾收到。请看下篇第四章第五节,自然明白。至于清朝所以能享国长久,还靠康雍两朝,政治总算清明的力量。请看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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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0章 顺康雍乾四朝的政治() 
当明朝末年,中国的社会,是凋敝得不堪的。世祖入关之后,即罢免“三饷”。又定《赋役全书》,取民之数,都照万历中叶的旧额。其时虽各处用兵,军费浩繁,总算始终没有加赋。圣祖亲政,又裁撤十三衙门,罢诸种织造。宫中用度,更为省俭。

    圣祖是个聪明特达的君主。他乐于求学,勤于办事。于天文、地理、律历、算术……学问,多所通晓。又颇能采用西洋的学问。见下篇第一章第二节。而尤其相信理学,佩服程朱。他尝说:“昔人每曰:帝王当举大纲,不必兼亲细务。予心殊不谓然。一事不谨,则贻四海之忧;一时不谨,则贻千百世之患。……故予之莅政,不论巨细,即奏章之内,有一字,必加改正,而后发出。”这几句话,固然不免有几分矫饰;然而他能励精图治,确是实在的。他又说:“明季宫中一日之用,万金有余。今朕交付于内务府总管,应付之银,一月仅五六百两。并一切赏赐,不过千金。”又说:“所有巡狩行宫,不施采绩,每处所费,不过一二万两。较之河工岁费三百余万两,实不及百分之一。”这种话,固然也不免有过情之处。然而他能俭于用财,也确是真的。圣祖于康熙二十三、二十八、三十八、四十二、四十四、四十六年,尝六次南巡,所过确未闻有多大的扰累。

    所以当三藩平后,国内已无战事,政治亦颇清明,百姓就得以休养生息。——原来中国的人民,勤苦治生的力量,是很大的。只要没有天灾人祸去扰累他,他的富力,自然一天一天会增加起来。就财政上头,也看得出他的反映。当三藩乱时,清朝的财政,还是入不敷出的。乱平之后,收入便逐年增加。到一七○九年,康熙四十八年,国库里就有了五千万两的储蓄了。圣祖是主张藏富于民的,于是下诏:令三年之内,将全国钱粮,通行减免一次。一七一二年,又命以后征收钱粮,即以康熙五十年所收为定额。以后新生的人丁,永不加赋。参看下篇第五章第五节。这种办法固然是疏节阔目;朝廷不甚诛求,行政官吏,也就无所凭借以作弊;百姓可以得到许多好处。然而圣祖晚年的政治,也不免流于宽纵些。即如各省欠解的钱粮很多,也都没有认真查追。吏治长此因循,不但财政,一切政治,都要受其影响。世宗即位,就一变方针,而以严肃为治。首先盘查各省的库款,追缴欠解的钱粮。又把征收时的“火耗”,化私为公。火耗是因赋税征银,官吏把百姓所缴的碎银,熔铸大铤,然后起解,所生的一种消耗。官吏借此名目,多取于民,其数目也颇为可惊。对于盐课,关税,也竭力整顿,都得到很大一笔收入。国家财政基础,就更形巩固。雍正年间,国库余款,曾积至银六千万两。末年虽因用兵消耗,高宗初即位时,仍有二千四百万两。一七八二年,国库又积到七千八百万两。这就是清朝财政极盛的时期了。

    世宗的治法,是极端主于严刻的。当圣祖时候,群臣颇有结党相争之风。而居南书房的高士奇,以文学家世,为人所依附的徐乾学,和居言路的许三礼、郭琇等,声势尤其赫奕。世宗深恶朋党,尝御制《朋党论》,以儆戒诸臣。又设立军机处,以分内阁之权。把六科改隶都察院。以摧折言路的气焰。另设奏事处,令奏事的不必尽由通政司。机要事情,并许直达御前;以防臣下的壅蔽。这种大权独揽,真有“一人为刚,万夫为柔”的气概。然而鄂尔泰、张廷玉分党相争,仍旧没有免掉。世宗为对付诸王起见,多设密探,以为耳目。此后遂至刺探朝臣的隐私,格外弄得朝臣都惴惴不自保,只知道小心谨慎,以求免祸。高宗的明察,不及世宗。而一付“予智自雄”的神气,却是如出一辙。动辄严词驳诘,有类骂詈。又时时要用不测的恩威,使得臣下恐惧,“待大臣以礼”之风,是丝毫没有的。所以到后来,全剩了一班“阿谀取容之士”,没有一个“正色立朝之臣”。这是清朝政治的短处。

    还有一件,康雍乾三朝,对于文化事业的尽力,也颇可一述的。御制或敕撰的书籍,是历代都有。国家搜罗书籍,把他校勘珍藏,更是历代都有的。考校经籍的历史,颇可以见得历代学术的派别,文化的升降(质而言之。就是有学术史的一部分的价值),也是颇有趣味的事情。简单一点,可以把汉、隋、唐、明各史的《经籍》、《艺文志》,《文献通考》的《经籍考》,以及清朝的《四库总目》浏览一过。其中官纂的巨籍,要推明朝的《永乐大典》为最。清朝康熙时的《图书集成》,也是照这部书编纂的。都是“类书”的体例。高宗时的《四库全书》,却是“丛书”的体例。这种书籍,编纂固未必尽善(譬如《永乐大典》,本是类书的体例。然而后来有许多编得极草率的,并不将全书按内容分析,编入各类,却把一部书硬钞入某一类之内,不管他内容合不合。这竟是笑话了。四库馆开时,对于各处送来的书,有予以“著录”的,有仅予存目的,其中去取,也未必尽当。当时曾从事于“辑佚”,把已亡之书,尚存于《永乐大典》中的,搜集出来。固然辑出许多紧要的书,也有许多紧要的,并没有辑出来)。然而清朝人毕竟靠了《永乐大典》辑出许多佚书来,《四库全书》,则现在大略完全的,还有四部。北京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文溯阁,热河文津阁,谓之内廷四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谓之江浙三阁。文澜颇有散亡,文渊、文溯、文津三阁的书,则还大都完好。于保存文化上,究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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