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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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科多。年羹尧得罪时，世宗硬指他为徇庇。从此种种寻他的短处。一七二七年六月，也把他拘禁起来。从此以后，和诸王有关系的人，大略都尽了。原来清初诸王的所以有权：（一）则因他们和内外诸臣交通，极为自由。（二）则清初的所谓八旗兵，有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下五旗的区别。上三旗为禁卫军，亦称内府三旗。下五旗则为诸王的护卫。所以他们都是有兵权的。到世宗，才禁止宗藩和外官交通。又借口允禩擅杀军士，把诸王府的卫兵都撤掉。从此以后，他们就都无拳无勇，无甚可怕了。
大凡北族的灭亡，总是由于内溃。而其内溃，则总是由于宗室之中，相争不决的。这是自从匈奴以后，都是如此。本书篇幅有限，未能一一列举。读者请把匈奴、突厥、薛延陀等等的事情，一加考校，自然见得。其互相争而能够终定于一的，就可以暂时支持。辽金两朝的初叶，就是其适例。清朝从太宗到世宗，累代相承，总算把骄横的宗室压服。其部族，就可以保得不至于内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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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9章 清朝对待汉人的政策（）
至其对于汉人，却又是怎样呢？清太祖时候，排汉的思想，是很厉害的。当时得了汉人都拿来分给满人做奴隶。到太宗时才加以限制，把其余的汉民，另行编为民户。因为他们和满人同居，时时受满人的欺侮，就把他们分开，另选汉人治理。太祖最恶儒生，得到了都要杀掉。太宗则举行考试，天聪三年。考取的，退赏给布帛，减免差徭。这都是明知国力不足，不得不抚用汉人，所以政策随着改变的。
但是到入关之后，还不免有野蛮的举动，其中扰害最甚的，就是籍没明朝公、侯、伯、驸马、皇亲的田，以给旗民和禁隐匿满洲逃人两件事。因此破家致死的很多。其尤激起汉人反抗的，就是剃发之令。
案辫发之俗，由来很久。古书上或写作“编发”，或写作“被发”，其实都是一音之转。《论语》：“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袵矣。”《皇疏》：“被发，不结也。礼：男女及时，则结发于首，加冠笄为饰。戎狄无此礼，但编发被之体后也。”则被发，就是俗话所说的拖辫子。《汉书·终军传》“解编发，削左袵”。颜师古注“编读曰辫”。《汉书·匈奴传》文帝送匈奴单于“比余”一具。颜师古注，说是“辫发之饰”。又《隋书·突厥传》载启民可汗上书，说辫发之俗，由来已久，一时未能解去。可见北族自古皆然。至其形状，则稻叶君山《清朝全史》说：
综合宋代之纪事，则蒙古人之辫发：前头与左右两侧皆留发，他尽开剃。其前头所留之发，如今南方支那妇人之前发，仍然垂下。两侧所留则辫之，余端垂下。此见之竹崎季长《蒙古袭来之绘词》。图中蒙古人皆两辫，但不见留有前头之发耳。
稻叶氏又说：据《金国记录》，太宗天会七年，有“削发令”，不如式者死。但其施行之范围，惟限于官吏。蒙古则不然，无论为公人，为私人，皆一般强行辫发。案朝鲜人当元代，也都有辫发的。可参看《韩国小史》。他引洪武元年的《皇明实录》。
诏使复冠如唐制。初元世祖自朔漠起而有天下，尽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椎髻，深襜胡帽，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至易其姓名，为胡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上久厌之，至是悉令复旧衣冠，一如唐制。士民皆以发束顶。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言，胡姓，一切禁止。于是百有余年之胡俗，尽复中国之旧。
则汉族人除掉辫发，实际还不过二百七十七年。洪武元年至顺治元年，一三六八年至一六四四年。如何又碰上满洲人，强行起辫发令来呢？清兵的入北京，是五月初三。明日，即下剃发之令。到二十四日，又听民自由。江南既下之后，又下令强行起来。京畿之内，限十日，外省限文到之后十日，尽行开剃。傥有不遵，即行处死。于是江南民兵，蜂起反抗。其结果，就酿成嘉定屠城等惨剧。案稻叶氏书又载世祖迁都之后，对于南方的檄文，有“尔明朝嫡胤无遗，势难孤立。用移大清，宅此北土。……其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云云。则清朝初入北京之后，还承认明朝自立的。到既下江南之后，才断然有并吞中国的意思。所以辫发令即强行于此时。
清朝这种行为，断无可以持久之理。汉人所以都为其所压服，全是吴三桂等一班军阀，为虎作伥。然而福、唐、桂三王灭亡之后，实权也还不全在满人手里。只要看当时吴三桂的用钱用兵，兵部户部，都不能节制。用人也不由吏部，另称西选。西选之官半天下，就可知道西南半壁，差不多完全不在北廷手中了。顺治八九年间，岁入在一四○○○○○○两左右。兵饷在一三○○○○○○左右。而三藩之饷，即已占九○○○○○○。直到三藩平定之后，汉人才真为满人所压服。
然而一味用高压政策，也是不行的。所以从圣祖以后，对于汉族，也颇取怀柔的手段。一面尊崇明太祖，封建其后，以减少汉族的反感。圣祖南巡，每过南京，必向明太祖陵致祭。世宗雍正二年，又封明后朱之琏为一等侯。一面开博学鸿词科，康熙十七年。纂修巨籍，可参看下节。以网罗人才。一面表章程朱，尊崇理学，想唤起汉人尊君之心。一面又兴文字之狱，焚毁许多书籍，以摧挫他们的气焰。清朝文字之狱，大的有好几次。其（一）是庄廷鑨之狱。廷鑨是湖州富人。明朝的朱国桢，曾著了一部《明史稿》，明亡之后，稿藏于家。后来朱氏的子孙窃了，把稿子抵押给庄廷鑨。廷鑨替他补全了崇祯一朝的事实，要想刊刻，未成而死。他的父亲胤城，遂替他刻完了。为归安知县吴之荣所告。廷鑨戮尸，并杀其弟廷钺。列名书中的人，和失察的官吏，死掉七十多人。其（二）是戴名世之狱，戴名世，桐城人。所著《南山集》，多采同县方孝标的《滇黔纪闻》。中多涉及吴三桂处。事发，孝标戮尸，名世弃市。替他刊刻的尤云锷，收藏板本的方苞都坐罪。以上是康熙时的事情。其（三）是汪景祺之狱。景祺，浙江人。著《西征随笔》。颇议论康熙时的朝政。世宗就坐他个“大逆不道”的罪名，把他杀掉。妻子和“期亲”都遣戍。五服以内族人，皆斥革拘管。其（四）是查嗣廷之狱。雍正四年；查嗣廷典江西。以“惟民所止”命题。世宗说他是雍正两字，截去了头。嗣廷死于狱中，仍戮尸枭示，儿子亦坐死，家属都遣戍。其（五）是陆生柟之狱。生柟广西人。著《通鉴论》十七篇。中有论君权大重，及封建制度，万世无弊等语。被杀。其（六）是曾静、吕留良之狱。吕留良，字晚村，浙江人。尝讲学于家。湖南人曾静，见其所评时文中，有论井田封建的话，颇以为然。叫自己的门徒张熙，去找他的儿子吕毅中，把他的遗稿取来。后来诸王布散谣言。曾静以为有隙可乘，叫张熙到四川去见岳钟琪，劝他造反。为钟琪所举发。世宗把吕留良剖棺戮尸，曾静、张熙，却免死拘禁。到乾隆初，亦被杀。以上是雍正时的事情。其（七）是胡中藻之狱。胡中藻，鄂尔泰的门生。著有《里磨生诗钞》。高宗摘其中字句，指为有意谤毁。下狱。凌迟处死。鄂尔泰的侄儿子鄂昌，高宗说他诗中称蒙古为胡儿，沾染汉人习气，也勒令自裁。其（八）是徐述夔之狱。徐述夔，浙江举人。高宗时已死，高宗亦摘其诗句，指为怀挟异志，剖棺戮尸。杀其二子。其（九）是王锡侯之狱，王锡侯，江西举人。因刻了一部《字贯》，怨家讦发他，说是删改《康熙字典》。亦被拿问。巡抚以下，都得失察的处分。以上是乾隆时的事情。“禁书”起于乾隆三十九年。本说以五年为限，后来屡次展限。到五十三年，仍有很严厉的谕旨；勒令各处销毁；据当时刑部所奏，共烧毁二十四次，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这种政策，是康、雍、乾三朝一贯的。他们想把这种刚柔并用的政策，压服汉族。——然则到底曾收多少效果呢？我敢说是丝毫的效果也不曾收到。请看下篇第四章第五节，自然明白。至于清朝所以能享国长久，还靠康雍两朝，政治总算清明的力量。请看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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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0章 顺康雍乾四朝的政治（）
当明朝末年，中国的社会，是凋敝得不堪的。世祖入关之后，即罢免“三饷”。又定《赋役全书》，取民之数，都照万历中叶的旧额。其时虽各处用兵，军费浩繁，总算始终没有加赋。圣祖亲政，又裁撤十三衙门，罢诸种织造。宫中用度，更为省俭。
圣祖是个聪明特达的君主。他乐于求学，勤于办事。于天文、地理、律历、算术……学问，多所通晓。又颇能采用西洋的学问。见下篇第一章第二节。而尤其相信理学，佩服程朱。他尝说：“昔人每曰：帝王当举大纲，不必兼亲细务。予心殊不谓然。一事不谨，则贻四海之忧；一时不谨，则贻千百世之患。……故予之莅政，不论巨细，即奏章之内，有一字，必加改正，而后发出。”这几句话，固然不免有几分矫饰；然而他能励精图治，确是实在的。他又说：“明季宫中一日之用，万金有余。今朕交付于内务府总管，应付之银，一月仅五六百两。并一切赏赐，不过千金。”又说：“所有巡狩行宫，不施采绩，每处所费，不过一二万两。较之河工岁费三百余万两，实不及百分之一。”这种话，固然也不免有过情之处。然而他能俭于用财，也确是真的。圣祖于康熙二十三、二十八、三十八、四十二、四十四、四十六年，尝六次南巡，所过确未闻有多大的扰累。
所以当三藩平后，国内已无战事，政治亦颇清明，百姓就得以休养生息。——原来中国的人民，勤苦治生的力量，是很大的。只要没有天灾人祸去扰累他，他的富力，自然一天一天会增加起来。就财政上头，也看得出他的反映。当三藩乱时，清朝的财政，还是入不敷出的。乱平之后，收入便逐年增加。到一七○九年，康熙四十八年，国库里就有了五千万两的储蓄了。圣祖是主张藏富于民的，于是下诏：令三年之内，将全国钱粮，通行减免一次。一七一二年，又命以后征收钱粮，即以康熙五十年所收为定额。以后新生的人丁，永不加赋。参看下篇第五章第五节。这种办法固然是疏节阔目；朝廷不甚诛求，行政官吏，也就无所凭借以作弊；百姓可以得到许多好处。然而圣祖晚年的政治，也不免流于宽纵些。即如各省欠解的钱粮很多，也都没有认真查追。吏治长此因循，不但财政，一切政治，都要受其影响。世宗即位，就一变方针，而以严肃为治。首先盘查各省的库款，追缴欠解的钱粮。又把征收时的“火耗”，化私为公。火耗是因赋税征银，官吏把百姓所缴的碎银，熔铸大铤，然后起解，所生的一种消耗。官吏借此名目，多取于民，其数目也颇为可惊。对于盐课，关税，也竭力整顿，都得到很大一笔收入。国家财政基础，就更形巩固。雍正年间，国库余款，曾积至银六千万两。末年虽因用兵消耗，高宗初即位时，仍有二千四百万两。一七八二年，国库又积到七千八百万两。这就是清朝财政极盛的时期了。
世宗的治法，是极端主于严刻的。当圣祖时候，群臣颇有结党相争之风。而居南书房的高士奇，以文学家世，为人所依附的徐乾学，和居言路的许三礼、郭琇等，声势尤其赫奕。世宗深恶朋党，尝御制《朋党论》，以儆戒诸臣。又设立军机处，以分内阁之权。把六科改隶都察院。以摧折言路的气焰。另设奏事处，令奏事的不必尽由通政司。机要事情，并许直达御前；以防臣下的壅蔽。这种大权独揽，真有“一人为刚，万夫为柔”的气概。然而鄂尔泰、张廷玉分党相争，仍旧没有免掉。世宗为对付诸王起见，多设密探，以为耳目。此后遂至刺探朝臣的隐私，格外弄得朝臣都惴惴不自保，只知道小心谨慎，以求免祸。高宗的明察，不及世宗。而一付“予智自雄”的神气，却是如出一辙。动辄严词驳诘，有类骂詈。又时时要用不测的恩威，使得臣下恐惧，“待大臣以礼”之风，是丝毫没有的。所以到后来，全剩了一班“阿谀取容之士”，没有一个“正色立朝之臣”。这是清朝政治的短处。
还有一件，康雍乾三朝，对于文化事业的尽力，也颇可一述的。御制或敕撰的书籍，是历代都有。国家搜罗书籍，把他校勘珍藏，更是历代都有的。考校经籍的历史，颇可以见得历代学术的派别，文化的升降（质而言之。就是有学术史的一部分的价值），也是颇有趣味的事情。简单一点，可以把汉、隋、唐、明各史的《经籍》、《艺文志》，《文献通考》的《经籍考》，以及清朝的《四库总目》浏览一过。其中官纂的巨籍，要推明朝的《永乐大典》为最。清朝康熙时的《图书集成》，也是照这部书编纂的。都是“类书”的体例。高宗时的《四库全书》，却是“丛书”的体例。这种书籍，编纂固未必尽善（譬如《永乐大典》，本是类书的体例。然而后来有许多编得极草率的，并不将全书按内容分析，编入各类，却把一部书硬钞入某一类之内，不管他内容合不合。这竟是笑话了。四库馆开时，对于各处送来的书，有予以“著录”的，有仅予存目的，其中去取，也未必尽当。当时曾从事于“辑佚”，把已亡之书，尚存于《永乐大典》中的，搜集出来。固然辑出许多紧要的书，也有许多紧要的，并没有辑出来）。然而清朝人毕竟靠了《永乐大典》辑出许多佚书来，《四库全书》，则现在大略完全的，还有四部。北京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文溯阁，热河文津阁，谓之内廷四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谓之江浙三阁。文澜颇有散亡，文渊、文溯、文津三阁的书，则还大都完好。于保存文化上，究竟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