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红之日-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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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谦接见了这名军官，没想到此人毕业于云南讲武堂，还与叶剑英是同学！现在的叶剑英正在孙中山身边护卫，而他的同学却在驱逐孙文。名谦喜爱日本劈剑术，常常与张贯一对练，恰好云南讲武堂中大部分教官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都有练习劈剑术的习惯，名谦在日本刀劈教官的事情，粤军都有所耳闻，登时王八瞧绿豆对上了眼，双方一拍即合。
金大顺，朝鲜人，1919年进入云南讲武堂学习，云南讲武堂炮科毕业，比叶剑英小了两届，人民军第三个接受过系统军事教育的军人，也是第一个当上人民军团长的非劳动党人士。为了这位朝鲜人的安排，劳动党可是费了不少心思。人民军军官奇缺，战术呆板，或是死打硬冲，或是犹豫不前，这是不争的事实，士兵们以战教战，艰难的学习现代战争。但人民军是组织严密的军事组织，支部建在连上，团部设有党委，只有党委有决定权，军事主官只有执行权，在这种情况下，军事主官是不是党员按理说并不重要，但人民军团级干部都是党员，其余军事干部也是共青团员。在习惯上，劳动党从未接受外人。
名谦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劳动党不是全民党，而是领导者，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既然如此，军事主官可以不是党员。陈家军投降的三四千人经过一番考验留下不足两千人，名谦将这些人打散编组，从各部队抽调军官和指导员，组成一个独立团。
名谦与孙中山有君子协议，粤军各部不得追究土改问题，人民军不得随意扩大根据地，因此人民军没有向肇庆进军，而是休整部队，向湛江调集粮草。恰逢夏收，人民军的牛车马车将半段水泥路堵了个水泄不通，如果粤军有飞机，这种目标简直就是活靶子。可惜这东西在中国是稀罕货，邓本殷的探子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人民军粮队一路西行。
第46章 中场休息（）
1922年的最后几个月里，各方已经进入伐交的阶段。陈炯明做了这么一件大事，总要时间来消化战果，孙中山蒙难，总要时间来团结各路人马杀回广州。至于朱培德等人的滇，军被赶到赣南瑞金附近，缺粮缺饷，日子苦不堪言。开始攻略福建之后，形势才算有些起色。广西的滇军与桂军联合，趁着粤军退出广西之际，扩大地盘，互相攻伐，待价而沽。粤西南路自古有八属的说法，邓本殷占琼崖；申葆藩占钦州？防城；黄明堂占廉州？北海；其余高州、雷州、阳江等地为劳动党占据。廉北的黄明堂支持孙中山，结果遭到邓本殷与申葆藩夹击，全军覆没，下落不明。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中，双方都已经筋疲力尽。
劳动党出兵北伐至陈炯明叛变这一段时间里，广西的第一旅战损一千余人，参加北伐的第二旅战损超过三千人，一万多人几乎满编的旅打剩下9000多，各部队都需要休整。为了保证部队齐装满员，张贯一建议将没有支援火力的独立团整编到两个主力旅中，这样可以减少步兵间协同训练的时间。为了适应钦廉地区的作战，人民军特别加强了平原地区作战的协同训练，特别是步炮协同。一番整编下来，两个缺乏支援火力编制的独立团被毫不客气的瓜分了，其中就包括金大顺独立团——劳动党还是不敢信任这群解放兵。两个旅开始一个季度的紧急作战训练，内容包括步炮协同，防炮击，迂回重机枪阵地，利用地形。
这次集训特别强调了连排级战术，人民军由日军演化而来的连排级战术并不适合自身条件，日军远中近火力一应俱全，整个国家都是战争机器，士兵从初中开始就练习战术，高中时代就已经是合格的士兵，枪法精准，训练有素。而人民军一年前还是农民，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名谦多次发起夜间白刃突击作战，确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用这些民兵和敌人对射，恐怕只有崩溃的份。1921年打绿圩时，面对李宗仁手下的精锐部队，突击半个白天，未能凑效，让名谦充份认识到人民军的实际素养。可以说，正是由于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让人民军的士气远高于军阀部队，敢于进行白刃突击，而且农民习惯于野地劳作，只要吃饱，机动灵活远胜军阀。无论是桂军还是陈家军在面对人民军时想找找不到，想追追不上，一不小心脑后就挨一闷棍，人民军夜间突击果敢勇猛，有进无退，全军突击，冲锋号震天动地，在当时没有任何一支军阀部队可以抵挡这种肉搏冲锋。
然而，人民军不可能总是依靠这种义和团式的战法进行以后的战争。解决了队列纪律训练的问题之后，名谦开始对战士们进行土工作业，射击，刺刀，投弹，爆破的训练，虽然射击训练因弹药不足难以开展，但还是进行了一定量的步兵技能训练，这其中又以刺刀训练最被重视，没办法，枪法不是一朝一夕学得会的，关键时刻还得靠刺刀。在残酷的战斗中，人民军逐渐积累起一些军事常识，比如挡子弹的沙袋是不能横着摆的，一定要直着摆，这样才能挡住子弹，最好里面还要夹有一些碎石头。虽然汉阳造的圆头子弹穿透力不强，但马克沁的尖头弹却可以毫不费力的穿透至少30cm的树木和大约一米的沙质泥土，横着摆沙袋的人民军部队被机枪打得左右翻滚，伤亡惨重。在面对马克沁机枪的时候，只能从侧翼包抄，绝对不能硬冲，马克沁600发每分的射速可以轻易粉碎一切痴心妄想。另外，人民军也发现对付重机枪阵地时，用迫击炮嫌弃尘土干扰射界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这个经验很快反馈到了军工组。
何华与瓦西里克这个时候已经是焦头烂额，82mm迫击炮的研制碰到了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迟迟无法定型。驻退机更是惨不忍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肯卖给劳动党50crv4合金钢，藤井的东亚商社倒是表示可以卖弹簧钢，但只供应65mn钢，也就是常用的65号锰钢，何华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弄回了几个样本，结果在61炮上还能打个三百发，放到82炮上三发就断了。加上陈炯明占领广州以后，清远的铁矿煤矿供应全部中断，连造炮弹手榴弹的铸铁都没法弄到，更别提从洋行弄无缝钢管了。
人民军的发烟炮弹请求一送到，何华两眼就黑了过去，炮弹都造不出来，还造发烟炮弹，做什么春秋大梦呢。瓦西里克这边倒是非常平静，造发烟弹对他来说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硝酸钾和焦糖再加一点纯碱就是很不错的发烟弹，如果加入着色剂那么就是各种有颜色的烟雾弹，唯一的问题是，劳动党怎么弄到足够的硝酸钾和纯碱。这个时候的军工组深刻意识到了工业体系在国防装备上的作用，纯碱还可以从侯德榜那边弄点过来，硝酸钾那是求爷爷告奶奶也休想得到稳定供应，这种东西属于化肥产品，如果使用土法制造，根本跟不上人民军炮兵的消耗。
实际上合成氨工业是工业基础中最重要的部门之一，用德国俾斯麦级战列舰为例，8门381mm主炮，一次齐射就要打掉6400公斤的高爆炸药，射速3发/分，一分钟射出19吨炸药。也就是说，俾斯麦与胡德、威尔士亲王的一次炮战，双方就打掉了当时中国一个月的合成氨产量（永利亚厂年产0。6万吨）。
在当时的中国，懂得怎么搞合成氨的人一只手数得过来，而名谦刚好就认识一个——侯德榜，同志，老板，导师。五年前，名谦跟他约定，邀请他做自己的工业部长，如今刚好五年，又刚好需要合成氨工业，命运这个东西还真是捉摸不透呢。按说，请侯德榜先生应该是名谦亲自去请，但根据地军事斗争非常紧张，他根本走不开，于是只能委派何华去找他的昔日老板。名谦将一封写有未来合成氨工业发展计划的信交给何华，对于侯德榜这样的工业家，政治劝说是不管用的，你跟他说主义，他只会呵呵一笑，但如果你跟他说，共产主义可以请他当一个年产3万吨合成氨的工厂厂长，他不要钱也会上任。
名谦要给他的当然不是什么3万吨的合成氨工厂，而是整个国家的基础工业计划。这个庞大的计划包括地质考察，矿产的开采及运输，钢铁、煤炭等基础冶炼工业，化工、机械等次级工业的布局，铁路交通、海运码头的建设，完全就是一个袖珍工业国的架势，颇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味道。北方局从北大弄到的中国之矿产，详细记录了劳动党需要的煤炭及铁矿的分布。最近的矿产自然是清远铁煤矿，但陈炯明孙中山都盯着这个地方，劳动党如果硬取，即便得手也要得罪国民党，到时候就是永无宁日。要弄到工业原料，劳动党唯一的办法就是入黔，只要在贵州站住脚，根据丁文江中国之矿产的记录，这里的煤铁储量都很大，1922年滇东的地质构造更是指出了不少矿藏的具体地点，这些都是非常有利的条件。但贵州这个地方却又是交通闭塞，自然条件不佳的地方，如果要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人力始终是个问题，而且也没有那么大的地方，所以，必须将这些矿产运出来，异地加工。
世界上大部分工业国的工业基地都是这样一个运行套路。首先那个地方一定是产粮大户，有了充足的粮食供应才能有足够的人口从事工业，而且地形要平整，这样才能从容布置各个加工企业。煤炭钢铁工业构成最基础的部分，然后就是各种配套工业的建立，化工行业的硫酸、硝酸、合成氨，钢铁行业的铸造、机械加工，电力等等。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门类齐全的工业加工中心，铁路交通将原材料运进工业城，加工后的产品通过铁路运到各个消费中心，然后再散出去。所以，早期的工业化国家一定是靠近河流、大海等通畅水路交通的国家。后来，随着工业化的持续，条件优越的地方用的差不多了，于是就有铁路这种东西，将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些煤铁产区也连接到工业化版图里。从地形上看，中国最有利于工业化的地方就是东北，靠海不说，各种矿藏都不缺，而且还不缺石油，这真是上苍送给中国人的宝地，也难怪斯大林处心积虑要得到这个暖水港。
在劳动党的党会上，名谦向所有人说出这个工业建设计划的时候，大家几乎都认为他疯了，工业化最缺的是什么？钱！工业化初期的日本，为了能从欧美那里弄到钱，连最爱的大和女人都送出国去卖淫。孙中山时常跟大家说一个故事，有一天他跟一个华商朋友喝多了，到了深夜，夜里荷兰巡捕是要宵禁的，华商回不了家，怎么办呢？他叫了一个日本妓女，抱着她就回了家，荷兰巡捕竟不敢阻拦。孙中山感慨的说，华商很富，但祖国很弱，谁都能欺负他；日本妓女很穷，但她的国家很强，谁都不敢为难她。孙文以此激励国人，富强国家，而这段历史的背后，则是无数日本平民女性为了工业化出卖自己的身体“效忠天皇”，日本人之疯狂可见一斑。
劳动党想搞工业化，可以！钱从哪来？这就是劳动党修路的原因所在，山区可以种植桑树、木薯、水果，搞农副产品，唯一的问题是，不平整的土地无法大量产出粮食，酿酒可以，缫丝可以，熬糖可以，但你得吃饭啊。山区百姓难以致富，关键问题就是粮食产量太低，为了拟补粮食不足，必须占用大量土地，而这些地方可以出产经济作物。劳动党的解决办法就是修路，挖水渠，尽量提高亩产，将平原的粮食运进山区，其余的地方就规划用于生产经济作物，或者生产农副产品。只要有河的地方，劳动党就会建立养殖场，在没有兽医，没有疫苗的年代，只有将排泄物倒入河中，才能有效防止畜牧传染病。同样的道理，在没有下水道的中世纪欧洲，只有威尼斯这种水城可以拥有超过万人的人口
经过详细的考察，纪世茂与张路形成了较为统一的意见，如果可以解决交通的问题，糖是最赚钱的，自1919年以来，荷兰糖价从18盾涨到了60盾，洋行高价收购一切能熬出糖的东西。西南地区本来产甘蔗很多，却是苦于交通闭塞，甘蔗品种不良，运不出来，商业价值不高。劳动党修的土路正好满足了交通的需求，一些靠近平原的山地丘陵已经具备了种植经济作物的要求，张路已经在一些丘陵地上种植甘蔗，用粮食补贴蔗农，劳动党分田地的政策取得了农民的信任，若非如此，任谁也不会相信政府会补贴粮食而不是到时候趁机敲一笔。名谦清楚的知道，这种信任关系是劳动党的基础，党组织宁可缩减军事行动也决不失信于民，这种信任一旦崩溃，无论花多少精力都难以拟补，在长远上看，这就是一个政党的自杀行为。当年毛主席为什么可以让农民相信大跃进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就因为共产党积累起来的信用。
靠着这些土制糖厂和甘蔗，劳动党根据地在一年内产白糖近十万吨，将广州糖价冲得一路走低。名谦想的是将这些土法制糖转变为工业制糖，杀到欧洲市场去，只要劳动党发动群众，保证粮食供应，广西的大好河山就是一个大蜜罐子。如果再加上生丝，皮毛，一个省生产的轻工业品就可以满足整个华南的需求，这意味着大量的劳动力可以按劳动党的分配进行工作。得人心者得天下，人心是什么？是钱粮。跟着地主走，那是被奴役被剥削，没饭吃没衣服穿。跟着劳动党走，有饭吃有衣服穿还有蜜糖，傻子都知道怎么选。
工业制糖厂意味着劳动党工业化努力的第一个门槛。工业制糖，难么？不难。只要买回来机器试运行，然后就可以装着白糖到处卖了。同时也是很难的，难就难在如果不去买列强的机器，你根本没办法升级技术，人家说断你财路就断你财路。俗语云，断人财路如弑父奸母，这列强高兴不高兴就x你妈的日子，能过么？名谦清楚的记得，侯德榜曾经想参观外国人的纯碱车间，结果洋人只带他去看了锅炉房，说中国人不懂怎么造纯碱，看看锅炉就可以了。这就是劳动党的难题，不搞轻工业，眼皮底下就没钱，不搞重工业，以后没钱，名谦只能一边积累技术一边搞特色轻工业淘换银子，还要用水泥帮老师们盖房子，教出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