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读资治通鉴-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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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虎不管老叔或老大哥石勒怎么瞧不起曹『操』、司马懿，还是决定近学司马懿，远学曹孟德，更远的霍光、周公就免谈了。石虎像心目中的榜样一样，也来个过渡期，先让政治死囚石弘封自己为丞相、魏王、大单于，加九锡，也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魏国”，这就等于高管在老板的公司里成立一个单独核算的项目，最后把老板彻底架空然后甩掉。前些日子国美的黄光裕和陈晓的对决，在很多人看来，陈晓也有这个嫌疑，他倒不是欺负孤儿寡『妇』，只是欺负黄光裕困在监牢里。

　　　　稀释大股东股份把家族产业变成真正的“全民所有”，这有进步的一面，我以为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但是过程要公开透明，也“宜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高管利用大股东资金困难，甚至将股权抵押给其他机构的机会，利用掌握公司经营权和核心机密的有利条件，引进其他投资者，平衡小股东，最后将股东们逐步全部细碎化，这样一个只有少量股份的总经理就成功实现了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从公司价值和其他股东权益来说，这样做也许不能算错，但是，如果持诛心之论，当事人的动机是有问题的，且在法律不完善、道德丢一边的转型期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几乎避免不了暗箱『操』作。这种事其实很常见，有很多人自我mbo相当成功，这还不包括大量炒掉“国家”这个大股东的国有企业的领导。

　　　　“忠”是硬道理，可惜自古传下来的这个道理糟粕太多，含金量比较低，和现代社会的“委托信任”不能直接对接。如果社会只奖赏成功者，放弃对成功手段的追究，就会变成“成功是硬道理”。其实这个道理在中国也一直盛行，那就是“成王败寇”。正是这两个硬道理交互作用，所以中国人一边叫喊世风日下、感叹人心不古，一边相信逆取顺守、原谅不择手段。在这两个由歪斜不正的“上梁”倡导输出的硬道理下，要建设当代中国的公民道德，肯定是缘木求鱼。要向世界输出价值观，不仅是痴人说梦，更是贻笑天下。

　　　　还是把焦点聚到石勒和石虎身上。石勒年轻的时候和石虎很像，都很骁勇，都是唯武力是崇，但是石勒后来受到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在张宾等汉族儒生的影响下，渐渐有了建立中原帝国的梦想，鼓励农桑，提倡经学，刷新律令，讲政治、讲正气、讲学习……但是他得益于儒家文化，也受害于儒家的文化，他自己文化了，可是没有把小兄弟石虎给文化了，这哥们儿还是武化分子、恐怖分子。石勒宅心一丝仁厚，没有把人『性』缺省值设为最坏，结果被身边的赫鲁晓夫洗白了。

　　　　吕思勉先生在谈到“儒将”时说：“历代丧『乱』之时，阴受儒将之赐而不自者有二，一在汉魏之间，一则胜清咸、同之际。”就是说武夫有文化，或者文化人转行做武夫，因为受到儒家纲常名教的浸润影响，野心再大也得收藏起来，曹『操』说如果不是他阿瞒在，称王称帝者不知几何，这也有点太夸大自己的作用了。其实在刘邦、刘彻以及刘秀的深谋远虑之下，汉代的精神文明建设成绩可观，汉末朝廷弱势，皇帝弱势，包括如董卓、曹『操』者，皇帝梦都是一忍再忍。司马氏面对的是“得国不正”的曹魏，不是煌煌三四百年的刘汉，那也是忍耐到第三代才行“禅让”。至于清代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更是把忠做到了自觉自愿，全心全意为孤儿寡『妇』服务，哪里敢有欺负的念头，当然这个寡『妇』也不寻常。

　　　　石勒没有足够的时间从事文化建设，改造羯胡的蛮力习惯，没有足够的残忍剪除功勋，所以被洗白是必需的。后来的朱元璋是绝对汲取了他的教训，又搞文化，又搞运动，就这样都挂一漏万。维护江山政权稳定，消除『乱』臣贼子，既是大工程，也是大学问。

　　　　石勒的老婆刘皇后策动王室成员石堪反击石虎，虽然没有成功，总算是没有束手待毙。由于没有更多的史料，我们无法得知石勒父子还有哪些力量可以平衡和制约石虎。权力需要制约，野心也需要制约，如果不能亲手掌控终结『性』的暴力力量，就得有其他力量平衡。石勒集团最后形成了两个核心，正副两个统帅，从技术层面讲，这是绝对不可以的。皇帝一人在上，众臣匍匐在下，这才有利于团结稳定。专制必须独裁，不存在哥儿俩好，更不存在集体领导，这是专制的内在要求，违反了就要出问题。

　　　　没有终极暴力威胁，没有软『性』思想控制，人人都想做皇帝，连阿q都想在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上滚一下。

　　　　晋室昏君辈出，自相残杀以祸天下，且屡有不臣为逆，然王敦、苏峻终不敢杀皇帝者，国祚在风雨飘摇中能延续百年者，亦拜儒家文化之赐，父子君臣忠孝节义，抓好五个一工程，『乱』臣贼子惧，不惧起码也得忍一会儿。

第26章　佛到中国（）　
显宗成皇帝咸康元年（公元335年）

　　　　九月，赵王虎迁都于邺，大赦。

　　　　初，赵主勒以天竺僧佛图澄豫言成败，数有验，敬事之。及虎即位，奉之尤谨，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太子、诸公扶翼上殿，主者唱“大和尚”，众坐皆起。使司空李农旦夕问起居，太子、诸公五日一朝。国人化之，率多事佛。澄之所在，无敢向其方面涕唾者。争造寺庙，削发出家。

　　　　在鲜卑，慕容廆死后，大单于慕容皝和他的兄弟们从闹矛盾到打内战，血流成河。

　　　　在成国，成国之主成武帝李雄也死了。李雄有儿子，却把帝位传给了哥哥李『荡』的儿子李班，不要说偌大的家业，就是现在的升斗小民，这么安排也是把点着导火索的炸『药』包传给了后人，于是李雄的儿子李越不干了，杀了李班，血流成河。李雄的另一个儿子李期被封为皇帝。后来，李期和李越都死于李寿（李雄叔叔李骧的儿子）手下。

　　　　俗话说，兄弟睨于墙而外侮近，好在家家都是兄弟睨于墙，所以大家都很幸运，一时没有外侮迫近。

　　　　在晋，陶侃死了，庾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豫、荆三州刺史，镇武昌”，依然是党政军一手抓。

　　　　庾亮礼聘殷浩为记室参军。殷浩有一帮朋友，继承了魏晋清谈的优秀传统善谈《老》、《易》，擅名江东，殷浩亦为一时的时尚领袖。

　　　　三朝元老王导仍然从容出席各种论坛峰会，推荐有门第的衣冠子弟，其中有一位叫王述。王述做县令时很贪，王导提醒告诫他不要贪，王述回答：“我缺钱用，贪够了就不贪了。”王导招聘王述做助理，见面的时候，王导咨询米价，王述瞪着两大眼答不上来。

　　　　在江东诸贤每天聚在一起神吹海侃的时候，突然，建康上游历阳郡太守袁耽报告，石虎率军队已经开到长江边上，但没说石虎来了多少人。结果搞得建康大为紧张，又是任命王导为大司马，又是阅兵，又下诏调集附近的军队救援，折腾了半天，才搞清楚石虎只是随便逛逛，有随从十余骑溜达到了历阳。这边人仰马翻的时候，人家早就逛完回去了。

　　　　在后赵，石弘要主动禅让，石虎说免了吧，老子不在乎名声，不在乎传承，既然逆取，就将逆取进行到底！石虎把石勒的老婆儿子杀了个干干净净，忠于石勒的大臣、部将死的死，逃的逃。接着，石虎把国都从襄国（今邢台）迁至邺（今安阳附近）。

　　　　石虎迁都，照一般理解有战略南移的迹象，不过他似乎也没有跃马长江的兴致，而转去关心和讨论有关佛教政策了。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学术界的共识大概是东汉明帝（58—75）时期，佛教大面积流行推广，是在南北朝时期。佛教的教义是什么？锐圆哥哥是门外汉，不懂不敢瞎说，不过从学术史的一般规律看，宗教和其他学说都有原教旨主义，也都有与时俱进，有原版，有改装版，凡是世界上的普遍真理，到了咱们中国都要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都要过中国特『色』这一关。

　　　　什么是“中国特『色』”？就是为权所喜，为权所取，为权所用。

　　　　在西方，有所谓“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的说法，在中国，不管哪路神仙，都不能分享专制皇帝的权力。你能帮朕愚弄草民维护稳定，爷就鼓励你；但是你要影响稳定，爷就灭了你。皇帝专制是系统盘，是根目录，其他再好的东西也只是下面的一个文件夹，好用就安装运行，不好用和系统有冲突就不安装，放在那里表示“好东西”朕也有。

　　　　外来的主义和宗教都要面临被选择的问题，从来不存在“全面”、“系统”、“完整”的可能，咱中国人绝对有这个本事：引进时先拆开，吸收时专挑有用的，官方是这样的思维习惯，民间也一样，实用主义是中国最高级别的主义。

　　　　佛教到中国，还是逻辑地格式化了一下中国人的思维，佛教把生命分割成了往生、今生、来生，六界轮回。以前中国的皇帝都追求长生不老，但是这项工作一直没有抓出成功的典型，佛教这么一提醒，哦，恍然大悟了，生命不能无限延续，但可以重新再来。这样更好啊，一直活下去，上面没牙，下面不举，食『色』都严重打折，这样长寿有什么意义？咱这世享福，再拿出一部分资金来，投资下世，这不就是一世二世以至万世吗？

　　　　皇帝相信，权贵相信，风尚就会传播到全社会，下层老百姓也就相信，只不过上层是要投资继续做上层，下层是想通过投资改变命运。宗教为了通吃市场，就提出“众生平等”，机构散户都欢迎。对大户，你们可以修建庙宇为佛祖再塑金身；对散户，推广口号是“诚心尽力”，一斤香油，一条门槛（祥林嫂一生积蓄）都可以。

　　　　在很多人眼里，因为佛教既为外来，佛法又精深难解，所以需要大和尚做中介服务，让他们帮忙引导自己不要走错路。香油钱就是中介费喽。

　　　　佛教进入中国，产品过硬，“来生幸福”还用愁销路吗？佛教注重卖场建设，修建庙宇，就像今天的豪华品牌的4s店一样，对顾客有诱导和震慑效用，佛教注重形式感，服装、仪式……这一切都透着专业精神。佛教的商业模式很成功，道家一看，马上模仿，你修庙我建观，儒家比画了半天，实在拉不下脸来，所以强调diy，咱们各自修祖宗祠堂吧。

　　　　丧『乱』时代灾难频仍，且不说可以修来生了，即在今生，削发为僧既不用纳税，又不用当兵，那也是相当吸引人的，所以佛教大兴。

第27章　肢解我佛（）　
显宗成皇帝咸康元年（公元335年）

　　　　……虎以其真伪杂糅，或避赋役为『奸』宄（gui），乃下诏问中书曰：“佛，国家所奉。里闾小人无爵秩者，应事佛不？”著作郎王度等议曰：“王者祭祀，典礼具存。佛，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应祠奉。汉氏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立寺都邑以奉之，汉人皆不得出家；魏世亦然。今宜禁公卿以下毋得诣寺烧香、礼拜；其赵人为沙门者，皆返初服。”虎诏曰：“朕生自边鄙，忝君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其夷、赵百姓乐事佛者，特听之。”

　　　　上回“佛到中国”只是想说佛学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尴尬，但行文下来似有谤佛之意，所以再补几句。

　　　　各种学说，包括宗教，在最早原创的时候，是生活经验和高度智商的相结合，都包括了认识论和方法论，也有世界观和价值观，作为生命个体，以智慧追求智慧，这是一个无穷尽的活儿，也是一种高贵的人生体验。佛家在中国留下很多脍炙人口的智慧故事，对人心人『性』有很多启迪。网友志道兄引叙如来批评菩萨“汝等法力广大，只能普阅周天之事，不能遍识周天之物，亦不能广会周天之种类也”。这应该是属于认识论的范畴。

　　　　先贤的思想和智慧本来是相通的，人脑的构造是一样的，虽经历不同，但在认知世界上，大家其实都能做到殊途同归。这些聪明人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到极微处仍然可分，到极广处仍可延伸，对外界和人本身的扫描n次以后，差别只是文件格式不一样，但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所有的门派之分都是后来者为了方便学术和宗教的识别再贴上的标签，当然这会按一些有共识的标准来分类，分类就是科学的原义。

　　　　分开以后，门徒为了差异化竞争，就会强调学术的某一个特『色』或特征，这就和大自然动植物的进化一样，儒道释，唯物唯心，凡此各种，都是思想进化的结果。从外表看差异很大，就和人与大猩猩一样，表面上看差异很大，但从dna图谱上看，差异的地方才0。03％。

　　　　要命的是这些智慧产品在为人生和政治服务的时候，解决形而下的问题的时候，就会衍生出很多变种，情况就非常复杂化了，相互批评相互诋毁，甚至为了所谓“真理”而拿刀拿枪，宗教战争、意识形态战争，都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

　　　　说到佛学，佛教也一样，它本身是一回事，传播到一个地方如中国变异了多少、信仰者又汲取了多少，又是一回事。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唐僧取经故事其实就能说明问题，既然有了“真经”的概念，那就说明它的对立面也存在，有“假经”。我在这里不妨抬扛问个问题：最老版本的就一定是真的吗？

　　　　连细菌和病毒都有讨好宿主的行为，那么外来宗教也会这么做，他们也会从新市场最薄弱的地方寻找突破口，要展示自己可以被人们利用的一面，包括明代以后的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都做了好多和宗教无关的事情，比如行医、办学等等，希望通过这些努力让自己被接纳。在这个过程中，宗教也会主动庸俗化，手段和今天无处不在的商业广告一样，一是用好处引诱你，二是用灾祸吓唬你，而人『性』本来就是趋利避害的。

　　　　同是佛教，皇帝权贵看到的是永远富贵，百姓是借它来脱离苦难，有些文化人惊喜于其中的“智力训练”（恕我先造这么一个概念），也可能有人借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