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读资治通鉴-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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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皇帝弱势的情况下，尽管出现了非常“共和”的现象，如皇族与士族的共和，中央和地方的共和，但是这种制约平衡本质上是非常脆弱的。不论前面的王敦、苏峻还是后来的王恭、桓玄，包括中间似反非反的桓温，都没有“地方自治”的诉求，他们都想争取和把持一个更符合自己愿望的朝廷。地方实力派动不动就动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贯穿于整个东晋王朝，这个劣质的专制时代为后来提供的历史经验就是：要想天下安定，必须中央集权，地方服从朝廷，全党服从中央。

　　　　中央集权的正当『性』在中国就这样被证明为真理，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地方自治就等于地方割据，就等于内战不止。

　　　　王恭和司马道子的矛盾，其实是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君相矛盾的继续，只是王恭后来出任方镇，这种矛盾被纳入“朝廷—藩镇”这个框架内了。王恭组织地方势力威胁中央，司马道子为了缓和局势，只好让王国宝『自杀』以谢王恭。一个是皇帝的舅舅，一个是皇帝的叔叔，这两部泥头车对撼，首先牺牲掉的是吨位比较小的王国宝。

　　　　王国宝被『逼』『自杀』并没有缓和双方的关系，司马道子一看缓和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引宗室司马尚之、司马休之兄弟为心腹，加上还有一个政治上早熟的儿子司马元显，决定排除王恭这个觊觎中枢的对头。

　　　　在这个时候，司马尚之出一昏招，让司马道子任命王国宝之兄、桓温女婿王愉（太原王氏王坦之之后）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州之四郡诸军事，穿『插』在京口王恭和上游殷仲堪中间，用来藩卫建康。江州和豫州这块地盘，本来分别在王凝之和庾楷的手上，王凝之是王羲之之子，王导从孙（琅邪王氏）；庾楷是庾羲之子，庾亮之孙。这一下把几大士族集团共和共享的局面打破了，本来庾楷还和司马道子暗通款曲反对王恭这一派，这样一来，庾楷便掉头倒向王恭。王恭一看团结起来的力量还不小，当仁不让担任盟主，再次约大伙儿到京师喝茶。

　　　　东晋初期，晋元帝司马睿、明帝司马绍父子尚有恢复皇家绝对权威的心思，也做过一些努力，但是北有胡人的军事压迫，自己的政权又是侨居南方，所以不得不依赖士族，“王与马共天下”就是一种历史选择。从元帝公元317年登基即位到现在七八十年过去了，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又分两支），都有主导中枢的风光时期，都与司马家共天下，都有一番兴替，但是有意思的是，他们兴替之余失势之后都没有遭到彻底的清算，都还继续保持存在。桓温想除掉庾氏，但庾氏仍有人典兵方镇；桓氏篡迹昭著，但桓氏势力一直盘踞在长江上游地区。经过几十年几代人在权力场上的『摸』爬滚打，各家各户都明白，家族存续是硬道理，为了家族的利益，该隐就隐，该仕就仕，该翻脸就翻脸，该结亲就结亲，练就了高超的生存术。这种凑合的政治格局居然凑合了一百年。

第69章　玩不起（）　
安皇帝隆安二年（公元398年）

　　　　会稽世子元显言于道子曰：“前不讨王恭，故有今日之难。今若复从其欲，则太宰之祸至矣。”道子不知所为，悉以事委元显，日饮醇酒而已。元显聪警，颇涉文义，志气果锐，以安危为己任。附会之者，谓元显神武，有明帝之风。

　　　　司马道子“日饮醇酒”，政事交给了儿子司马元显。这位小哥这一年才十七岁，他十六岁就进入梯队，先做侍中，随即拜征虏将军，比林立果“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就是副部长”还要快。

　　　　官二代继续官，红二代继续红，群众一直有意见，但也一直是一个客观存在。官二代做官不是错，错在对做官机会的垄断；红二代继续红也没错，关键不能是天然红、垄断红，平民百姓的子弟也应该有机会红。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动物的生理机能可以遗传，人的专业技能也可以传承。所谓熏陶，所谓耳濡目染，所谓“门里出身自会三分”，都是这个意思。衙内不全是草包，官二代红二代也会出狠角『色』，平常人给点阳光就灿烂，二代们天天阳光浴，脸黑心黑的概率更高一些也很正常。

　　　　近日在网上看了陈毅儿子陈小鲁和平民儿子蒯大富的“文革”回忆。1966年“文革”开始时，陈是高三学生，蒯是大三学生，都做过红卫兵领袖。蒯大富非常聪明，也很自负，对高干子弟内心当然有所不屑，但是也承认红二代有过人之处，那就是他们有信息优势，有内幕消息，有高层的新指示，而在政治斗争中，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源。

　　　　当年的红卫兵现在已经都是退休老人了，不过有意思的是，他们两个人对“文革”的反思、对当下的批评却颇多相同之处。他们两位的口述历史非常值得看，“亲身经历”虽然也难免记错记混，但比官家修的史书更接近真相。

　　　　陈小鲁在口述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表述，就是专制分“独裁”和“寡头”两种接近的形态。在皇帝专制独裁下，出于对贵族、权臣势力坐大的担忧，更喜欢从底层和平民中简拔人才，而在皇帝衰弱、多个“寡头”和谐共处的时期，平民子弟的机会反而更少。现在，不论从中央到地方，还是各个行业部门，都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这种集团最后肯定自我进化、筛选出代表自己的寡头，寡头们之间都有各自把持的势力范围，可能比一人独裁更容易形成社会的分化、对立，并让这种对立“板结化”。

　　　　新一代的司马元显比老子更有政治觉悟，他不仅“聪警，颇涉文义，志气果锐”，更关键的是“以安危为己任”，这种政治自觉是环境家教使然，比如在国企兴盛了一段时间，南航的一位年轻机长也变得“志气果锐”，他发微博道：“央企你玩不起！”王恭要和司马元显玩，司马元显发威道：“我们司马家你也玩不起！”

第70章　工具化（）　
安皇帝隆安二年（公元398年）

　　　　王恭素以才地陵物，既杀王国宝，自谓威无不行，仗刘牢之为爪牙而但以部曲将遇之，牢之负其才，深怀耻恨。元显知之，遣庐江太守高素说牢之，使叛恭，许事成即以恭位号授之；又以道子书遗牢之，为陈祸福。牢之谓其子敬宣曰：“王恭昔受先帝大恩，今为帝舅，不能翼戴王室，数举兵向京师，吾不能审恭之志，事捷之日，必能为天子相王之下乎？吾欲奉国威灵，以顺讨逆，何如？”敬宣曰：“朝廷虽无成、康之美，亦无幽、厉之恶；而恭恃其兵威，暴蔑王室。大人亲非骨肉，义非君臣，虽共事少时，意好不协，今日讨之，于情义何有！”

　　　　王恭、殷仲堪第二次开展武装斗争，有意思的是他们都不是亲自披挂上阵，而是将武打的活儿全盘交给部将打理。王恭手下有淝水大战中涌现出来的北府军名将刘牢之，殷仲堪素无戎略，军旅之事也尽委于杨佺期兄弟。

　　　　王恭、殷仲堪都是“都督诸州军事”的封疆大吏，这种“都督诸州军事”的体制在西晋、东晋一直实行。东晋时期，为了应付北方的胡族，在行政和军事区划上强化“区域联防”，朝廷任命重臣都督一州甚至数州军事，“大军区”权重势大的局面也就自然形成。

　　　　在大军区里面，有将、帅两个层面，都督诸州军事的大帅都是由朝廷任命，这个职务也基本上是大士族垄断。大士族子弟众多，遍布中枢、方镇，朝廷有咱的人，地方、军队当然也得有咱的人。在中央，几大士族轮流坐庄，但坐庄的这一家不能彻底垄断，也要给其他几家留下一些位子；在地方，几大家族各有其势力范围，但是也不能长期把持，适当的调整也是必需的。大家有矛盾也有共同利益，互相掐也互相照顾，这是“士族共和”的基本生态。

　　　　在将领这个层面，情况就多样化了。像刘牢之这样的直接带兵的将领，出身不高贵，没有特殊的机缘很难跻身于士族这个层次，杨佺期的n代祖宗曾是汉朝的大官，但他这个高干子弟的身份不是现在进行时，而是一般过去时。他们当然也是朝廷任命的官员，但是他们从制度上被安排接受“都督诸州军事”的长官的节制和领导，不用很长时间，他们就会把长官当成老板，当时称之为“主公”。

　　　　在皇帝专制强化的时期，大小官员都被要求忠于皇帝一个人，“一个朝廷一个皇帝”（有皇帝的时期）、“一个国家一个领袖”（蒋介石时期）讲的都是一回事，当然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

　　　　在更多的情况下，大家认同一个大朝廷，但同时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各个系统都是小朝廷，都是一把手专制，正职副职之间都是君臣关系。

　　　　在『毛』泽东时代，大家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大家都是『毛』『主席』的好战士，要求干部和群众实行三同，从表面上看有种平等感。你是平民，可以不把村长当干部，可以给他贴大字报，因为『毛』『主席』鼓励大家反『潮』流，要“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及到后来的二三四代，从中央到地方到部门系统都放权了，你还是平民，你还敢不把村长当干部？村长就是你的一重天，你说村长侵犯你的利益，投诉他说话做事不符合党的政策和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村长就会按党的另一套政策把你弄成维稳的障碍，让你精神病发作。

　　　　所以现在不论在党政机关，还是学校医院，大伙儿都把领导当老板，谁控制你的生存资源，谁就是老板，服务员叫食客老板，博士生叫博导老板。

　　　　写着写着好像跑题了。锐圆哥哥原来想说的是像刘牢之、杨佺期这样的将领，非常容易工具化，本来是班子成员，但最后都被顶头上司视为爪牙走狗，虽然是朝廷的在职干部，但是顶头上司让他反朝廷他就得反朝廷。刘牢之在淝水大战中立有首功、大功，可以称得上东晋王朝的柱石，但是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晕了。既然被工具，被上司抡来抡去，所以必须得晕——今天在官场职场的人不也都晕吗？

　　　　司马元显成功策反了刘牢之，直接导致王恭兵败身死，他的兄弟子侄也被司马元显基本杀光了。太原王氏王默这一支由此也就基本完蛋了。

第71章　祭的文与野（）　
安皇帝隆安二年（公元398年）

　　　　十二月，己丑，魏王珪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天兴。命朝野皆束发加帽；追尊远祖『毛』以下二十七人皆为皇帝；谥六世祖力微曰神元皇帝，庙号始祖；祖什翼犍曰昭成皇帝，庙号高祖；父寔曰献明皇帝。魏之旧俗，孟夏祀天及东庙，季夏帅众却霜于阴山，孟秋祀天于西郊。至是，始依仿古制，定郊庙朝飨礼乐，然惟孟夏祀天亲行，其余多有司摄事。又用崔宏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二千家于代都，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皆为畿内，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师以监之。

　　　　公元398年，魏王拓跋珪称帝。北魏开始从部落集团向专制帝国演变。

　　　　中国的法律传统是讲究实质正义，鄙视程序正义；中国的政治传统则特别强调程序正当『性』，不讲究实质的正当『性』。

　　　　拓跋珪从部落首领升格为皇帝，都严格按程序办事。

　　　　一是命群臣议国号。定为“魏”，“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国民，宜称魏如故”。

　　　　二是迁都平城，应该是今天的山西临汾。然后“营宫室、建宗庙”，也就是给自己盖房子，给祖宗盖房子，宫室宗庙当然必然是宏伟的，“宏伟的建筑是消除我们民族自卑感的一剂良『药』。任何民族都不能只靠空话来领导一个民族走出自卑，它必须能建造一些让民族感到自豪的东西，那就是看得到、『摸』得着的建筑。这并不是在炫耀，而是给一个国家以自信”。大国之崛起，人民之幸福，全靠这些宏伟的建筑支撑和表达。对了，上面引用的话是阿道夫·希特勒同学说的，是不是贼有水平？

　　　　接下来就是确定“宗庙岁五祭”。“五祭”为何？大家可以去百度一下，大概是天地山川祖宗以及各路神仙，祭是宣示天命所归的仪式，当然也就是天子最重要的工作，阿斗说“政由葛氏，祭则寡人”，可以说十分准确地描述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分工。

　　　　《建党伟业》有个镜头，袁世凯穿着汉服在天坛祭孔，其实这一祭，就等于穿着龙袍登基了，在当时稍有文化常识的人都知道袁氏祭孔的实际意义，用法律语言讲就是已经启动登基程序。

　　　　蒋介石当然也要祭，他没有修宗庙，但修了中山陵，中山陵实际就是“中华民国”的宗庙，虽然号称民国，但是把孙中山包装成国父，国父打天下我们坐天下，只要存在这种逻辑，不管民国还是共和国，本质上还是帝国，当然帝国的模样也在与时俱进。

　　　　祭祀典礼这些“政治程序”的建设，讲究的是古雅有来历，在执行中要求庄重规范，就和官窑的瓷器一样，是用严格的规程和不计成本的方式做出那种上国的体面，不能凑合不能臆造。拓跋珪即位后，“追尊远祖『毛』以下二十七人皆为皇帝”，这就过了。包括在天安门左近竖立孔子像，这既是意识形态的混『乱』，也是国家祭祀文化规程的缺失，可以以“轻举妄动”“粗鄙不文”定论之。

第72章　一个被专制文化文化了的人（）　
安皇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

　　　　珪问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对曰：“莫若书籍。”珪曰：“书籍凡有几何，如何可集？”对曰：“自书契以来，世有滋益，以至于今，不可胜计。苟人主所好，何忧不集！”珪从之，命郡县大索书籍，悉送平城。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是拓跋寔的遗腹子，五岁起就随母亲逃亡，叔叔不疼，舅舅不爱，但是他十六岁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