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读资治通鉴-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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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百度介绍，鸠摩罗什（344—413），原籍天竺，生于西域龟兹国，精通汉语，当然也精通梵语，双语人才什么时候都吃香。鸠摩罗什是最早的译经家，他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译出《摩诃般若》、《妙法莲华》、《维摩诘》、《阿弥陀》、《金刚》等经和《中》、《百》、《十二门》和《大智度》等论，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与真谛（499—569）、玄奘（602—664）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

　　　　中国人对形而下的东西最擅体会，什么洋车洋酒等一用就能尽知其中三昧，而对于形而上的诸如教义或者主义之类东西，包括民主宪政之类的好东西，往往要打量许久，争议半天，而且再过若干年以后，又要翻烧饼式地折腾一遍，美其名曰“拨『乱』反正”、“重新认识”。

　　　　外来的主义要靠翻译家解释，若干年后，不适合当权者的口味了，那就要“解放思想”再取真经。《西游记》的故事就是取真经的故事，敢情以前中土的和尚们念的经都是假经，所以要派唐三藏去取一套原产地在天竺（像达芬奇家具那样从深圳出口再转上海报关进口的不算）、经过佛祖如来亲自质检认证的、再经过唐僧亲自主持翻译的经书，这才叫真经。大家都熟悉星爷的《大话西游》，这部电影有一个小玄机，就是把所谓“真经”改成了“西经”，里面那位啰里啰唆的唐僧口口声声要取的不是“真经”而是“西经”了，刚开始以为这是无厘头的一部分，现在越琢磨越觉得这一字改得很妙，也很体现香港文化。“西经”是中『性』的，是市民化的，也是中产阶级的；“真经”则不同，有一种绝对真理在握，唯我独尊的霸气，谁敢反对我就把谁掀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真理或真经拿出来一祭，其他人都闭上鸟嘴，这种霸气，皇上喜欢，独裁者喜欢，自以为正义在手的民粹分子也喜欢。

　　　　由此看来，真理往往是为塞民之口的超级武器，这样的真理，最好和《指环王》里的魔戒一样，把它丢进厄运火山口销毁掉。

　　　　『毛』泽东晚年感慨道“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

　　　　套用『毛』泽东的逻辑，中国历代真懂佛教或佛经的恐怕也不多。代有强大的译经家出没，本身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在古代，梵语可能是一种隔膜，难懂的文言文（特别是佛经译文）也可能是一种隔膜，这都影响广大人民群众掌握佛教的真理。据说，敦煌藏有中国最早的白话文：变文。用白话传播佛经中的故事，这个对真理的传播很给力。

　　　　对于佛教而言，后世僧侣们老有“取真经”的冲动，大概的原因是佛教的教义源流太多，太过庞杂，相较而言中央编译局真是幸运，只要翻译四位革命导师的著作就行了。在藏传佛教中，有一种“辩经”的仪式或活动，鼓励喇嘛们辩论和争论（邓大人提倡“不争论”是多么英明神武），看来在藏传佛教那里，佛教首先是佛学，还有讨论的余地。

　　　　中国人的思维是本于一的，百家要归于一家，一家之内（比如佛教），如果来源纷杂，内部派系林立，也要想办法钦定一部真经，围绕一个核心，紧跟一条路线，团结在一个真懂真经的领袖周围。但是因为本于一，所以中国也就没有一；因为要皈依权力这个一，所以没有宗教的一，也没有学术的一。

　　　　中国代有国师，鸠摩罗什也是国师。国之师，有国才有师，国是皮，师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天子一部真经，“真懂”了为当下的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国师也就赫然而出焉，“真经”也就煌然而出焉，真理的光辉就会照耀着我们继续向前。

　　　　自东汉末年以来，皇权解钮，社会失范，意识形态也表现为独尊儒术的式微，是社会混『乱』激发百家争鸣，还是学术自由导致社会混『乱』，在学理上的辩白往往很苍白。独尊儒术的时候对应着的是社会稳定时期，学术争鸣包括其他宗教兴盛对应的是混『乱』时期，所以要稳定就要闭嘴，言论自由会导致社会动『乱』。这个逻辑已经深深嵌入国人的心智当中，当然cctv在这方面也是功不可没，尤其是在国际新闻的报道上，每每都会导入这个逻辑。

　　　　鸠摩罗什先后和先秦的苻坚、后凉的吕光、后秦的姚兴等诸位国家领导人打过交道，而且先后被吕光和姚兴强迫破戒娶妻。姚兴的强迫出于好意，他主要是想把鸠摩罗什的优秀基因传续下来；吕光大概是出于好奇心，你丫既然把戒律讲得这么神圣不可侵犯，爷就让你亲自侵犯一下看看会有什么结果——权力对于宗教的凌辱大概莫过于此。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和尚遇见兵，私生活说不清。由此想到那位在众目睽睽之下拥抱著名演唱家的地方官，如果他当了皇上，也会强令和尚娶亲的，粗鄙才是中国人文化精神的内核。

　　　　“事佛者十室而九”，恐怕不是鸠摩罗什这位国师的功劳，星爷的另一部电影说，丐帮兴盛不是丐帮帮主的能耐，是皇上的能耐。同理，事佛者众，不是国师的本事，是皇帝们的本事。从积极的层面讲，佛教在这个时候兴盛，和佛教繁复的教义无关，只和一个主张有关，那就是止杀，就是劝拿刀的人不要妄开杀戒，珍惜生命。

　　　　宗教本来就是一种积累的常识，和常识一样简单易懂，把常识弄成“真懂的不多”，多半是出于别有用心。宗教关心的问题和我们小区门口负责任的保安关心的一样：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

第79章　唱红歌是谁的喜好？（）　
安皇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

　　　　甲午，帝至建康。乙未，百官诣阙请罪，诏令复职。

　　　　尚书殷仲文以朝廷音乐未备，言于刘裕，请治之。裕曰：“今日不暇给，且『性』所不解。”仲文曰：“好之自解。”裕曰：“正以解则好之，故不习耳。”

　　　　刘裕把桓玄打得带上皇帝跑了，离开建康跑到上游的江陵，刘裕追着打败了桓玄，又把皇帝给抢回来了。皇上要坐天下，不能没有玉玺，大臣要号令天下，不能没有皇上——当然是傀儡牌的。

　　　　尚书殷仲文是桓玄的姐夫——东晋一朝政局反复，株连较少，算是一个亮点——侧身新的团队，不能不有所贡献。殷仲文想到了精神文明建设，他敏锐地发现了“朝廷音乐未备”这个严重的问题。

　　　　刘裕对殷仲文的建议不以为然，他说：“现在发展是中心任务，这个已经让大家忙得无暇他顾，唱红歌这事儿先不急吧，何况我是个乐盲啊！”

　　　　殷仲文坚持说：“音乐这事儿，只要你喜欢，自然就懂了。”

　　　　刘裕笑了：“正因为我知道一接触就会喜欢，所以我故意不接触这个东东。”

　　　　荒『淫』的皇帝之所以荒『淫』，主要的症状就是喜欢歌舞音乐，纯喝酒纯泡妞不是显得没文化了嘛，所以一定要歌舞升平。在公开的明规则里，明君贤臣都反对宫廷娱乐，起码反对过度娱乐。刘裕不论以贤臣自况，还是以君主自况，都乐见“朝廷音乐未备”的状况继续下去，其实这里的“朝廷音乐”应该是属于“礼乐”，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和娱乐的界限很容易打通，刘裕防微杜渐，不惜扩大封杀的范围，以防止精神污染。

　　　　最近在《南方周末》看到经济学家张维迎的文章，主要讲市场规则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和宗教伦理对人心的改善。他引用了一副楹联，是在山西榆次一个古县衙门口发现的：

　　　　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迹，原迹贫门无孝子；

　　　　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

　　　　是原心（根据人的心理动机判断人），还是原迹（依据人的行为来评价人），这副对联的意思是“善以心论，恶以行断”，应该说颇合人情世故。

　　　　绕这么一个圈子我想说的是，刘裕既然以为音乐是恶的东西，所以就干脆一点也不沾，也不给自己找借口。因为不管喝酒泡妞，还是铺张浪费，都很容易为自己找到理由，这类事情有的出于自知，有的出于无知，自知则在事前找理由，无知则在事后找借口。史书称商纣王“智足以文过饰非，辨足以拒谏塞议”，包括后来的隋炀帝也是这样，凡是“英明领袖”莫不熟谙这一套。

　　　　从这件事看，第一，刘裕是个很有自知之明的人，也是一个对人『性』有了解的人，他知道有些东西，对一般人来说，一接触就会喜欢，一喜欢就会陷溺其中不能自拔，很多家长对网络游戏就是持这种态度，当然对毒品就更加坚持这种态度。第二，从当时的政治风气看，刘裕这样做是对魏晋浮夸糜烂文化的一种抵制，政治风气上的回归质朴和天下大治往往有对应的关系，中国只要一盛世，只要歌舞升平，接下来就是糜烂和动『荡』，皇帝专制制度宜贫不宜富。

　　　　说到朝廷音乐，不妨对唱红歌说道说道。建党伟业九十载，红歌铺天盖地来，这一轮红歌『潮』，众所周知是发端于重庆。对于重庆唱红打黑，官方媒体、坊间网络，都有大量的评论，重庆的红与黑一时间让中国左中右诸多『色』相全部呈现。

　　　　就扫黑而言，如果仅在治安层面，当然是好事，仅从锐圆在重庆接触的朋友和的士司机评价，薄熙来提出的“五个重庆”，“平安重庆”落实得最好，当然以后会不会反弹，维护治安的成本是不是高了，这都是问题。一个城市到底应该在治安方面花多少钱，这应该是市人大的事情，没有具体数据谁都不好妄言。有人对“扫黑”担心的是，这种运作思维模式会不会越界，一是形式上的“运动化”，二是被扫者的辩护权利有没有保障。前段时间达芬奇家具的事闹得沸沸扬扬，我注意到杭州工商局以“消防不合格”勒令杭州的达芬奇停业，上头点名（中央权威媒体的报道）了，一顶“黑”或“假”的大帽子扣在头上，人民群众再来个“欢欣鼓舞”，执行层面就可以大扫『荡』了，声东击西，罗列罪名，领导定罪或舆论定罪遂告完成。“消防不合格”当然可以令其停业，问题是“不合格”长期开业的有没有人管？这种运动化的治理推到极致就是警察治国，红卫兵治国。

　　　　至于唱红，应时应景地莺歌燕舞一下也没什么，我们六十年都是这么过来的。在这个意义上，重庆也不能独美，唱红可以有组织地唱，组织有权力组织大家唱，也可以自发地唱。新中国六十年来包括革命战争时期的音乐创作红的居多，近三十年来虽然也有不那么红的，但也基本上偏红，对于学生和社区的中老年人来讲，没有什么其他『色』儿的歌可以选择，所以自发也必然会唱到红歌。

　　　　重庆唱红是“讲读传唱”的一部分，完整的组合是“讲故事，读经典，传箴言，唱红歌”，只是“讲读传”相对不具备形式感，遂让唱红歌成为重庆的行为标志。讲读传唱的内容不全是红『色』（革命）的，里面还包括大量正面的（比如爱迪生孵鸡蛋之类）、传统的东西。正常的理解，这是一种文化建设；再过度理解一点，是一种意识形态重构；如果再“深刻理解”一下，我们不妨当成“十八大”之前的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拉票活动。我觉得我们应该欢迎有政治理想或政治野心的官员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公共政策，让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仪态不要那么“千人一面”，说话不要那么“千篇一律”，表现出来一些个『性』，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庆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

　　　　在中央的治国方针之下，各地各部门的官员完全可以晒晒自己的理念和政纲，以求得老百姓的认知和认同，这样总比官员们貌似一致，实际上是有选择『性』执行上面的政策要好一些。

　　　　说到红歌对意识形态的构建，效果是肯定有的，音乐的教化功能是很强大的，世界上各种宗教、各个国家民族、各种党派组织，都会创作自己的红歌，只是好像我们的红歌更海量一些，这倒是方便重庆乃至全国有选择『性』地唱。

第80章　益智粽对续命汤（）　
安皇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

　　　　卢循遣使贡献。时朝廷新定，未暇征讨；壬申，以循为广州刺史，徐道覆为始兴相。循遗刘裕益智粽，裕报以续命汤。

　　　　卢循是官n代，到他这辈在朝廷已经没有什么奥援了，但是门第还在那儿摆着。很多家族不希望在婚姻过程降低“门第均分”，像卢循这样有资质没有资产的（有点像卖合格证和生产资质的国企）就成为“被婚”对象，他娶了比自家门户较低的孙恩的妹妹，于是他成了孙恩的妹夫。孙恩大家没有忘记吧，在会稽霹雳一声暴动的那位。

　　　　孙恩被刘牢之、刘裕等n次大围剿，最后『逼』到海边，孙恩勇敢且慷慨地跳海自尽，他一直忽悠说，只要相信他的五斗米教，跳海以后会变成水仙（当然是水里的神仙，不是水仙花）。忽悠人的人经常会把自己也忽悠进去，假话重复一万次，说假话的也会自我催眠，反正要死了，孙恩于是亲自实践自己的学说，也许他真的相信自己会变成一枚帅气的水仙哥的。

　　　　孙恩水仙了，卢循接过大舅哥的枪，继续革命斗志昂，但是还是被刘裕打得招架不住，在浙江待不下去了，被迫“战略转移”，经福建晋海辗转长征到了广州（番禺）。卢循还真不是白给的，他以前是孙恩的军师，现在自己掌舵了，当然要发挥一下，他把广州刺史抓起来，“摄广州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主政南粤”了。

　　　　桓玄称皇帝，刘裕伐桓玄，这一折腾就是一年多时间，卢循在广州吃白斩鸡喝老火汤过得挺好，刘裕迎回晋安帝，朝廷初定。卢循于是派使节到建康表示臣服，希望中央能保持广州现状，维持广州稳定。卢循还特意给主政中央的刘裕送去了“益智粽”——大家都是有智商的人，但处理广州问题需要更高的智慧，所以送你粽子“益智”，那意思咱们也玩“一国两制”吧，也来个五十年不变？

　　　　刘裕当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