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无敌-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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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嗯？原来教科书上那个黑暗残酷、民不聊生的旧社会，竟然也有如此和谐美好的一面？
等到进入21世纪之后，在某些网站和杂志上，更是掀起了一阵又一阵令人目不暇接的历史翻案风，一位位民族英雄被拉下神坛，还要踩烂批臭，扣上破坏民族和谐的帽子；一位位汉奸国贼则是被重塑金身，变得光明磊落，成为了忍辱负重、维护国家统一的典范看来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必须得要倒过来读，凡是好人肯定是装的，凡是坏人肯定都是被冤枉的，社会是在不断退步的
——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在历史观上竟然可以发生180度的大逆转，令人不由得产生出“这个世界正在天翻地覆”的荒诞感觉。
而对于民国时代的百姓生活，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思维”，以及种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发现”。例如“1927年的武汉纺织女工月薪30多块大洋，可买6000～9000个鸡蛋，养活一家四口毫无压力”；“旧社会学徒工待遇远比现代血汗工厂优厚，每年带薪休假72天”；“民国时期的‘温饱’早已不是问题，‘员工福利’大大超过新中国的任何时期”；“新中国60年，中产阶级收入水平还没有达到民国贫困线”
于是，在看过上述这些“新发现”之后，就有人感到纳闷了：哇！既然解放之前的旧社会是如此美好，社会福利是如此的先进，地主和资本家是如此有良心，为什么当初中国的工人农民，还有许多知识分子在内，全都鬼迷心窍地“脑残”了？连命都不要，非得跟着我党闹革命？自己放弃自己的高工资，打碎自己的安定生活，埋葬这个“幸福”的旧社会不可？
对于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自然会有很多“公共知识分子”跳出来，异口同声地叫嚣道：全都是因为不学无术，沐猴而冠的土鳖**在苏联人的帮助之下，学习邪教大搞宣传鼓动，欺骗这些“无比幸福”的工人、农民和学生们起来造反，硬是捣毁了精英们建立的国民政府，毁掉了自己自由民主的美好生活。从而让中国迎来了漫长的悲惨年月，以及一场场骇人听闻的灾祸，例如“饿死三千万”、“十年浩劫”等等。
——感情在他们的眼里，**就等同于奥姆真理教？
如此这般搞到最后，根据一个**上流传的段子，当代“公共知识分子”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基本观念，大致上可以归纳如下：“现在有几个人知道这样一个伟大的政府：它推翻了腐朽的封建王朝；建立起了多党制的两院制民主政府；拥有一支堪比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军队；创办了很多自由而现代大学；为民族工业带来了黄金时代；依靠自己的实力收复了外蒙；但却被一只外国人出枪出钱出顾问武装起来；实行一党**的野蛮军队所消灭！”
——唉，实在是让人无语了
为什么这一前一后的描绘口径，竟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究竟哪一边在胡说八道？
怎么说呢？这两边的说法，都不能算是绝对的胡说八道，只不过是彼此的阶级立场迥然相异罢了。
——民国时代的旧中国，对于不同阶级的观察者来说，确实是有着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区别只在于由什么人持什么立场，从什么角度去看待那个社会。
要知道，每个人的内心都是自私的，通常只会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简单来说，就是屁股决定脑袋，也决定了每个人的思路。
举一个比较极端的类似例子，在西藏叛乱被平定之后，许多旧西藏奴隶主贵族流亡印度。由于得到了欧美**势力的财力支持，他们的后裔们有一部分混得不错，在那些“海外人权组织”里面充当宣传喉舌。
前几年，曾经有一位身为旧西藏农奴主后裔的女作家，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的时候，拿出自己的一本作品进行宣传，回忆自己幼时养尊处优的生活，大谈特谈旧西藏的精神生活是如何的崇高淳朴，喇嘛们是何等的圣洁无私，奴隶主们是多么的温和仁慈，贵族少爷们是如何的英俊潇洒，有情有义。而庄园里的那些农奴，在她的笔下总是又懒又馋，整天不肯好好干活，就知道琢磨着如何偷吃农奴主仓库里的食物。
——看到这里我就纳闷了，既然旧西藏是如此的幸福和谐，为什么这些“仁慈”的奴隶主们，在庄稼收获之后，按户头分配给农奴的口粮，总是这么少，以至于每年冬天都要饿死一堆人？
至于那些剥人皮、点天灯、杀人祭天和用少女腿骨做法器的猎奇传闻，这位女作家总是避而不谈，实在避不开了，就说这是多少年传承下来的宗教习俗，“文化背景不同”。要“区别看待”，“尊重地方传统”！
——按照这种说法，日本是否还应该尊重古代盖房子要埋人柱祭神的传统，每盖一座摩天大楼就往地基里活埋一个少女下去？
在她的书里，还写了一个反映农奴“忘恩负义”的故事。大致上就是在某一年的冬天，有一个奴隶女娃的家里没有了粮食，全家都快要饿死了，只好偷偷潜入到她家的庄园，偷吃仓库里的食物，结果手脚不够敏捷，被庄园里的打手们给发现和逮住了——于是，她的爹娘兄弟都被活活打碎了脑袋喂狗。
轮到她的时候，被这位当时还是贵族小姐的女作家（或者是她的姐妹之类，记得不太清楚了）给发现了，由于看着这个预定被打死喂狗的小姑娘实在可怜，所以就下令饶了她一条命，让她在庄园里干杂活，也算是赏了一口饭吃。女作家还为此颇为自得，以为这已经是天大的恩德了。
谁知过了没多久，西藏叛乱爆发，一队解放军打到了庄园外边。这个奴隶女娃不但没有誓死抵抗来报答“大恩”，反而带头砸死了一个管家，打开大门“投敌”在这位女作家看来，可真是十恶不赦啊！
以大陆读者的眼光来看，在这位藏族女作家的笔下，基本上就是满篇的颠倒黑白——不劳而获的奴隶主和喇嘛，永远都是正义高尚的完美圣人，而辛苦卖力的农奴和汉人则都是卑鄙阴险的无耻恶鬼。硬是把一个土地贫瘠、环境恶劣、残酷血腥、愚昧野蛮的人间地狱，描绘成了如天堂般美好幸福的“香格里拉”！
偏偏如此荒唐的文字，在西方世界居然还广受吹捧，并且被认为是被**掩盖的事实真相！
没办法，经过美国和西欧各国官方的长期宣扬，“西藏应当独立”已经成了大部分西方人心目中不可质疑的绝对真理。大家可以看看龙腾网上的翻译转载，一提起有关中国的话题，就会有许多外国网民马上扯出西藏的事情按照这些“海外人权机构”的宣扬，西藏人正强烈渴望着回归农奴制的“美好时代”，继续给那些流亡在外的老爷和喇嘛们效劳——在这里就不谈民主和人权，只讲传统了！
总之，请大家明白一件事，这个世界上主要媒体的话语权，目前依然掌握在美国华尔街的大财团手中。
美国认为你幸福，你就是天天挨炸弹、饿肚皮、住难民营、把女儿卖去当雏妓，也是幸福！美国认为你悲惨，你就是人人住洋房、开小车、吃满汉全席，也是悲惨！美国认为你是民主，你就是搞终身执政制、世袭君主制甚至奴隶制，也是民主！美国认为你是独裁，你就是全国一人一票选出来，任期四年不得连任，也是独裁！千万莫要忘记了！
事实上，西方的媒体霸权涉及许多方面，不仅是在国际政治上如此，甚至还包括自然科学的范围！
例如在丹麦哥本哈根的世界气候会议上，就捅出过这样荒诞的篓子——美英两国说世界气候在变暖，这世界气候就一定是在变暖。哪怕这些从英国某个三流大学拿出的“科学数据”被证明都是捏造的，哪怕大家在百年未遇的严寒之中都快冻死了，这个世界的气候依然一定在变暖！否则就是这个世界出问题了！
（讲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一个笑话，传说在美国独立战争胜利，英国战败之后，乔治三世国王看到宫里居然还在用富兰克林这个逆贼发明的避雷针，顿时大为恼怒，下令把避雷针的尖端改成圆球状。学者们苦劝说这不符合科学定理，乔治三世怒骂道：我是国王，一切科学定理在英格兰都得听我的安排！
如果把这句话改成“我是美国，一切科学和历史在地球上都得听我的安排！”会不会很贴切？）
回到正题，无论这位流亡者女作家写得再怎么煽情感人，再怎么天乱坠。青藏高原上那些好不容易翻身得解放的奴隶娃子，不管是否有分裂国家的倾向，恐怕都不会愿意让这些“仁慈的”主子们重返高原，继续将他们剥皮抽筋点天灯，每年饿死一堆人，然后再流几滴怜悯的眼泪，念几句超度的经文的。
——奴隶社会是奴隶主的天堂、奴隶的地狱。而笔杆子则被掌握在奴隶主的手里
放到民国时代，也是一样：对于劳苦大众来说，那是地狱；而对于少数“精英”来说，那是天堂！
有人说，这已经是几十年前的旧事了。那就说一个最新的例子：印度的新德里有个女教授，家里很有钱，雇了很多个仆人。她在博客日志上写了一篇附有照片的短文，吹嘘自己家对待仆人是何等的仁慈宽厚——具体来说，就是允许仆人在不当班的时候，和她一起在客厅里看大屏幕液晶电视上播放的美国肥皂剧。
但问题是，在看电视的时候，女教授她自己独自坐在沙发上，仆人却必须跪在地板上。而那张长沙发最起码可以坐得下四五个人，旁边还有几张靠背椅可仆人们却不能坐，因为他们是低种姓族群。
这要是放在我们中国，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你让你家里的保姆有凳子不许坐，只能跪在地板上跟你一起看电视试试看，人家不气死才怪！
然而，就算是这样的人格侮辱，在当今这个号称“民主自由”的印度社会，都已经算是宽容的表现。
中国的老板们或许会对这种不平等的社会氛围很喜欢，但是放在普通人身上，恐怕会愤怒得要爆炸了！
所以说，就整个社会的各阶层而言，民国有民国的好，新中国有新中国的好，具体就要看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个人收入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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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谁在怀念民国时代？（）
二、是谁在怀念民国时代？
上面已经说过，就整个社会的各阶层而言，民国有民国的好，新中国有新中国的好，具体就要看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个人收入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那么，究竟是哪些人，在怀念那个“无比美好”的民国时代？
请大家在这里先看两份工资单：
1918～1919年，青年时代的**曾在北大图书馆担任管理员，而著名海归学者胡适则在北大当教授。
——毛图书管理员的月薪不过8块大洋，胡教授的月薪却高达240块大洋，两者相差30倍！
事实上，当时的胡适虽然从海外镀了一层金归来，但在北大参加工作的时间还不长，名声也远不如后世，月薪还不算最高的。同一时期，北大中文系主任陈独秀的月薪为400块大洋，相当于毛管理员的50倍——再过几年，北大教授的月薪还要再翻一倍，平均达到500块大洋，而图书管理员的月薪却没怎么上涨。
而更要命的是，胡适教授的240块大洋，一般来说每个月都能按时发放。而毛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却总是被拖欠，直到离职也没能全部拿到手。据说他先后干了半年，最后却只拿了三个月的薪水，相当于减薪一半——我突然明白传闻中**仇视知识分子的原因了
嗯，此外还有陈独秀主席在日后为什么会右倾投降，而胡适又为什么坚持**立场，也可以从这份工资单上看出一点倪端——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嘛！
事实上，真正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平心而论，假如我们工薪阶层能够拿到2000～3000元的工资，基本满足温饱、接近小康，那么就算看到某位高级白领能拿十几万的月薪，是自己的几十倍，大家最多也就在私下羡慕一番，只要自己的日子还过得去，就不至于会发展到阶级仇恨的程度。
可问题是，毛图书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在当时的实际购买力，到底有多少呢？
由于民国时代战乱频繁，各地物价的变动幅度极大，光是米价就经常上下波动好几倍。基本上是越到后面的年代，通货膨胀就得越厉害。
而且，城市与乡村、南方与北方的物价水平相差也很大。如果在比较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张冠李戴，用上海的收入去比山西的物价，用20年代的物价去比40年代的收入，用乡下丰收时节的粮米收购价去比大城市工人的收入（可参考多收了三五斗），就很可能得出一堆非常荒谬的结果——而这也是当代“历史发明家”们常用的一种移接木之术。
举个例子来说，前些年，河南乡下的白菜收购价一度跌到一毛钱一斤，让农民们赔本赔得欲哭无泪。可我们有谁在城里买到过一毛钱一斤的白菜？光是运费就有采购成本的好几倍了啊！
同理，如果现在让人拿着上海的收入到青海的西宁去生活，也绝对会非常宽裕，但问题是根本办不到。
回到正题，当**进北大担任图书管理员的时候，民国才建立了六七年，尚未进入最黑暗的年代，大洋的币值还算坚挺。根据民国经济史提供的数据，在1919年的北京消费市场上，一块大洋应该可以买20斤米，8斤猪肉，购买力最多相当于如今的40元人民币。
而毛图书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只能折合如今的320元，还不够当代很多城市的低保标准。
更要命的是，首都北京又是全国仅次于上海的物价高昂之地，毛管理员的8块银元月薪在湖南老家已经算是高薪，可在北京却实在是不经——虽然这8个银元可以买到160斤米，可是他在北京除了吃饭，还要吃菜，要买衣服，要交水电费，要买煤球做饭，还要买报纸和火柴、香烟，尤其是还要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