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无敌-第5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读。）
八十四、吊在路灯上的银行家（）
1934年的12月岁末，刚刚在爆炸和蘑菇云中度过圣诞节的上海市民，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震怖与惊吓。
——寒风凛冽的黄浦江畔，上海外滩的繁华大街上，在无数市民的围观之中，数以百计名震一时的沪上名流，被红军战士用卡车运出淞沪警备司令部，以尸体的形式被挂在外滩的每一座路灯上！
在这些被“挂路灯”的士绅名流之中，既有黄金荣、张啸林这样的黑帮大佬，也有工部局总董事劳诺德这样的殖民官员，但更多的则是江浙财团的虞洽卿、钱新之、王一亭﹑吴蕴斋、李馥荪、周作民，各大洋行的马易尔，刘礼士，杨宁史等金融投资界人士如果说，昔日的上海滩最引人注目的风景，就是外滩那一排鳞次栉比的银行大厦，那么此时另一则吸引人眼球的新景色，则是吊满路灯的银行家了！
然后，为了彰显出这场集体处决的正义性，在每一位沪上大亨悬挂着的路灯杆子上，红军的政工人员还贴上了描述他们生平罪状的告示贴纸——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制造股灾、祸国殃民至于最严重的罪名，当然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指使之下，收买反动势力，大肆屠杀了数以万计的革命群众！
总之，这帮银行家都是世界上最贪婪最邪恶的魔鬼，罪无可恕、死有余辜！挂路灯都是便宜他们了！
望着被挂满了外滩每一座路灯的银行业同僚，还有红军在各大银行焚烧账册和钞票的缕缕黑烟。如今被挂上了“上海苏维埃银行筹办顾问”头衔的原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一方面既带着几分逃出生天的庆幸，但另一方面也是不胜唏嘘。“这可真是‘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啊！”
“你这是在把红军比作黄巢吗？”。站在他身旁的杨文理教授，回头瞥了张嘉璈一眼，“那么，不知在张丈夫的心目中，谁又是唐僖宗，谁又是田令孜、李克用和朱温呢？”
——总的来说，对于这位被后世誉为“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的“中国现代银行之父”张嘉璈丈夫，杨文理教授从本心上来说并没有多少好感。
首先，在当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中。张嘉璈也半推半就地掺了一脚，手上同样沾着革命者的血。
其次，张嘉璈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在政治上是个亲日派。而且极端地热衷于日本文化。迷信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实力，甚至平时穿和服、着木屐、说流利的日语，完全一派东洋作风这在二十一世纪倒是没什么，但在这个中日矛盾极端激化，悲壮抗战即将爆发的年月，可就显得很碍眼了。
幸好，在穿越者们给张嘉璈看了许多揭穿日军内部黑幕的书籍刊物，比如大日本帝国皇军贪腐小史、中二病才能当大将等等。又让小鸟游真白前首相站出来，给他描绘和展示了一番二十一世纪日本国的“萌萌侵略者”风采之后。张嘉璈心中对大日本无敌皇军的迷信，总算是在一定程度上被扳了回来。
当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位银行家的屁股显然都还没有坐到人民大众这一边来。
“不管是打着怎样冠冕堂皇的旗号，你们毕竟是一手毁灭了上海滩的金融业！”张嘉璈如是说。
“确实如此，但我们觉得，上海滩的金融业早就该毁灭了——中国如今最不需要的人才，除了汉奸带路党，就是买办银行家”杨教授毫不客气地答道，“上海这个远东金融中心的繁荣，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是建立在全中国人民的血泪之上，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是极端畸形的，社会上黑恶势力横行，证券交易所等金融机构又缺乏必要的监管体制，使得各种投机炒作风靡一时，投机家和掮客充斥着金融界，一个个心中都想着无中生有、一夜暴富，把公债和房地产为主要投资对象，营造起一个又一个巨大的金融泡沫，而不肯踏踏实实地经营实业整个大上海的繁荣就像是空中楼阁，缺乏实业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把金融魔术玩得越兴旺，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伤害就越可怕，未来崩盘后给国民造成的灾难就越惨痛！”
“但国内如此战乱纷飞，海关又操控于列强之手，政府无力保护实业，我们除了搞金融还能做什么？”张嘉璈揉着额头叹息说，“投资实业，我们也不是没做过，可结果却是赔得不知有多惨啊！”
“这就是你们资产阶级和我们无产阶级的思维角度差异了，躲在帝国主义列强的羽翼之下，按照他们的规则玩经济，结果只能是被一遍又一遍地剪羊毛——你们对洋人献媚讨好，只考虑极少数富人的福祉，却蔑视和践踏绝大多数穷人的利益，这样的金融业又能于国何益？”杨教授说道。
“但这也不是你们胡乱杀人的理由！挂在路灯上的那些人难道真的个个有罪？”张嘉璈叫了起来。
“或许确实有人罪不至死。”杨教授点了点头，“但就像法国大革命之时那样，路易十六和许多走上断头台的法国贵族，或许也没有应当被砍头的罪，可问题在于，他们其实是在为先辈们数百年来对黎民百姓的残暴压榨和不公正对待而还债——岁月无法磨灭仇恨，历史经常以最残酷的方式还给人民公道。无论在什么时代，当底层人民生活极端苦难却又得不到关注的时候，暴力和恐怖都会应运而生既然上海滩的银行家们选择了帮助蒋介石屠杀人民，那就别怪红军同志用红色恐怖对抗白色恐怖了”
同一时刻，成百上千的青帮门徒正从全市各处被红军战士抓捕上卡车，拖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进行集体处决，然后成堆成堆地塞进集装箱里运走——任劳任怨的王秋同学，会把这些新鲜的尸体传送到现代世界的新中国，给各大医学院外科专业的学生们练练手，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准，摘出来的器官还可以做成标本摆到陈列室，也算是让这帮人渣发挥余热，顺便为国际纵队赚点小钱了。
——在红十军团的大规模清洗之下，1934年底的上海滩陷入了一片前所未有的红色恐怖之中。
与此同时，整个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范围，乃至于流通着中央政府纸币的大半个中国，则是随着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通报，霎时间就仿佛烧开了的沸水锅，陷入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大混乱之中。
——在愕然得知上海的总行和金库被赤匪攻陷之后，各地的分行经理们尽管早已在第一时间就毅然关门停业，但心急如焚的老百姓们同样陷入了狂暴状态，硬是砸开了银行，群起而攻之，不管不顾地要取出存款，并且把手上的钞票兑换成金银和外币，如果兑换不到金银，就索性直接哄抢
就这样，国民政府统治区域内的钞票挤兑风潮，很快演变成了打砸抢三位一体的全面骚乱。
再接下来，在极为短暂的时间内，全中国相当一部分地方的金融系统彻底崩溃，再加上一部分地下党和别有用心之辈的刻意挑拨，数以百计的城市里迅速爆发了大暴乱为此，这些焦头烂额的地方分行不得不向官府求助，希望国民党的军队和警察来帮忙镇场子。但问题是，赶来的警察和士兵同样急着把手头的钞票兑现，于是在驱散民众之后，他们就抢先一步瓜分了各处分行小金库里的贵金属和现大洋存货
这样一来，眼看着地方银行已经被洗劫一空，但手里的钞票还是兑不出金条和银元，这下手里还攥着钞票的老百姓可真的急了，这样眼看就会变废纸的钞票，谁还敢要？！
于是，人们纷纷冲上大街小巷，疯狂地扑向他们能够买到的一切东西，抢购风潮和抢米风潮一浪高过一浪——准确地说，他们已经不是在疯狂地购物，而是在疯狂地扔掉钞票！
结果，东南各地城市的每一条商业街，全都异乎寻常地热闹起来，到处人头攒动，好比蚂蚁搬家，马路上只见一群群挟着大包小包货物的老百姓。什么杂货店、绸缎店、布店、粮食店、酱园、柴店尽数被抢购一空，甚至连中药都有人抢——在老百姓看来，不管能买到啥东西都好，反正比钞票值钱！
更要命的是，很多商铺为了减少损失，索性直接拒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央银行的钞票，只肯以大洋交易，立时就与顾客发生冲突从而导致物价暴涨、市场崩溃和市面骚乱一起爆发，甚至拖住了国民党军队反攻上海的军事行动——中央军的两个德械师刚刚从首都南京乘火车赶到镇江，闻讯就不得不停车掉头，回去镇压南京城内的大骚乱
面对着这瞬间爆发的超级大动乱，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汪精卫院长顿时感觉自己快要疯了。
八十五、瘫痪中的国民政府（上）（）
作为一座六朝古都，南京有着太多可以观赏的地方——中山陵的庄严、明孝陵的幽深、夫子庙的繁华、秦淮河的灯影、扬子江的宽广、石头城的苍然当然，对于此时的中国人来说，南京城内最为神秘、传言最多的地方，恐怕还要数七年前在这里成立的国民政府
可实际上，南京的国民政府并不神秘——在“一二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和汪精卫再一次合作，构成了众所周知的“蒋汪共治”，蒋主军、汪主政，共同对抗各方反对派，总算是把政府暂时稳固了下来。
然而，因为摸不到军权的缘故，行政院长汪精卫对这个权力构架是十分不满的，认为自己成了给蒋介石打杂的管家和背黑锅的替罪羊，好事没有自己的份，坏事却都要自己顶缸
比如说，如今就因为蒋介石这家伙不会打仗，丢了上海，顺便把全国的主要银行统统丢给了赤匪，从而使得南京国民政府迎来了一场天崩地裂的大危机。
“丈夫，当前各种纸币贬值之速，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而是按钟点计算了！”
行政院院长办公室内，院长秘书黄秋岳挥舞着几张报纸，极度失态地对汪精卫叫喊起来。
“今天的首都，在一阵抢购风之后，市面上什么都空了走进大小商店犹如进了冷庙，虽有观光的香客，但却没有菩萨。这种局面苦坏了家无宿粮的人家。他们满街奔跑，到处排队，还是顾到了头。顾不了脚，不是愁米，就是愁菜、愁柴。
一些平时吃糙米的人力车夫，居然把昂贵的法国点心买个精光，因为市场上别的东西都没有了。主妇们已经不能再从小菜场买到她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猪肉早已绝迹，鱼虾鸡鸭，甚至蔬菜米面。也都跟着猪肉‘隐退’了起来商人干脆就拒绝把店里的商品拿出来卖，以此进行反抗。
全城的银行网点，如今都被挤兑得垮掉了。公务员、军人和警察也都人心惶惶。各界专家学者都希望政府提供融资。拿出银元、金条和外币来维护钞票的信用，同时尽快成立新的中央银行来收兑纸币”
“银元、金条和外币？我又不是魔术师，哪里能变得出来？”汪精卫对此也是一脸的气急败坏，“蒋中正当年到底是怎么想的？为啥不把中央金库搬到首都南京。而是摆在上海？这下可好。一股脑儿全都落到赤匪手里啦！政府就是想要整顿货币市场，手里也没有硬通货啊！”
当然，说归说，对于蒋介石为何不把中央金库摆在首都，其背后的种种阴私心计，汪精卫也基本能猜出个大概——首先，上海是当时全国的金融中心和整个东方的贵金属交易中心，南京在短时间内还不可能取代其地位；其次。蒋介石的治国方略，一贯都是“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两手都要硬”。
如今，蒋委员长既然在南昌行营抓着枪杆子，自然就得防着汪精卫在后面动他的钱袋子，如果把中央金库从上海搬到南京，放在汪精卫的眼皮子底下，就很难保证会不会出什么幺蛾子——毕竟，汪精卫也从来不是什么省油的灯结果眼下就统统便宜了工农红军，顺便让国民政府被一刀穿心，就此半身不遂。
——在商品经济取代了自然经济的近现代社会，货币是一个国家最关键的财富分配系统，在货币上动手脚，就将会直接改变社会的财富流向，从而激化社会矛盾，破坏政府信用，丧失民心士气。货币又是国民经济的血液循环系统，货币的败坏将会直接瓦解经济，瘫痪财政，摧毁贸易，颠覆市场
所以，此次红军端掉了中国各大银行的总行和金库，就相当于一刀挖掉了国民政府的心脏！若是国民政府还能正常运转下去，那要化身为被商纣王挖心之后还能行走自若的重臣比干了！
事实上，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汪精卫就已经从各地收到了不知多少封求救急报，比如安徽省政府就哀叹说“安庆、芜湖、合肥市面急剧恶化，抢购之风弥漫全省。米麦粮店早已十室九空，香烟黑市漫天叫价，一日数变。日用品等均成奇货，骚乱斗殴此起彼伏，公务员罢工，教师罢课，警察已不可靠”
类似这样的情况，在民国初期曾经发生过一次，当时正值袁世凯称帝，蔡锷逃出北京潜回云南发动护国战争，北洋政府的军费开支浩大、财力困乏，为搜集银洋发饷，于是下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停止兑换纸钞结果当即就引发了整个金融市场一片恐慌和混乱，钞票信用丧失，商品流通崩溃，史称“京钞风潮”。
这时候的鲁迅，就因为钞票买不到东西，而在日后的笔记中心有余悸地写道：“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
当年的北洋政府只不过是出了昏招，尚且差一点把钞票搞成废纸；如今的国民政府却是被红军抢光了金库，它们的钞票哪里还有谁敢攥在手里啊？
于是，所有人都仿佛被水淹到了脖子一般，不惜一切代价地抛出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的钞票，争抢广东银行的粤票和云南银行的滇票，甚至就连山西阎锡山发行的晋票，都有人要抢！
要知道，这年头的晋票并非什么有信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