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1900-第3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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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不同的做法，得到的反馈是不一样的，米青虽然得到许多工人的支持，可是竞选经费却始终不足，而李富安的竞选经费十分惊人，大量资本家踊跃给他捐款，他手里持有的资金超过了一千万。
因此两人也选择了不同的竞选方略，米青是不辞辛劳全国各地去路演，向民众直接传达她的观念。李富安则较少面向基层，即便路演也多是去一些明星企业，他最主要的竞选方式是通过大量在报纸上投放广告。
在看两人一心要打倒的对手潘训，则跟以前没什么两样，大多是去大中学校，大学中的学生已经到了选举年龄，是合法的选民，投票意愿也较高，即便是中小学校，也有大量的教师是潘训的铁杆支持者。
不过跟历次竞选议员，潘训喜欢出幺蛾子，从来不走寻常路。
他这一次又玩出了新花样，他比谁都清楚，再靠年轻人和老夫子是无法将他推上总统宝座的，他必须开辟新的票仓。
这一次潘训将目光看向了被城市和工业挤压的喘不过气来的农村和农业，他把目标选定在了广大的农民身上。
不得不说潘训又一次走在了米青和李富安之前，瞅准了农民阶层是这些年受益最小，受害最重，怨言最大，因此也自容易拉拢和收买成本最低的弱势群体，如果能得到中国最广大的农民支持，米青和李富安这次再次失败板上钉钉。
面对这三个人，杨潮也有些犯难，潘训是最成熟，能力最强的人，李富安是最得资本家支持的新派，理论上来说，其实李富安的观念是最符合社会发展的，米青则笼络住了工人，对国家安定有重大意义。
那么杨潮该支持谁，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第五百四十一节 三选二（）
杨潮考虑问题的时间跨度自然要比其他人要大一些，他最关心的是大危机的问题，谁上台更能解决大危机呢？
按道理来说，李富安比较合适，李富安在工业领域有广阔的人脉，也精通工业组织管理知识，经济危机说白了，主要就是工业调整问题，虽然金融业也危机深重，但金融业不过是一个服务行业，归类于高级服务业，理论上来讲主要应该为生产服务。
世界已经进入了工业社会，那么最重要的生产就是工业生产，这是最重要的实体经济，只要工业基本盘稳定了，金融业自然就能恢复稳定。
这次大危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因为之前太过繁荣了，所以危机及其深重，市场已经调整不过来，必须有强力的行政介入，甚至行政介入也未必能完美解决，需要动用一切力量来重塑国民经济，其中包括人脉。
米青呢，则始终在中下层人群中间有极大的威望，她当总统的时候，就推动日薪一两运动，时至今日也只有最发达的地区的日薪能够达到一两，因此落后地区的劳动者就更渴望能够提高工资。
这也让她组织工会顺理成章，让工人阶层天然的就接受了她。
那么一旦米青上台，经济危机之中，最盲目的中下层就等于看到了希望，就不容易乱，否则谁知道这些无产工人在看不到希望的时候，会干出什么事情，苏俄化现在看来没市场，倒是很有可能跟极端民族主义结合，从而法西斯化。
如果共和国法西斯化了，对整个世界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杨潮没有那么强烈的国际意识，但是法西斯最大的伤害还是对本国，尽管二战中德国看起来风风火火，德国人对阿道夫无比崇信，可那是因为他们之前在战后受到的屈辱和苦难太深重。阿道夫给他们带去了稳定，短时期内他们的心理落差太大，感受到了虚幻的幸福感。
反观意大利法西斯，墨索里尼上台初期，也是很有威望的，但是法西斯的集权主义，一开始确实是解决经济的一剂良药，可时间一长，大家心中的热情骤减。而法西斯也开始陷入沉闷，经济问题再次出现，意大利人对墨索里尼的信赖也就降低，甚至最后出现吊死他的事情。
可以肯定，任由阿道夫执政，十年没事，二十年肯定出问题，还需二十年以上的跨度。德国这种经济模式肯定要出问题，太多的资源投入了军事工业。短时间内刺激了工业发展，但长期以来是一种严重的消耗，人民的生活水平自然比不上那些消耗更少的国家，长期对比之下，人民的幸福感降低，他们自己就要反对纳粹了。
但法西斯这种整体。往往是人民拥护之下上台，但当人民反对的时候，他们是不会轻易下台的，镇压和大规模的内战，恐怕是最后的结局。
杨潮可不想中国沦入这种境地之中。中国一旦爆发内战，那必然是旷日持久的，重蹈民国大乱的覆辙。
因此现在选择李富安是有助于解决经济基本问题，选择米青则能安抚社会稳定的问题，两者相权还是很难取舍的。
这两个各有所长，也各有短板，但不是最重要的，但也不是无法弥补，只要他们愿意听从正确的建议，杨潮自信自己拥有解决问题的方案，如果两人能虚心接受，积极配合，问题其实并不大。
米青不用说，她不是一个强势的领袖，之所以倾心政治，杨潮不是很理解，这毕竟是一个女人，也许仅仅是幼时受到的男女不平等的遭遇所影响，所以心中才有中要证明自己不输给男人的执拗，也许是出于一种理念抱负，但同时她不是很激进，甚至乐于扮演一个象征，放手让手下全权负责，就好像当年她将检察权全权交付给副总统李富安，从而开启了一种政治模式，那就是现在的大总统主持全局，副总统专管监察的模式。
李富安在自主性上比米青要坚持一些，心里总是有一些小别扭，并不是那么听话，但他有时候只是表现的强势，内心其实远没有潘训那么强大，因此他只是表面上显得强势，真正遇到重大事情上的时候，反而有些畏首畏尾，难以决断。这种人其实并不适合当一个领袖，更适合当一个经理人，在董事会指挥下工作。他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却不具有决断的魄力，他有极强的组织能力，却缺乏承受压力的能力，如果有一个强势的人在指挥他，他往往会更好受一些。
因此米青当了总统，其实会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按照杨潮的建议形式。李富安当了总统，也会在大事上听从杨潮的建议。
所以说这两人谁当选，对杨潮来说，对他将来的计划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如果潘训当选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自主自强的家伙，他的能力没问题，决断的魄力也不差，承受压力更不用说，这甚至是一个遇到困难会欣喜的家伙，这种人如果掌握了权力，必然是一个强势的领袖，他总是积极的派出其他人的影响，别说听从别人的建议了，杨潮给他建议，甚至有可能被他感觉到是对他权力的威胁。因此这几年杨潮才十分的低调，很少跟潘训互动。
正因为潘训这种性格，让杨潮感觉到，一旦他再次当选，那么在大危机期间，很有可能自行其是，杨潮根本就无法介入经济调整，这次危机的深度，却是一个需要全民一致，共同努力的事业。
如果潘训当选，他却不具备应对这种危机的经验和知识，又不肯听从杨潮的建议，那么到时候势必引起激烈的权力斗争，全民一致，众志成城都还未必能平稳度过这次危机，更不用说政治内讧了。
所以阻击潘训，是杨潮坚定不移的态度，不仅仅是要给中国政治树立一个规矩，更是应对即将到来的困难的一种准备，因此尽管在米青还是在李福安之间的选择还有些困难，潘训却从来没有进入过杨潮的考虑范围之内，这是一个三选二的问题。（。）
第五百四十二节 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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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通过最低工资制度？”
分别跟米青和李富安会面，米青提出了她的执政核心。
米青点点头：“立法规定最低工资，这是全世界大国的通用做法，没道理我们始终视而不见。如果不通过立法，只靠呼吁的话，效果并不好。”
欧美国家在建立社会福利社会的过程中，这个最低工资保障，其实就是社会福利中最重要的一环。
如果按照教条的经济学模型来看，规定最低工资，其实对工人本身并不好，这等于是限制了工人之间的竞争，剥夺了一部分缺乏竞争力的工人的工作，因为这等于是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他们会倾向于减少使用工人，降低就业率。
可经济学是一门学科，经济本身，却不单单是经济学的范畴，而是一个社会学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经济学理论太过倾向于效率了，却忽视了组成社会的人，经典的经济学理论甚至认为，税收也是对经济的影响，因为政府收税等于是从经济体中抽走资源。
但社会问题，必须考虑一个社会稳定，甚至稳定是第一位的，效率只能排到第二位，所以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完全按照经济学原理来运作，起码不敢放弃税收，没有税收，就没有管理经费，等于放弃了政府管理，等于是无政府主义。
一个残酷的事实是，美好的愿望，往往带来不利的影响，因为人有时候极其盲目，并不会理性的看待问题。比如规定最低工资制度，立法提高工资，往往会起到反效果，会造成底层工人的失业。但却会得到工人的欢迎，这不符合经济效率，但却满足了人心，人心稳。则社会稳。
所以大部分国家宁可牺牲效率，来立法规定最低工资，目的不过是在取悦工人，事实上却是伤害最需要保护的工人，任何制度。到最后没有竞争力的人，总是受伤最大，可他们还以为自己得到了利益。
“好吧，立法吧。”
杨潮赞同道，他知道不好，但是工人以为好，朝三暮四暮四朝三，只不过是一个心理满足感的问题。就好像猴子不满意早上三个桃子，晚上四个桃子，养猴人就给他早上吃四个桃子。晚上吃三个桃子，于是猴子就满意了一样。
“那么你如何应对潘训对农民选票的拉拢呢？我知道你在工人中的支持率非常高，但我国的农民数量是超过工人的，工人，甚至加上所有城市中的非农业人口，整个国家层面，也不过占到了3成左右。你如何满足7成的农业人口的利益需求呢？”
你不能满足农民的利益需求，就无法让农民将手中的票投给你。
米青道：“也许只能许诺提高粮食关税。”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杨潮开始，中国就免除了从巴西进口粮食的税收。所以每年中国都从巴西进口海量的粮食，然后中国每年都向巴西移民近十万人，如果提高粮食关税，巴西政府肯定会做出反制措施。已经出现的移民问题苗头，就会立刻尖锐起来，如果让巴西民族主义借机掌权，恐怕对中国来说等于彻底失去了在巴西这个有潜力养活中国人口的国家，形成决定性影响力的机会。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农村土地收益确实不高。因为粮食太过便宜，可这会让农业人口大量迁移到其他产业，是对工业化的一个助推作用，要让恋土的中国人脱离土地，确实比其他民族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如果不采取强制性，就只能通过这种经济手段，让农民为了获取城市中丰厚的利益，从而进入城市，如果提高关税保护现在的农村产业，就等于是帮忙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不利于工业化这个战略目标。
最大的问题是，很有可能提高关税并不能够保护农村农民的收益，因为中国农村最大的问题是人口太多，人均占地面积太小，大量农民其实只是佃农，租种着小块的土地，劳动力并没有充分利用，相当于没有充分就业。就算降低了巴西粮食进口，也不可能提高广大农村农民的收入，只可能是让现在大量种植大豆等经济作物的东北农场主们，开始种植粮食，中国粮食价格依然不可能太高。
所以提高巴西粮食关税，可能造成的影响是巴西在移民问题上跟中国走向对立，却无法切实的提高农民的收入，唯一的好处是农民心里感到安慰，这只是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心理问题。
“据我所知巴西的粮食进口主要是玉米，而中国进口玉米现在也不是用来吃，主要是用来做饲料。中国北方的商品小麦主要来自东北，南方的大米倒是主要自产加一小部分进口澳大利亚的。因此起不到现实意义，反而会打击农村的养猪业。如果只是为了选票的话，能不能通过其他方式。”
杨潮分析道，中国农村基本自给自足，没有灾害减产的情况下，不需要从外面运入粮食，可是由于东北地区大农场的机械化生产效率，导致北方城市的粮食市场几乎被他们垄断了，南方食用大米还好一些，因为水稻生产的机械化还不普及，机械性能还不够稳定，水稻又是一个最需要劳动力的粮食种类，同样土地需要的劳动力往往是小麦需要的三倍，反而比较合适人口众多的中国南方农村。
同时由于机械化困难，反而导致了大米的价格居高不下，这几年南方城市中的小麦消费量也在大幅提高，显然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大米正在慢慢退出中国城市居民的餐桌，哪怕是南方人也正在改变饮食结构，开始更多的食入面粉。
“其他方式？”
保护一个产业，最好的方式，最直接的方式，不就是提高关税吗？所以米青对这个建议不太理解。
杨潮道：“第一，免除农业税；第二，帮助农民发展经济作物的种植。免除皇粮这个噱头可以抄一抄，能吸引到足够的眼球，让你得到更多的关注。帮助农民发展经济作物种植，这个才是根本性解决农民收入的问题，毕竟我们的人均土地面积太小，种粮食的话，不可能发家致富。像苏州、湖州一带的农民那样种桑养蚕，经济效益比种粮就高多了。从国外看，荷兰人就做的很好，他们的园艺师农业，也是在小块土地上创造出极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