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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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交界处的一支清军，组织“香军”，有咨议局议员身份的陈炯明由惠州起兵，称“惠军”，纷纷进驻广州。当他领军进城时，莫纪彭还不认识他，“却看见前头一个马上人，高提青天白日旗，一只手提得高高的，另一只手垂在马背，垂得低低，又套上雪白的丝手套。旁的朋友告诉我：‘这一位就是炸李准不死的刘思复了！’”因为陈炯明要他们主持协调各路民军而成立的“军团协会”，二人从此成为好友。不过，师复没有像其他革命党人那样从此踏上从政之路，而是踏上了另一条永远看不到尽头的不归路。
师复的弟弟、受他影响参加过无『政府』主义活动的刘石心说，从思想上来说，他哥哥是受托尔斯泰、《新世纪》的影响。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内部争权夺利，一片乌烟瘴气。为寻找出路、探求未来，他从热烈的民族主义急先锋转向无『政府』主义信仰。广州独立之后，胡汉民与陈炯明之间，以及其他错综复杂的矛盾都开始凸现，他与莫纪彭等居间调停无效，深为失望。他把军队交给陈炯明，准备北上去刺杀摄政王载沣（后来改变计划想杀袁世凯）。到达上海，师复正遇到汪精卫出狱南下，汪告诉他南北和议即将实现，他们的暗杀计划就此作罢。一路上，他耳闻目睹湘、浙、赣、皖等地同样争权夺利的事实，包括湖南独立后的第一任都督焦达峰、陈作新等的惨死，都让他深为失望。
他和丁湘田、郑彼岸等人到了杭州，游览西湖之胜，在白云庵一住一个月。在美丽宁静的西湖边，他思考辛亥革命中出现的许多问题，认为任何官府和官吏都是不好的，要从根本入手，也就是从个人品德的修养做起，而解决这些弊病的良方就是无『政府』主义，“心社”之约由此萌发。他以为民国已经告成，单纯的破坏时期已经过去，从此可以一门心思传播无『政府』主义。这是师复初次与西湖结缘，他怎么也不会想到3年后自己将归葬在西湖。
1912年5月，他在广州发起成立“晦鸣学舍”，加入者多为他的朋友和亲属。他有兄弟姐妹13人，受他的影响，或多或少几乎都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的活动。陈炯明对他的选择表示同情。7月，他将自己的姓名“刘思复”易名为“师复”，从此废姓，并与郑彼岸、莫纪彭联名发表“心社”社约十二条：一，不食肉；二，不饮酒；三，不吸烟；四，不用仆役；五，不坐轿及人力车；六、不婚姻；七，不称族姓；八，不做官吏；九，不做议员；十，不入政党；十一，不做陆海军人；十二，不奉宗教。同年2月，李石曾、张继、汪精卫、吴稚晖等发起“进德会”会约，也是相约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这些“会约”曾在上海影响很大的《民立报》上公开发表。哪怕其中有许多空想、不切实际的成分，却都折『射』出社会大转型时期部分中国人对个人『操』守德行的一种追求，旨在为社会树立新风气，为新社会创造前提。
第17章 火一样燃尽自己的师复 （2）（）
严格地说，“心社”和“晦鸣学舍”不一样，那只是个人道德修养与精神上的结合，不是一个有形的团体。1913年8月，在《晦鸣录》第二期发表的《师复启事》说：“师复去年与同志发起心社，取绝对自由主义，无章程，无规则，亦无一切组织，各凭一己良心以相集合。”师复自己清心寡欲，淡薄名利，很仰慕托尔斯泰的为人。“心社”的十二戒条，他无不躬身实践，丝毫不肯放松。他只肯与丁湘田恋爱，却不愿有婚姻，他们有一个女儿，也不知后来情况如何。即使病重时，医生多次劝他吃肉，补充营养，他也迂执地不破戒。与他来往的亲朋无不受他感化。他反对抽烟，有一天朋友们在广州东园聚会，有个朋友正在吸烟，听说他到会，马上把香烟藏在衣袋里。有一政客乘轿来拜访他，到了离“晦鸣学舍”还有一截地的街口，即自觉地下轿步行。他绝不强求别人，但他自身的行为在无形中对周围的人起了些感化作用，使不拘小节的人们在良心上会感到一种不安。
他认为都市太繁扰，想约同志去乡村居住，半耕半读，建立一个大同村。他们在广东新安县的赤湾找到了一块地方，由香港航行2小时可到，面临文天祥叹息过的零汀洋，挨着宋帝陵，枕山面海，风景天然，有水田近百亩，能结果的荔枝四五百株。莫纪彭回忆，1913年春天，他们第一次找到这里，归程时回望，“早熟的荔枝，已垂垂如大小红紫玻璃球，弥漫悬空。”他们就叫做“红荔湾”，试图在这里开辟一小块无『政府』主义的实验基地，推行新村计划，郑彼岸提议取名为“红荔山庄”，但终因“二次革命”爆发、政局骤变而未成。
在“晦鸣学舍”，大家一起劳动、学习、生活，相互帮助，人人平等，把这个学舍看作是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的雏形，经费来源则是当初为暗杀团募集的。师复经常给他们讲无『政府』主义理论，有时出题目让大家作文章。丁湘田教语文，圣约翰毕业的李希斌教数理化和英语。“晦鸣学舍”的藏书中有英文版的马克思《资本论》节本，有法文版的《傅立叶传》等。当时他们的主要劳动是排字和印刷，他们选印《新世纪》上的文章，发行《无『政府』主义粹言》《无『政府』主义名著丛刻》等小册子，重印了《新世纪丛书》，每种都印了5千册，免费赠送读者，邮寄到国内各报馆、会社、各省议会、县议会，“无『政府』主义”这个名词才渐渐广为人知。此前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传播对国内影响甚微，虽然李石曾、吴稚晖早在1907年就在巴黎编辑《新世纪》周报，介绍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学说，但很少传入国内。直到“晦鸣学舍”创立，无『政府』主义的种子才开始在国内撒播。
“心社”十二条社约也是这个时候才正式对外公布的。莫纪彭回忆，“知识分子，看见十二条条文，多数是莫逆于心。短时间广州市上，茶座酒楼，有闲谈必谈心社。谈心社十二条条文，有闲的人们，谈心社是最新鲜、最时髦，又最好不过的谈话资料了！”
期间，他偶尔接触到刚刚传到中国的世界语，认为世界大同，应该以语言统一为先导，所以对提倡世界语非常热心，发起“广州世界语学会”，曾被推选为“环球世界语会广州分会”会长。每天他从西关步行到东堤会所，到夜深二三时才回家，即使刮风下雨也是如此。短期内，广东参加世界语会的有三四百人，世界语学会成立大会有上千人参加。这与他的努力号召是分不开的。
四《晦鸣录》到《民声》
1913年8月20日，正值干戈不息、扰攘不安的袁氏当国之时，“晦鸣学舍”创办的《晦鸣录》周刊问世，20开本，16页，标举反抗强权、实行社会革命、谋取平民自由幸福的宗旨。只出版了两期，他们就被袁氏在广东的死党龙济光查禁，“晦鸣学舍”也被封闭，袁世凯『政府』通电全国各省缉捕师复。他举家迁到澳门，将《晦鸣录》改为《民声》继续出版，也只出了两期，袁世凯下令外交部照会葡萄牙公使、广东当局照会驻澳门的葡领事，禁止《民声》出版。广东当局甚至派人要将他从澳门劫持，幸得他闻讯有了戒备。他在勉同志文中说：“杀戮囚辱，固无『政府』主义党之乐乡。”
1914年元宵节后，他们几经周折，转往上海（后安顿在法租界），以“世界语传习所”为掩护，恢复出版《民声》。《民声》成为传播无『政府』主义最有力的刊物之一，包括克鲁泡特金、格拉佛、大衫荣等在内的世界各国无『政府』主义先驱都给予鼓励。吴稚晖曾劝师复去法国留学，但他认为，中国只有他最熟悉安那其理论，又有决心传播，还能筹款维持刊物，没有其他人可以代替他，终于没有出国。（他故后，刊物勉强坚持到1916年，出到第29期就停刊了。1921年区声白等又在广州复刊，出至第34期停刊。）
他在《晦鸣录》的编辑序言中指出，办刊就是要传达“平民之声”，不限于一家之学说，不囿于一党之见解，独立不倚，表达自己良心上的是非，说出人人心中想说的话，以真理为目标。他理解的无『政府』主义首先就是反抗强权，反对军国主义等许多形形『色』『色』束缚人类自由、妨碍人类幸福的教条，出路是万国大同、语言统一，人道主义、人类自治是核心。为此，他写了大量文章，阐明无『政府』主义的正确和可行『性』，苦口婆心地进行解释，有时同一期刊物上就有他的多篇文章。1914年4月18日，他在《民声》六号发表《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一文，从学理角度认为孙、江所言只是社会政策，而非社会主义。之后，他还发表过《江亢虎之无『政府』主义》等文，对“中国社会党”创立者江亢虎的观点多有驳斥。
师复离世12年后，1927年5月30日，郑佩刚等在上海出版《师复文存》，梅定成执笔的序言中说：“师复本无『政府』主义党健全分子，为同志中前辈后生所共倾服，以其有毅力，有勇气，有热情，有道德，有品格，所谓‘一点不留余渣十分成全自身’者，是固一模范实行家。”他虽不以文字知名，但读他的文字，无不深入浅出，语重心长，“说高尚之主义，如数家珍，能令阅者忘疲，听者兴奋。”他的文章能破、能立，三寸铁管，洞察幽微，有缚马伏虎的笔力，对某些主义、信仰之祸害尤有先见之明，赞同他的人称其文字为“降妖伏魔之法宝”，“足令举世妖孽，望影惊避”。
1914年6月，师复致函无『政府』主义万国大会，报告中国无『政府』主义传播的历史和现状，并向大会提议：1。组织万国机关；2。注意东亚的传播；3。与工团党联络一致进行；4。万国总罢工；5。采用世界语。此前，他就在《民声》特设了一个世界语部作为通讯机关，与世界各团体、同志相互联系，交换杂志，讨论问题。
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思『潮』纠结在一起，所以又称为“无『政府』社会主义”或“无『政府』『共产』主义”。这年7月，师复在上海发起“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起草成立宣言，发表《无『政府』『共产』党目的与手段》等文，主张经济上、政治上的“完全自由”，一切生产要件归社会公有，废绝财产私有权，废除钱币，废除婚姻制度，男女自由结合，废除一切宗教，人人劳动，不要『政府』、军队、警察、监狱，不要一切法律规条，人人受平等的教育，自由组织各种公会，“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义，组织自由『共产』之社会。”等等。这些主张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但他的主张中比如世界大同，重视人道，反对强权，废止家族，反对『迷』信等，即使今天看来也都还有价值。与此同时，师复在广州的弟弟刘石心与黄凌霜、区声白等一起成立了“广州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南京、常熟等地也有人成立类似的社团，他们相互联系，讨论学理。
师复的《无『政府』浅说》讲述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无私产，无家族，……人人为社会尽力工作，所获得之幸福（即以工作而得之衣食住交通等等），已与人共享受之，所作所为，无一非为己，亦无一非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和『共产』主义理想的表述几乎一致，可以说，这股无『政府』主义思『潮』为后来社会主义的传播埋下了伏笔。
《民声》的编辑几乎由师复一个人负责，从写稿、校对、处理来信到排字、印刷等，工作繁忙，结果把身体拖垮了，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病，无钱医治，友人多劝他把唯一值钱的印刷机器卖了，他坚决不干。好不容易有朋友借钱送他进了医院，医生说他身体衰弱，须补充营养，要多吃肉类、蛋类和牛『奶』等，但他要恪守“心社”社约，宁死不破戒。病重之时，他还写了《上海之罢工风『潮』》的评论，对社会民生耿耿不忘。1915年3月27日，他在铁道医院病亡，临终之前留下一封给友人的信：“文明科学本为富人之专利品，托尔斯泰所由深恨而痛绝之也。现在《民声》垂危，几将易箦，余之忧《民声》，比忧病为更甚。倘《民声》呜呼，余又真成为不治之痨病，则师复将与无『政府』主义同葬支那之黄土而已！”
师复之死，大大削弱了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像他这样坚韧卓绝，知行合一，既有探索学理的热忱，又有实践能力的人物可谓后继无人。从“心社”、“晦鸣学舍”、“世界语研究会”到“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从《晦鸣录》到《民声》，短短三、四年间，他的生命如同火一般熊熊燃烧，最终燃尽了自己。他编印《民声》，劳神竭虑，每出一期，就要卧病几日，但病稍好，他又照常风风火火地干开了。在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阵营中，他确实只手撑起了一片天空，在他的努力下，无『政府』主义的种子开始播在古老的大地上。
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在《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书中说，师复因为目标的严肃『性』并致力于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而受到广泛的尊敬，他去世后，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楷模。“师复之所以闻名不是因为思想的独创『性』而是因为宣传这些思想时的热情。”在他弟弟石心看来，他短短的一生不妥协、生活严肃、求知专一、有雅量、爱美。莫纪彭在《回忆师复》长文中称，这五点正是他建立安那其信仰的个人人格，以人格感召，是和平革命一条最稳健的路线。
1927年3月，《民钟》杂志继1923年的“克鲁泡特金”专号之后推出“师复”专号，吴稚晖等许多重要的无『政府』主义信仰者纷纷撰文纪念。毕修勺如此缅怀师复：“如果信仰主义的人有大无畏，百折不挠，以主义为第二生命，甚至于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