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即将溃败:西方视角下的晚清图景-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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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这封信痛苦地展示了人类的愚蠢。“在这个伟大帝国的官员们之中，一个像叶名琛钦差这样位高权重的人，竟能堕落如斯，以至于误导其君主，使其国家卷入最严重的国家灾难之中”。
三天之后，即1857年2月10日，帕克给叶名琛去了一封书信，指责他肆意曲解美国『政府』对英国的态度。书信大意如下：
2月7日，本人收到了英国全权大使包令的书信，信中附上了一份咸丰皇帝的诏书，这份诏书的真实『性』丝毫没有问题。根据这份诏书，阁下曾对皇帝说过“美国人，法国人，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人，都认为英国人在这件争端上有错，不会选择与他们（指英国人）合作”等语。
对于其他国家之间的所有争执，美国『政府』维持严守中立的态度不会改变。关于中国与英国之间的政治，美国不会发表任何倾向『性』的意见。但是，因为阁下您揣测了美国『政府』的意思，并且错误地将这个意思告诉了皇帝，本人责无旁贷地表示，不敢苟同阁下您有将美国『政府』牵连进来的权利。
如果一定要本人来评判就当前的争执谁对谁错，本人希望问这么一个问题，在事态恶化之前，两国『政府』的高级官员面对面商谈，并根据原因和正义解决这件事，阻止财产遭到重大损害、阻止流血事件的发生是否不对？因为阁下您拒绝会晤，才导致这些惨剧的发生。
本着真正的友谊的精神，请允许本人向阁下您表达这样一个观点，中国与外国之间一切困难的根源在于中国不愿意承认英国、法国、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是平等的、真正的朋友，不愿意以朋友的方式对待这些国家。至于这方面的严重问题，美国认为英国人是对的，并会选择与他们合作。
1857年2月26日，梅多斯又将咸丰帝的另一份密谕通过书信传递给了包令。这份密谕是咸丰帝于1856年12月24日下发的。密谕有几层意思：对内，让沿海各省密为防范，同时让各省明白，英国人处于孤立境地，不要被他们『迷』『惑』，不要主动迁就他们，可以等他们主动求和；对外，督抚们要让外国人明白，他们出于对外国人利益的考虑，并没有将冲突之事禀告皇帝，所以皇帝并不知道内情。而皇帝之所以假装不知冲突之事，是为了给自己留下后路，可以在事态恶化之时推卸责任。密谕原文如下：
谕军机大臣等：
英夷在广东滋事，前经叶名琛奏到。已谕知沿海各督抚密为防范，并恐其赴各海口申诉广东构衅情事，亦谕令据理折服。
兹据怡良、赵德辙奏，英夷领事赴苏松太道投递照会，仍系从前故智，既不可示以怯懦，长其骄志，亦不可绝之已甚，致滋事端。夷人唯利是图，重在贸易。怡良熟悉夷情，当饬该道等，谕以从前万年和约，原为永息兵端，今忽以细故称兵，一经入奏，必致查办，无论曲在何人，所有通商各口，不得不暂停贸易，恐于尔等未便，是以未敢入奏。至该夷与上海并无嫌怨，仍宜安静通商方为正理。如此明白晓谕，或可杜其晓渎干求。
至叶名琛，办理夷务已久，于一切驾驭之方，当不至毫无把握。该夷若悔祸求和，谅必仍事羁縻，不使决裂，但不可先行迁就，致启要求。
前据叶名琛奏，美法各夷，均知该夷理曲，不肯相助。资怡良等奏，探报内有英美二夷均据炮台之语，恐即英夷造言耸听，冀饰其独启衅端之罪。该督等勿为所『惑』……将此由五百里各密谕知之。
1857年3月5日，包令分别致信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de。bourboulon）与皮特·帕克，并将这份诏书的译文随信附上。
他在给布尔布隆的书信中写道：“我谨传达给阁下您一份有趣而重要的正式文件，其真实『性』我十分确定。我无需多谈，这份文件是……条约国（thetreatypowers）之间应精诚合作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他在给皮特·帕克的书信中写道，这份文件表明，为了促进全面的目标，他们有必要共同行动并且合作。4天之后，即3月9日，帕克写了一封回信：
我很荣幸收到阁下您本月5日和6日的消息以及随信附上的那份文件，即由某些省高官呈给中国皇帝的讲述外交关系现状的备忘录的中文及译文版本。我注意到南方的叶名琛阁下与北方的两江总督与江苏巡抚的不同说法。在现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这份关于内阁政策的备忘录是一份最为重要的文件。
更有价值的是，作为一份国家秘密文件，它表达了内阁的毫不掩饰的情绪。我同意阁下您关于“希望共同行动并合作以促进全面的目标”的看法。
3月12日，包令写信回复帕克。他先是对帕克的书信内容感谢了一番，然后说道：“无论叶名琛阁下的事实陈述在短期内会对清朝『政府』的政策有什么影响，我很高兴地认为，缔约国的行动将实现他们的共同目标，因为这些行动受到了一个普遍的信念的刺激，即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并且有机会建立在一个比当前更令人满意的基础之上，西方国家有共同合作以实现这个重要目标的意愿。”
显然，咸丰皇帝及督抚们的“政治智慧”，都在这些密谕中有充足的体现。比如，避敌锋芒，使其“无隙可乘，废然思返”；在夷人孤立时，不要刺激夷人，也不要主动示好；夷人唯利是图，可以让他们无法获利，使其主动退兵等等。但是，这些“智慧”一旦被西方人识破，就再无用处了。
密谕中显示出来的最为重要的“智慧”，莫过于皇帝假装不了解情况，以方便自己在事态恶化之时推卸责任。我们将在后文看到，这是英法联军攻打北京并且火烧圆明园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西方人已然认识到，一定要打到皇帝避无可避，才能顺利达成自己的心愿，否则，他们只能被督抚们的“拖字诀”困住。
第27章 三合会与天地会秘密档案（）
前面提到，咸丰帝的密诏曾特别交代东南沿海各省督抚在处理与英国人的关系时“不可稍涉张皇，以致民心惶『惑』”。皇帝之所以如此叮嘱，是因为他担心汉人会认为朝廷控制不住局面，因而会乘机造反。
既然西方人已经掌握密诏内容，他们自然会体察到皇帝的忧虑，并在制定决策时将这个因素考虑进去。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西方人在得知密诏内容之后才了解中国内『乱』的严重『性』。
正如前文所言，1813年10月白莲教众闯入紫禁城的消息，已通过东印度公司的内部刊物，继而通过西方媒体比如英国《利物浦莫丘利报》公诸于世。最迟从那个时候开始，在意识到中国内『乱』严重『性』的同时，西方人开始了对秘密社团的研究。如果读者对秘密会社在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反清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本书第十篇将有所提及——有所了解，就会被西方人在这个课题上的研究的前沿『性』所折服。
而谈及对秘密社团的研究，有一个西方人不得不提，他就是威廉·米怜（williammilne），英华学院第一任校长。
米怜是苏格兰新教传教士。1812年，27岁的他接受伦敦传教会的委派，来到中国传教。他是第二位来中国传教的新教传教士。他的同胞、前文提到过的马礼逊是第一位，时间是1807年。11年之后，马礼逊创办了英华学院，并委任米怜当校长。4年之后，米怜去世。
除了与马礼逊共同将《圣经》翻译成中文，他的另一项重要成就，是对中国秘密社团的研究。他的研究报告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收藏，部分内容刊登在1831年1月出版的《威斯敏斯特评论》杂志之上。
在研究报告中，凡涉及秘密社团的名称、仪式、暗语等名词，米怜都特别标注上中文。比如，在讲述秘密社团名称时，他用中文提到三合会、天地会、天后会、娘妈会；在讲述秘密社团的宗旨时，他提到了“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在讲述组织形式或组织内部的称呼时，他提到了“哥”、“兄弟”；在讲述组织仪式时，他提到了“三十六誓”、“过桥”，还提到“英雄会合团圆时，兄弟分开一首诗”、“兄弟同阵，各有号头；高溪分派，万古有传”等语句；在讲述组织的秘密符号时，他提到了“洪”字。
三合会（thetriadsociety）是米怜的重点研究对象。他解释说，这个组织名称中的“三”字，指的是自然界中的三大力量，即天、地、人。他写道：
这个组织在嘉庆统治初期既已存在，只是名字不同而已。那时叫做天地会（tientihwui）。它在各省快速扩张，几乎颠覆了『政府』。这个组织未被完全镇压。嘉庆八年（1803年），天地会首领被抓，并被处死。皇帝发话说，“不要让任何一位天地会成员留在世上”。但事实正好相反，他们仍然存在，并且继续活动，只是以更秘密的方式进行。据说，为了掩饰其目的，数年之后他们启用了“三合会”这个名称。但是，他们主要用“洪家”二字与其他组织相区别。在中国及其属国还存在其他一些组织，比如天后会、娘妈会，但是，这些组织更具商业『性』且具有偶像崇拜的特征，而不是为了推翻社会秩序。
在讲到这个组织的目标时，米怜写道，它起初并不具有伤害『性』，“但是，随着成员数量的增加，其目标从单纯的互助逐渐变为偷窃、抢劫、推翻『政府』，乃至获得政治权力。在中国的属国，这个组织的目标是劫掠和共同防御。无所事事的、好赌的、吸食鸦片的中国人，尤其是下层阶级，通常都会加入这个组织”。
在米怜看来，三合会的目标并不高尚，“他们互相保护，以免遭到警察的袭击；他们彼此隐藏罪行，帮助被通缉者逃脱法律的制裁”。他还举了一个例子：
1818年年底的时候，在马六甲（malacca），一位名叫乔福（tsaufu，音译）的中国裁缝犯了杀人罪，当局将他转移后不久，他就被这个组织的一位头目救走，逃脱了制裁。这位头目手下有很多人，遍布海内外……当某个成员受到伤害，其他人会帮他报仇……在像爪哇、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这样的地方，当一位中国陌生人去那里居住，无论时间多长，他一般会乐于向这个组织交上一点钱，以免被他们『骚』扰。
米怜如此讲述入会仪式中的“过桥”一节：“此桥由刀剑组成。刀剑或置于两张桌子之间，刀（剑）尖相抵，或者由两列人手执刀剑，刀（剑）尖相抵，组成一个拱形。宣誓入会者从此桥下经过，这就叫过桥。在此桥的尽头，主要首领坐在椅子上宣读誓词，每念一句，宣誓入会的新成员就坚定而响亮地回应一句。然后，新成员砍下一只公鸡的脑袋，这意味着，谁泄『露』秘密谁就要死。”
米怜的研究报告影响到了香港秘密社团的命运。根据1845年出版的《共济会季刊》的记录，1845年1月，香港总督戴维斯曾发布镇压三合会及其他秘密社团的法令。法令特别说明，之所以镇压三合会等秘密社团，是因为“它们与良好秩序的维持以及法律权威不兼容，与生命与财产的安全不相容。它们为犯罪提供了便利，为罪犯逃脱制裁提供了帮助”。
除了米怜，马德拉斯陆军少将威尔逊（wilsonc。b）对中国的秘密社团也颇有研究。1841年，《皇家亚洲学会杂志》刊登了一篇由他和陆军中尉纽博尔德（newbold）合写的文章。文章写道：
长期以来，中国存在各种组织。在这些组织的早期阶段，秘密『性』是其显著特征。因为帝国『政府』将五人以上组织定『性』为非法组织，其组织成员要被处死。
文章提到了9个秘密社团，其中包括白莲教、小刀会和三合会。“三合会盛行于广东，在马六甲海峡独霸一方”。作者甚至认为三合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国时代。文章还提到马来西亚三合会的一位首领王三（kwangsan），说他“为了使自己看上去更凶猛，曾经从被杀死的人身上取出胆汁，然后混入酒中喝掉”。
正如前文所言，官员们的奏折是西方媒体的重要情报来源。在秘密社团主题方面，清朝大臣曾望颜的奏折不得不提。这份奏折被翻译成英文之后，首先刊登在香港的《中国邮报》之上，而后被西方媒体广为转载，比如澳大利亚的《霍巴特莫丘利报》以及《快报》。
香港《中国邮报》的编辑如此交代曾望颜身世：
翰林出身，早年曾在户部（theboardofrevenue）任职，后来担任过顺天府尹，再后来担任福建布政使（missioneroffinanceforfuh…kien）；1839年国库亏帑事发后，他与其他两百多名各级相关官员都被贬职。
需要指出的是，文章对曾望颜身世的交代并不完全准确，比如，国库亏帑一事发生在1843年，而非1839年，曾望颜也并没有因这件事而遭贬黜，而是因为此事从福建布政使任上调回京城，以御史身份查案。
文章特别提到，1854年，奏折的翻译者在上海见过曾望颜，当时，曾正要赶赴京城，因为皇帝召见了他。“他是一个朴素、庄重的老人，年近七旬，但精神矍铄，富有智慧”。文章引述的这份奏折写于1854年左右。文章作者交代说，获得这份奏折的副本丝毫不费力，因为它就放在广州的某位商人的店铺之中。
正是通过曾望颜的这份奏折，西方人得以进一步了解到，秘密社团之所以在广东一带长盛不衰，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地方『政府』的不作为。比如，1831年，有官员上奏道光帝说，在广东等五个省份，三合会肆行无忌，且发展十分迅速。道光帝命地方『政府』严惩。但是，广东『政府』竟然一个三合会成员都没有抓捕或惩处，其他四省的情况也是一样。
正因为地方『政府』管理不善，秘密社团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