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即将溃败:西方视角下的晚清图景-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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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写道，导师和学生在教学时，有太监在一旁侍候着。如果学生没能学好，或理解有误，导师会要求太监拿来教鞭，纠正学生的错误。每位皇室学生都有8位伴读，他们与年轻的主子们学习同样的课文。如果有必要更加严厉地训诫少主们，导师会用教鞭抽打他们的伴读。如果少主们的学习表现良好，伴读也会受到导师的嘉奖。
如果某位皇室学生过于顽皮，不服导师管教，导师会命他自己打自己，实在没有办法了，就会把他带到皇帝跟前。皇帝就会命一名太监拧他的脸。“同治帝幼时经常被太监拧脸”。
皇子们的文化课程主要是中文、满文和蒙文。学习中文课的时间为两个小时，然后是学习满文课和蒙文课。“教授满文和蒙文课程的导师的级别比中文课导师要低。他不能坐在椅子上等学生进来，而是必须出门迎接学生；学生不会先给他行礼，他必须先给学生行礼”。文化课上完之后，皇子们还得学习骑『射』、击剑等体育课程。“年轻的皇子们的时间几乎完全被智力或体力训练占据，他们就寝的时间非常早。他们吃饭的时间很有规律，食量也颇有讲究，他们不允许在吃饭时玩笑打闹”。
除了学习，皇帝的饮食起居也都遵循着一套严格的制度安排。澳大利亚墨尔本的《阿尔戈斯报》刊登的一篇报道说，光绪帝每天凌晨2点就要起床。在3点的时候，他要梳洗完毕，接见群臣。从3点一直到6点，他要处理国事。他在早上9点左右吃早餐，在下午5点左右吃晚餐。
关于皇帝用餐的时间，《纽约时报》刊登的另外一篇文章有不同的记录。大致是皇帝起床之后半个小时，即凌晨2点半左右，会简单地吃点早餐。上午处理完政事之后，大概11点左右会吃第二次早餐。
至于皇帝的饮食构成，西方媒体的报道基本一致。比如，美国《斯克兰顿论坛报》及《奥马哈每日蜜蜂报》报道的内容皆如下：
每天摆在皇帝面前的肉食达到30磅，还有7磅的肉汤。每天要定量供应一磅猪油和黄油。御膳房每天要为他准备两只绵羊、两只鸡、两只鸭。他喝的东西也有严格限制，牛『奶』由18头『奶』牛专供，茶叶则每日准备75包。
这些内容很可能是翻译自张廷玉、鄂尔泰编纂的《国朝宫史》一书。根据这本书的记载，皇帝每日膳食消耗的原材料大致包括肉22斤、汤肉5斤、猪油1斤、羊2只、鸡5只、鸭3只、蔬菜定量，皇帝每日享用玉泉酒4两左右，专供皇帝的『奶』牛有50头，每日供『乳』在100斤左右，每日消耗茶叶75包。
供皇帝享用的饮食不可谓不丰富，但是，前述《阿尔戈斯报》刊登的文章仍将光绪帝称为“不幸的君主”（unhappymonarch）：
尽管宫中有很多太监和仆人，这个可怜的人可能是这个世上被伺候得最差的君主。每天的菜单在很长时间以前就写好……时令蔬菜和水果至少在应时一个月后才会摆在皇帝的餐桌上……他非常喜欢美好的生活，偶尔会多吃几口喜欢的菜肴，然而，根据每顿饭都在场的太医们的意见，这道菜不会再被允许出现在菜单上。御膳房的开支十分巨大，而皇帝却只能享有某种“幻想的酒宴”（barmecidefeast）。
文章提到的“幻想的酒宴”，是源自阿拉伯文学著名著作《一千零一夜》中的一则故事。这则故事的大意是：某个贵族家庭邀请一名饥饿的乞丐享用晚餐。他们在乞丐面前摆满了盘子，每个盘子都取了一个令人垂涎欲滴的菜名，但是，每个盘子中都是空的，并没有盛任何食物。
在西方人看来，这些关于学习与饮食方面的毫无价值的规定会使皇帝变成一位墨守成规、谨小慎微的人。
正如1872年11月22日《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写道的，“当迫切需要采取持续而积极的行动时，创立这个王朝的皇帝们定下的规矩似乎毫无用处”。这段文字显然是针对“洋务运动”而言。在写这篇文章的编辑看来，30岁就驾崩了的咸丰皇帝，过于遵循先祖们定下的规矩。同治皇帝也不能寄予希望，受摆布的婚姻说明他的意志已经失去自由，遵守祖制则必定思维保守、行为幼稚。文章写道：
据说他（同治帝）的口味和娱乐方式是幼稚的，而他身边都是阿谀奉承之人，鼓励他沉溺于享乐，如果这些说法属实，他的前景不容乐观。
最迟从同治大婚前后开始，西方记者们对康熙、乾隆留下来的文学和行政遗产持严重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只要中国仍然是帝制，祖制的影响就将持续下去，他们甚至认为晦涩难懂的中国文化本身也是发展的阻力。
西方人无疑会对光绪帝抱有希望，因为根据西方媒体的报道，这位皇帝曾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的兴趣。
在美国记者卡朋特的笔下，光绪皇帝是一位身材苗条、脸『色』蜡黄、眼若杏仁、拖着一条乌黑的长辫的年轻人，他有普通人都有的本能，他和他的臣子们一样喜欢有趣的事物。1888年12月，卡朋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前几天，这位年轻的皇帝登上了一艘小汽艇。让随侍太监们感到恐怖的是，他迅捷地从他们身边走过，钻进了引擎室里面。他在那里看见了一名苦力。这名苦力以一条脏『毛』巾缠住脑袋，正在给机器上油。皇帝问他是哪个民族的，这名苦力回答说，他是一名中国人。这个回答让皇帝非常高兴。
作者显然希望通过这段文字告诉西方人，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性』商品之一，汽艇已经进入到了皇宫之中，而且引起了皇帝的兴趣。
钢琴，是光绪帝喜欢的另一件西洋商品。正是透过这个信息，《纽约时报》的记者认为中国皇帝正在向欧洲文明靠近。
钢琴起源颇早，有人甚至认为可追溯到古埃及与古希腊时期的一弦琴。在经过漫长的变化过程之后，在1710年左右，意大利人克里斯托弗里在佛罗伦萨制作出了第一架现代意义上的钢琴。既然钢琴被西方人认为是欧洲文明的象征之一，购买并演奏钢琴的行为也就自然被认为是向欧洲文明靠近。
但是，《纽约时报》刊登的题为《中国皇帝的钢琴》的文章表明，即便光绪帝“正在向欧洲文明靠近”，这种靠近也是犹豫而充满矛盾的。
文章写道，光绪帝的钢琴的音『色』有些不准，因而命人给它做清洁和调音。从事这项工作的是英国的音乐家摩尔特里（moultrie）。根据这位音乐家的描述，“这架钢琴的琴键很脏，印有各种中国文字。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调音了”。他很快就完成了调音和清洁工作，并且清除了印在琴键上的中国文字。
但是，摩尔特里的清洁工作让所有在场的中国人感到不快。得知这个消息后，光绪皇帝立即下旨，命人重新印上那些文字，并派人对摩尔特里说，完全没有必要清洁这些琴键。
这个故事有趣而深刻。既然琴键上的文字是皇帝所印，那它们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很难接受一件会损害自己权威的事情，即便这件事情在外人看来有利而符合美学。简言之，他很难挣脱“威权咒语”的束缚。
第54章 皇帝大婚（）
外交难题
西方媒体对同治、光绪二帝的婚事有很多报道。这些报道不仅仅是出于商业上的考量，比如，通过猎奇报道增加报刊销量，从而增加广告，获取利润，更是同期西方人观察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的重要途径。
不容忽视的一个大背景是，自1861年“辛酉政变”之后，大清王朝进入了漫长的“垂帘听政”时期。在此期间，外国无法与中国进行正常的国书往来。因此，他们期盼皇帝能在大婚之后亲政，使外交形式正常化。
正如《纽约时报》在1873年2月26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所写，在1860年之前，西方国家一直在为在北京派驻公使而努力，可是，当这个目标在法律上得以实现之后，中国却出现了“垂帘听政”的问题，皇帝仍然不能直接接见外交官。同治帝大婚之后，皇帝直接接见外交官的问题已经在“解决的前夕”了。
这篇文章提到的一个让西方人颇感无奈的例子：
在1872年同治帝大婚之前，一位德国特使曾带着国书两次访华，第一次是作为普鲁士的大使，第二次是作为北德联邦的大使。但两次都没能实现直接向中国皇帝提交国书的使命。在同治帝大婚之后，作为德意志帝国的全权特使，他携带着德意志皇帝威廉一世写给中国皇帝的国书再一次来到了中国。他说，只要同治皇帝被宣布成年，他就要将这封国书呈交皇帝。如果仍然被拒绝，他将很高兴离开这个他不是特别喜欢的地方。
因此，我们可以想象西方国家的外交官们听到中国皇帝即将大婚、太后将退出摄政之位的消息会是怎样的心情。
相较于对光绪帝婚事的报道，西方媒体对同治帝大婚的关注度似乎更高。主要缘于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1860年之后，英法等国在北京设立了公使馆或大使馆，他们第一次得到了近距离与清朝皇室接触的机会；其二，这是西方人第一次见证中国皇帝的婚礼；其三，这是西方人第一次见证“垂帘听政”的结束。
根据《清实录·穆宗实录》的记载，两宫皇太后（慈安与慈禧）在1872年10月21日下发了一道懿旨，表示将在同治帝大婚之后“归政”，原文如下：
前因皇帝冲龄践祚，时事多艰，诸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禀承，姑允廷臣垂帘之请，权宜办理，并谕俟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十一年来，夕惕朝乾，未敢稍涉懈弛。皇帝缉熙典学，日就月将，当春秋鼎盛之时，正宜亲总万几，与中外臣工共求治理宏济艰难，以仰副文宗显皇帝付托之重。着钦天监于明年正月内选择吉期举行皇帝亲政典礼。一切应行事宜，及应复旧制之处，着军机大臣大学士会同六部九卿敬谨妥议具奏。
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英国记者威廉·辛普森（williamsimpson）在一篇报道中写道：“到了1873年2月，两宫太后将从摄政之位上退下。而现在，当有国事需要处理时，这两位女士坐在皇帝的身后，中间隔着一道帘子，但她们能听清朝堂之上所有言语。在她们杀伐决断之后，皇帝就用朱笔（vermilionpencil）签字照准。”
选秀观察
在报道同治大婚的西方媒体中，有一家媒体不得不提，它就是英国的《每日新闻》（dailynews）。这家报纸创办于1846年。《双城记》和《雾都孤儿》的作者、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是它的创办人之一。
狄更斯等人之所以要创办这份报纸，是为了与保守的《泰晤士报》（thetimes）进行竞争。《每日新闻》在创刊号发表的社论中，提出了进步与改良的原则，教育、公民及宗教自由的原则，以及公平立法的原则。
1872年12月16日，《每日新闻》刊登了一组介绍同治皇帝婚事的特稿。这组特稿由两篇文章组成，分别于10月13日和10月17日从北京发出，换句话说，是同治皇帝册立皇后阿鲁特氏的前两日和后两日。
根据《清实录·穆宗实录》的记载，1872年10月15日早晨3点至5点之间（同治十一年乙未寅刻），16岁的同治帝身着礼服来到太和殿，“阅视皇后册宝”，即检阅册封皇后的文凭。册宝有云：
朕惟运协两仪，乾健必资夫坤顺；光昭四表，日升更颂夫月恒。观天道之周行，实邦家之肇庆。爰诹吉日，用制宏章。咨尔阿鲁特氏，乃翰林院侍讲崇绮之女也。秀衍桂林，瑞征椒殿，淑身维则，慎德有常。著端范于闺闱，早娴女训；肃庄容于宫壶，允式母仪。兹仰承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以册宝立尔为皇后。尔其勤俭居先，雍和逮下，徽音丕嗣，内治克襄。夏清冬温，亲两宫之『色』笑；陈笾荐豆，佐九庙之声香。令望式孚，蕃厘永迓。钦哉！
10月13日发出的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婚礼筹备的事情，其中重点讲了为皇帝“挑选新娘”的过程。
文章写道：“它在某些方面让我想起了中国的科举制度，当然，参加科举的主要是汉族人，它可能更像温布尔登『射』击大奖赛的淘汰赛。”作者在文中隐晦地表达了一种遗憾的心情：
在“挑选新娘”这件事情上，中国皇帝无法像欧洲君主那样进行跨国联姻，使皇帝的大婚变成国际『性』事件，为本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取更多的权力。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皇帝自以为君临天下，不承认其他国家的国王的权威，不承认其他国家的国王与自己平等，因此不会请求别国的国王将女儿嫁给自己。
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英国新闻史上最耀眼的明星之一、前面提到过的英国记者威廉·辛普森。1855年，32岁的辛普森曾赴克里米亚战争现场进行报道。1870年至1871年，他再赴普法战争现场进行报道。他的报道是西方历史学家研究那段历史的重要史料。1872年，为了报道同治皇帝大婚的盛况，他接受了《每日新闻》及《伦敦画报》等报刊的邀请，来到了北京。
辛普森似乎对中国皇帝的际遇颇为同情。他写道，由于亲王们都是皇室宗亲，皇帝甚至无法与亲王联姻，而不得不局限于在八旗之内寻找妻子。而且，即便是在八旗之内，凡家中有适龄女子的家长，也不见得都乐于将子女送入宫中。
他在文章中写道，人们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八旗的人会非常高兴地将自己的女儿送入宫中，以获得与皇室沾亲的荣耀，并且会像灰姑娘用水晶鞋给自己增『色』一样，用尽一切办法——华丽的服装、名贵的化妆品等等——将自己的女儿打扮成最美丽的女人，以便俘虏皇帝的心，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他们似乎不想让自己的女儿成为皇帝的妻子，即便是可能成为皇后也不愿意如此。父母将女儿送入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