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即将溃败:西方视角下的晚清图景-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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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了前厅，那里非常的黑暗。窗户以木架为主体，其上覆以薄纸。以指尖在薄纸上戳一小口，就能看见外面的情况。当时正值满月当空，外面情形清晰可见。窗外悬有几个灯笼，以照引路人。有几个士兵正在院外无所事事。此时，所有的店铺已经打烊，使外面风景有些荒凉。它让我记起巴黎公社（theparismune）期间的巴黎的某条街道，商店和橱窗都关了，街上除了士兵之外，再见不到其他人。

　　　　在仪仗队将要经过的路上，已铺上新的黄『色』沙土，颜『色』足以被认为是帝王之『色』。我们看见一条狗经过了这条路，这条德比狗（derby）似乎是专门赶来表达对皇帝大婚的祝贺……我们能听见值勤士兵说的每一个字，事实上，一些士兵就站在我们鼻子底下。我们谨小慎微地让自己保持安静，耳语交谈时几乎都不发声。

　　　　让我们感到恐惧的是，忽然又一名旗人士兵向屋门走近，他打开了门，并进了屋。当他进屋时，他的衣服还接触到了我。他没有左顾右盼，直接进入了后面的鸦片房中……这些人在那一天已经值勤了很长时间，没有吸食已经成为习惯的鸦片，他们的烟瘾早就犯了，把他们折磨得颇难受。因为知道这家是鸦片馆，所以那人就冲了进来。鸦片馆的人告诉我们，即便那人看见了我们，他也不会告发我们，因为他进屋抽鸦片也是犯罪，不会为了告发我们而连累自己。在那天夜里，其他士兵也陆续进出这家鸦片馆。当夜，有一名检查路况的官员经过，他向站在我们面前的那位士兵问道，是否所有人都被阻止观看了，我们听到这位士兵迅速作出了回答：“没有人有胆子偷看。”我们差点笑喷了。

　　　　在15日午夜12点左右，蹲守在鸦片馆的辛普森看到了返回皇宫的仪仗队的最前面的阵容：白马、五颜六『色』的旗帜、高高的伞和各式巨扇。他写道：“因为乌云将满月遮盖住了——似乎是响应不准偷看仪仗队的诏令，光线在那个时候很微弱，因此，这些东西看上去颇阴森。”排在这个队列之后的，是200盏灯笼，灯笼上装饰有中国汉字——“囍”。然后是由皇帝赐给新娘的册宝、帝王的华盖以及新娘的花轿组成的队列。

　　　　这个时候，皇后已经在花轿之中。而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在花轿之旁，有个人举着一只燃烧着的御香。因为中国人吸食鸦片的形象在西方深入人心，作者在文章中开起玩笑说，他的第一反应是，这支御香或许是为了方便新娘吸食鸦片。当然，他很快便否定了这种假设，因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花轿四周并无开口，新娘也完全被吉服覆盖了……这支御香是为了方便计时，以便可以在定下的‘吉时’赶到宫中”。

　　　　辛普森在文章中写道，只有迎娶皇后的仪仗队有资格经由南门进入皇宫，而迎娶其他妃子的仪仗队则只能从某个北门入宫。

　　　　因为无法入宫一探宫中礼仪的究竟，辛普森就对中国民间婚礼在家庭中举行的仪式作了一番简单的交代：

　　　　中国人的婚事有一长串的仪式……新娘一到新郎的家里，两个人就坐在一起，要喝上一杯酒。所用的两只酒杯通过一根红线相连，而且喝的是交杯酒。洞房之中有各式茶点。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要一起敬拜天地。不过，如果新郎娶的不是正妻，他们就不会有这个动作。他们还要敬拜祖先。婚宴要持续很多天。

　　　　对于新皇后仪仗队入宫一节，《清实录·穆宗实录》的记录是：“丙申子刻（15日夜11时至16日凌晨1时），皇后由邸升凤舆，銮仪卫陈仪仗车辂，鼓乐前导，由大清中门行御道，至乾清宫降舆。上具礼服，候于坤宁宫。丑刻（1时至3时），行合卺礼。”次日，即10月17日，同治帝率皇后先至钟粹宫向慈安太后行礼，再至长春宫向慈禧太后行礼。在此之后，皇帝至乾清宫，皇后率其他妃嫔向皇帝行礼。

　　　　多重解读

　　　　对于中国皇帝的婚事，西方人难以理解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问题是，皇帝会在只有十六七岁的时候就结婚？第二个问题是，为何会在没有见过未来妻子的情况下就同意结婚？

　　　　正如英国伦敦的《波迈晚报》的评论：

　　　　在中国皇帝结婚的这个年龄，英国的孩子们正在伊顿公学或哈罗公学从事学业，而中国的皇帝却承担起了婚姻的责任……在中国礼仪的严格规则之下，即便是平民能享受到的最低限度的自由，对天子而言也是禁止的。

　　　　英国《每日新闻》则发表评论说：“这似乎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不过，帝王的爱情似乎与普通生活中的普通爱情截然不同。我们可以试猜想一下，当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处在皇帝新郎的位置，在想象未来妻子的模样时，他可能会在心里勾画他理想中的妻子，也可能会出现像爱情这样的感觉。”

　　　　这段评论显然并非对问题的回答。事实上，与上述两个相对浮于表面的问题相比，西方人更感兴趣的问题是，这种婚姻会对皇帝的『性』格或人格产生怎样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会怎样影响到他的生活和国家事务。

　　　　英国《便士画报》于1872年12月22日刊登的一篇文章如此写道：“在同治皇帝大婚前一年，太后派了四名‘老师’（teachers）或‘婚姻教授’（professorsofmatrimony）伺候皇帝，她们都是年轻漂亮的女士。在皇帝大婚之后，这四人之中的一位将被后宫接纳。没人知道皇帝的『性』格或情感会从中受什么影响。”

　　　　英国记者辛普森在为《每日新闻》而写的特稿中感叹道：

　　　　皇帝做的每一件事情，以及每个人为皇帝做的事情，都必须严格遵循一本礼仪之书。皇帝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从他出生一直到死亡，都要遵照这本书执行。据说这本书的内容已经增加到了200章左右。无疑，其中一定有很多卷涉及到诸如皇后的选拨、帝王的威仪等重要的事项，但是，我们很难理解的问题是，“爱的艺术”（theartoflove）如何能被一部浩若烟海的皇家法典或四名“婚姻教授”所教会。

　　　　如果前文提到的那则故事——同治皇帝梦见一位驼背的女孩——属实，那么，或许可以说明当时这位皇帝的心中还有正常人的感情和爱，尽管他的命运将不得不受那些面目可憎的礼法的摆布。但是，这种“正常人的感情和爱”到底能保持多久呢？

　　　　或许正是考虑到这一点，辛普森在文章中写道，他很难想象这位皇帝的真实『性』格是什么。“这位年轻的皇帝被关在整个世界的门外。在他的众多称号中，有一个叫‘孤家寡人’”。

　　　　无论是“孤”还是“寡人”，都是秦代之前君主的自称。这种称呼原本是谦称。比如，“寡人”的意思即是“寡德之人”。君主之所以如此自称，原本是为了提醒自己要注重德行，执行德政。然而，政治现实的残酷却使得他们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皇子们自离开摇篮之日起，就被教导以帝王之术，平时不苟言笑、深藏不『露』，不会多说一句话，也不会多有一个动作或表情。而朝臣们也大都遵照礼仪行事，不敢越雷池半步。上下都一般的拘谨。

　　　　比如，英国《每日新闻》在同治皇帝大婚期间发表的一篇文章如此分析中国皇帝不愿意让西方记者拍照的原因：

　　　　很可能在皇帝祖先确定的的礼仪规范中，没有列明皇帝应该如何面对镜头、应该采取何种坐姿等方面的内容。因此，即便皇帝想尝试拍照，他面对镜头时也会手足无措。在这种情况下拍出的照片不会有取悦皇帝的效果。我个人的意见是，摄影师提出的拍照被皇室拒绝应该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随着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的接触日益加深，类似“孤家寡人”这样的词语触动了敏感的西方人的神经。在对中国皇帝的婚事的观察过程中，西方媒体中那些天才记者已经触及中国文化的核心层面。他们忍不住要提的两个问题是：如果某个灵魂如此孤立于其他灵魂，他怎么可能健康地成长？！如果某个人的内心几近封闭，从不与其他任何人的心接触，那么，他怎么可能感知并了解外面的世界？！

　　　　显然，这两个问题并非只针对皇帝的大婚或者皇帝的人格，而是针对中国文化的人格，针对那种自视甚高以至于固步自封、画地为牢、闭关自守、信奉祖宗之法不可变、以制度创新为罪过的中国文化的人格。

　　　　后宫生活

　　　　在西方媒体对清朝后宫的报道中，东西方宫廷婚姻制度上的差异得到彻底地展现。

　　　　在中国，有所谓“后宫佳丽三千”之说，佳丽们的封号或者级别五花八门、多种多样。以清朝而言，在康熙定制之后，后宫以皇后至上，次为皇贵妃、贵妃，再下依次为妃、嫔、贵人、常在、答应等。而英语媒体能用的单词主要只有两个，一个是wife，指妻子，另一个是concubine，指妾。

　　　　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媒体对清朝后宫事务的报道，往往让人难以完全得其要领。他们将皇帝的妻妾们分为几个级别，有所谓“一等妻”（wivesofthefirstrank），“二等妻”（wivesofthesecondrank），以及“三等妻”（wivesofthethirdrank），在这三等之外，其余的被称为“妾”（concubine），甚至被称为女仆（femaleservants）。

　　　　之所以存在这种差别，是因为西方宫廷崇尚一夫一妻制，而中国宫廷则崇尚一夫多妻制。而且，在西方，一夫一妻制也并非仅是宫廷遵守的婚姻原则，而是整个社会都遵循的原则。正如在古代中国社会，一夫多妻也并非皇帝专享之制度，民间也盛行此风。其原理并非上行下效那么简单。

　　　　古代西方与中国婚姻制度的不同，反映了两者在经济制度、继承法制度、宗教文化制度等方面存在着的巨大差别。因为这个议题并非本书主旨，多费笔墨似乎不大合适。不过，宗教制度上的因素却值得一提。

　　　　尽管西方人经常说，“一夫一妻制（的历史）与亚当一样古老”，基督教的教义推崇一夫一妻制，然而，不少基督徒——严格地说是天主教徒——甚至包括牧师，也曾背离过一夫一妻的婚姻原则。比如，在公元8世纪初的时候，如果某个男人的妻子患重病，他就可以再娶一位妻子，只要他照顾第一个妻子。

　　　　为了保护教会财产不被牧师的后代继承，1022年，罗马教皇本尼迪克特八世禁止牧师结婚。显然他的命令并未得到严格遵守。在1139年，教皇英诺森二世再度禁止牧师结婚，已婚的牧师不得不与妻子离婚。在之后，一夫多妻制逐渐被定『性』为罪（sin），离婚也不被罗马教会允许。

　　　　最有趣的例子是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他拥有过6位妻子，但与中国的皇帝不同，这6位妻子并非同时拥有。

　　　　1509年，亨利八世娶了第一位妻子凯萨琳王后（catharineofaragon）。这位王后没能给他生育子嗣。后来，他又爱上了妻子的侍女安妮·博林（anneboleyn），并决定与凯萨琳王后离婚。但是，他的决定遭到了罗马教皇和天主教会的反对。1533年，亨利八世与安妮秘密结婚。次年，这位国王脱离了罗马教会。在一夜之间，英国从天主教国家变成了新教国家。

　　　　尽管如此，无论是在欧洲的宫廷，还是在民间，一夫一妻制仍是法定的婚姻原则。因此，可以想象，对于中国皇帝的大婚，欧洲人会进行怎样一种道德和伦理的批判，而体现在婚姻制度以及这种制度背后更深层次的经济制度、宗教与文化等方面的这种差异，又会怎样影响到欧洲与中国的关系。

　　　　1873年1月26日的《纽约时报》转发了一篇伦敦《康希尔杂志》发表过的文章，题为《中国皇帝的妻子们》。这篇讲述皇后及妃嫔们生活的文章写道，在一年中所有重大的节日中，皇后——在妃嫔们的参与下——扮演了突出的角『色』。她要召开有朝臣妻女参加的接见会（levees），并要拜访朝廷重臣们的妻子。遇上朝中某位大臣去世，她要么亲自去吊唁并慰问这位大臣的遗孀，要么委派三位“一等妻”中的一位作为代表去吊唁。

　　　　皇后要主持后宫事务，判定是非曲直，检查妃嫔们的表现。遇有国事场合，如果皇后不能出席，“一等妻”则作为她的代表出席。如果皇后去世，“一等妻”将是主要的哭丧者。需要解释的是，由于在清朝后宫之中，设有皇贵妃一人，贵妃二人，因此，西方媒体所谓的三位“一等妻”，或许指的就是皇贵妃和贵妃。

　　　　这篇文章还提到，皇帝有9位“二等妻”，27位“三等妻”，以及81位“妾”。有意思的是，这些数据暗合《周礼》。根据《周礼》和《礼记》，周朝天子有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而依《清史稿》的记载，清朝后宫设有一位皇后、一位皇贵妃、两位贵妃、四位妃、六位嫔，贵人、常在、答应无定数。

　　　　根据《康希尔杂志》的报道，“二等妻”、“三等妻”以及“妾”要陪同皇后出席所有的国葬典礼。她们还要监督宫中的女仆，准备祭祀所需物品。

　　　　这篇文章不无同情地提到，在所有这些工作中，“妾”从事的是其中最苦最累的那种。“她们的特别义务是帮助‘三等妻’管理仆人，准备宗教仪式。有的要帮助32名太监裁缝缝制衣服，有的要帮助皇后和其他妃嫔们梳妆打扮……让我们想想同治皇帝的皇后阿鲁特氏和其他120名妻妾，她们围绕在年轻的皇帝身边，证明自己与古代的『妇』女典范一样勤劳”。

　　　　这篇文章的作者不相信皇帝会满足于宫内的这些妻妾。原因在于，在皇帝出宫处理国家事务的过程中，有很多机会接触其他女『性』，包括汉族大臣的漂亮的女儿们，在这个过程中，“他显然不可能无所事事地过日子”。

　　　　1886年8月29日，《纽约时报》刊载的一篇题为《中国的皇室生活》的文章，错误地认为“只有皇后可以与皇帝共寝”。文中有关常在和答应的说法颇有意思：

　　　　皇帝就寝时，龙榻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