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即将溃败:西方视角下的晚清图景-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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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6年8月29日，《纽约时报》刊载的一篇题为《中国的皇室生活》的文章，错误地认为“只有皇后可以与皇帝共寝”。文中有关常在和答应的说法颇有意思：

　　　　皇帝就寝时，龙榻旁伴有8名常在，榻下另有16名答应伺候着。常在和答应都由内务府提供。她们的责任是注意皇帝的睡眠情况。她们不允许打喷嚏、咳嗽、吐痰或发出其他任何声音。

　　　　看到皇帝在凌晨睡醒之后，当班太监会鼓掌示意，其他太监或婢女开始忙碌。在皇帝主持新年盛宴时，皇后会坐在他的左侧。只有在新年盛宴上，皇帝才有机会一次见到所有妻子，对妻子们的德行进行一番比较。皇后不能直接将食物递给皇帝，而是必须交由太监转递，如果皇帝想递食物给皇后，也必须交由太监转递。

　　　　根据《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的记载，到了15岁的时候，清朝的皇子们必须结婚。在正室人选确定之前一年，内务府会从内八旗为皇子挑选一位婢女，其年龄必须比皇子长一岁，以帮助皇子学习丈夫的义务。

　　　　伦敦《康希尔杂志》还报道了清朝皇帝宠幸妻妾们的制度：

　　　　每个月的初一到初九日，侍寝的是皇帝的妾室。要在81名妾室中选出9名依次侍寝。每月初十日至十二日，在皇帝的“三等妻”中选出3名依次侍寝。十三日，“二等妻”中的某一名侍寝。十四日，“一等妻”中的某一名侍寝。十五日，即月圆之夜，则由皇后单独侍寝。在剩下的半个月，侍寝的次序则颠倒过来。在这种制度安排之下，大约经过四个月之后，后宫的每一位妻妾都会得到皇帝的宠幸。

　　　　显然，侍寝制度的制定者似乎相信这样一种理论：侍寝之日的月亮越圆，受孕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因此，级别越高的妻妾，越有权利在每月十五日前后侍寝。而如果清朝皇帝果真严格遵照——可能『性』微乎其微——这种侍寝制度，与此同时，有关“月圆之日不易受孕”的说法得到现代科学验证的话，那么，这种侍寝制度或许是清朝皇帝的嫡皇后很难产下皇子的原因之一。

　　　　觐见皇帝

　　　　正如《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所写，同治帝大婚之后，西方国家外交官们“期待已久的觐见机会终于到来，此时距离《天津条约》签订已有15年，距离额尔金勋爵与格罗斯男爵在北京签订和约已有13年”。

　　　　对于这次接见，《清实录·穆宗实录》的记载十分简单：“六月壬子（1873年6月29日），日本使臣副岛种臣、俄罗斯国使臣倭良嘎哩、美利坚国使臣镂斐迪、英吉利国使臣威妥玛、法兰西使臣臣热福理和荷兰国使臣费国荪于紫光阁前瞻观。”

　　　　相对于《清实录》的记载，《泰晤士报》的记录相对详细。而且，《泰晤士报》记录的真实『性』，可以通过与上述《清实录》的记载进行对照得以证实：

　　　　6月29日早晨，觐见典礼在毗邻紫禁城的紫光阁举行，特使们在那里受到接见。日本大使副岛种臣最先单独被接见。而后，俄国、美国、英国、法国以及荷兰特使按年资顺序走上前，并将国书置于皇帝面前那张覆以黄『色』绸布的桌子上。

　　　　根据《悉尼先驱论坛报》的记录，在6月29日早晨6点，俄、美、英、法、荷五国使者在北塘罗马天主教堂集合，而后在熟悉洋务并曾出使法国的清朝官员崇厚的带领下前往紫禁城西侧的一个处所，在那里用了一些点心之后才去的紫光阁。文章还特别强调紫光阁是皇帝接见朝鲜、暹罗、蒙古以及来自其他属国的使臣的地方。

　　　　作为外交使团中的老前辈，俄国大使弗兰格里将军（generalvlangally）代表除日本外其他五国使臣用法语对皇帝作了简短的致辞。德国使馆的翻译贝利·俾斯麦（berybismark）将这段话翻译成了汉语。跪在皇帝面前的恭亲王又将这段话翻译成了满语。中国皇帝用满语作了非常简练的回答，其内容是祝各国君主们身体健康。恭亲王将皇帝的回答翻译成了汉语。这个历史『性』一刻很快就结束了。

　　　　根据《泰晤士报》的记录，外国大使们都身着正装。很多高级清朝官员都在场。“这个仪式本身非常隆重，大使们都觉得很满意”。《悉尼先驱论坛报》的报道也说：“整个过程很安静。数百名高级官员在场。”

　　　　但是，觐见皇帝本身并不是西方人的目的。正如《泰晤士报》的这篇文章所写，觐见的首要目标是推翻中国人优于世界其他民族的传统说法，并且向人们证明，中国皇帝从今以后将与其他统治者平等相待。“觐见应该是对新事物及新秩序的认可，而不是对旧而虚假的秩序的认可。我们的目标是让中国的官员和百姓正确看待我们的地位。我非常担心这种观点已被忽视；担心这件事被视为我们的关系的终点，而不是新的起点；担心大使们满足于已经获得的结果，而忽视可能影响我们真实目的的环境”。

　　　　文章作者对“可能影响我们真实目的的环境”的担心，主要是源于最近一次总理衙门与同治帝就外国使臣觐见一事的公文对答。《清实录·穆宗实录》及《筹办夷务始末》的相关记载如下：

　　　　丁酉（1873年6月14日），谕内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住京各国使臣吁请觐见、呈递国书一折。现在赍有国书之住京各国使臣，著准其觐见。

　　　　在看到这份上谕的当日，《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立即将其翻译成英文并发往报社。事后，这位记者觉得自己的翻译有些“草率”，因此在7月12日发出的这篇文章中再次翻译了这份上谕。他提醒西方人注意这份上谕中的措辞：

　　　　首先，这里有一个让人反感的词——使臣（she…chen）。这个词通常被用于属国——比如朝鲜、安南和琉球群岛——指派的特使……其次，“吁请”（supplicate）一词纯粹是华人词汇，官员向上级请求时才使用；第三，觐见的地点不是在皇宫，而是在紫光阁，通常是接见属国使臣的地方。

　　　　如果把这份上谕和这件事放在一起，整个中国的官员和百姓会怎么想呢？他们不会认为，这些来自属国的可怜的特使们已经恳求皇帝让他们沐浴在他的阳光下，并且得到许可，可以在寻常的地方以寻常的方式觐见？在场的官员们不同程度地了解事情的真相……但是，我看不出这件事会对大部分官员、百姓和文人产生如我们所希望和设计的影响。

　　　　这名英国记者认为，外国大使们应强迫中国皇帝重新发布一道上谕，说明皇帝不仅已经承认与外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而且已经突破过去的偏见，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承认这种友好关系。他认为“这是唯一的补救方法”。显而易见，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西方记者的顾虑——可以理解的带有陈见的后遗症——仍在继续。

　　　　据说，总理衙门曾禁止外国使臣携带武器觐见皇帝，因为这是官方习俗的一部分，但是，这项要求被日本大使副岛种臣断然拒绝。“这位大使宣称，除非他在中国皇帝面前的着装与在自己君主面前一样，否则他立即回国。他的坚决的语气足以让总理衙门放弃立场。顺便提一句，这位大使穿着西装。有一位高级清朝官员对此颇有微词，但是，副岛种臣回答说：‘我们别琢磨这些小事，让我们谈正事，这是我们来这里的目的。’”

第55章　慈禧传说（）　
极有谋略的女人

　　　　作为晚清最有权力的人，慈禧受到西方媒体的关注度要比光绪帝多得多。但是，西媒的报道也存在许多与中文史料相抵触的地方。

　　　　报道慈禧太后比较早的媒体，是美国加州的《里士满电讯报》。1886年1月23日，这份报纸刊登的一篇报道称赞慈禧是“一位极有谋略和能力的女人，同时也是一位熟练的外交家”。文章写道：

　　　　中国的传统是，每位君主要从下一代家族成员中指定继承人。但这一点被同治皇帝忽视了。作为咸丰皇帝——同治帝的前一任皇帝——的遗孀，太后与恭亲王协同行动，使两位内阁大臣支持载湉当皇帝，而她本人则掌握摄政之权。她曾两度夺取摄政之职：第一次是在丈夫咸丰去世后，年幼的同治当皇帝期间。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她为中国所做的事情，比这几位皇帝都更多。在慈禧太后统治下，电报线已铺满中国，铁路也开始修筑。

　　　　文章还写道：“这位太后将在1886年2月卸去摄政权力，因为届时年轻的皇帝将开始执政。”显然，这条消息并不准确。但它也并非源自媒体的杜撰，而应该是来自清廷内部。

　　　　1886年，慈禧确实有过还政光绪的动作。《清史稿》有载：“（光绪十二年，即1886年）六月壬申，懿旨，钦天监于明年正月择皇帝亲政日期。”不过，慈禧并非真心退居二线，这是试探臣下是否忠心的动作。而她的这番心思已然被醇亲王——光绪皇帝的父亲——洞悉。

　　　　四天之后，即六月丙子日（阳历7月15日），醇亲王与亲王大臣们一起上疏，请皇太后继续训政。但慈禧没有答应，并且表示，皇帝亲政仪式的日子已定在来年正月十五举行，现在应该让“枢臣集议，整齐圜法”。又过了四天之后，醇亲王和礼亲王等人再度请皇太后继续训政，尚书锡珍、御史贵贤等人也表示应该如此，于是，“懿旨勉从之。命醇亲王仍措理诸务”。

　　　　《纽约时报》显然注意到了发生在权力中心的这一幕。1886年10月7日，这家报纸刊登的一篇报道写道：

　　　　年已14岁（其实是15周岁）的皇帝将从太后手中接过权杖的消息已公布了一段时间……占星家正在挑选吉日，然而，应这位皇帝的请求，且此请求已经在亲王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得到许可，太后将与皇帝共同执政，直到皇帝年满20岁。因此，官员们今后呈交的公文要准备双份，一份交给皇帝，一份交给太后。太后作为统治者一直很成功，这个安排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据《清史稿》记载，光绪十三年正月辛丑日（阳历1887年2月5日），清廷举行了皇帝亲政仪式，“以亲政遣官告天地、宗庙、社、稷，祈谷于上帝”。两天后，在元宵节这一天，光绪帝开始亲政，并“颁诏天下，覃恩有差”。

　　　　然而，亲政只是为堵住悠悠之口的幌子而已。就在光绪亲政的这个月，慈禧还“懿旨醇亲王以亲王世袭罔替，朝廷大政事，仍备顾问”。显然，她完全不认为皇帝具备亲政的能力。

　　　　离奇身世

　　　　尽管慈禧是晚清最有权力的人，然而，因为文化和语言上的差异，西方媒体对她的报道，在细节上仍有颇多失实之处。比如，1900年6月27日，《斯克兰顿论坛报》刊登的一篇题为《太后陛下》的文章，就将慈禧称为“慈安”（tsian），反将已于1881年过世的“慈安太后”称为“慈禧”（tsishi）。

　　　　文章作者是美国驻香港前副领事埃德温·怀尔德曼（edwinwildman）。怀尔德曼曾给《纽约杂志》写过一篇关于慈禧的特稿，而《斯克兰顿论坛报》的这篇报道，就是怀尔德曼所写特稿的浓缩改写版。

　　　　由于无法找到怀尔德曼特稿的原文，我们无法确定在人名上出现的错误，是怀尔德曼所为，还是《斯克兰顿论坛报》的改写者所为。在这篇文章中，慈禧（原文称为“慈安”）被称为“当今世界上最美妙的女人”，且比历史上所有的最美妙的女人都更为出『色』。文章写道：

　　　　她生而为奴，如今手下奴隶上万；她生而被人忽视，如今却听政治国。她统治着4亿人口——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40多年前，她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总督家里的一个无关紧要的女孩，而现在，她拥有价值1500万美元的钻石、珍珠、红宝石、蓝宝石，以及数不清的其他财宝。没有人——甚至包括她的医生——敢正视她。因为不小心踏入过陛下的神圣的花园，甚至连李鸿章也曾被她羞辱和放逐。

　　　　与前述《里士满电讯》的文章相同，此文作者也认为慈禧极有谋略，同时也是心狠手辣的人，因为“所有挡住她前进道路的皇帝和皇室家庭成员都已经去世或者消失了。在她的懿旨中，她将这些人的死亡优雅地称做‘归天’”。比如，在咸丰皇帝死后，他的儿子同治帝统治了很短的时间，而当同治刚出现独立的苗头时，他就死了。她还杀死了同治皇帝的妻子阿鲁特氏（ahluta）。咸丰皇帝的遗孀慈安接着也“神秘地去世了”。

　　　　在这位作者的笔下，慈禧在儿童时期就显示出了非凡的野心。慈禧的父亲被认为是叛『乱』的牺牲品，甚至被作者称为“难民”。由于庄稼被毁，房舍被烧，聊胜于无的财产也被没收，他带着妻子和女儿往南流窜，希望能够在那里重建家园。最后，他日益绝望，在河南省（honan）的一个小镇停了下来，为妻儿行乞：

　　　　然后，他听从了朋友的建议，将漂亮的女儿卖给了当地的总督。这位总督把她当亲生女儿一样抚养和教育。她变成了一位聪明的美少女。然后，她被当做给皇帝的礼物送到了北京。慈禧刚一接近咸丰皇帝，就凭借自己的媚术和机智的口才把他征服了，因为她不是普通女人……她的祖先有着良好的满族血统。她的祖父是一位文官。因此，她继承了一些天分，而且很快，她就将这些天分付诸实际应用。

　　　　这个说法与正史记载完全不同。据《清史稿》载：“叶赫那拉氏（即慈禧），安徽徽宁池广太道惠征女。”而据清宫档案，慈禧的祖父景瑞是文官，在国子监毕业之后，做过八品官笔帖式，官至五品。

　　　　从内容上判断，《太后陛下》一文很可能摘编自居住在纽约的女『性』小说家凯斯琳·格雷·尼尔森（kathleengraynelson）的著作《图恩，奴隶与皇后》（tuen，slaveandempress）。1898年8月6日，《纽约时报》在推介这本著作时，摘录了其中的一个故事：

　　　　在太平天国军队经过之后，河南某地满目疮痍。图恩（tuen，音译）的父亲钮仓（niutsang，音译。显然不是《清史稿》中的惠征）来到河南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