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即将溃败:西方视角下的晚清图景-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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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秋分，9月23日），朕率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一切应行礼仪，着各该衙门敬谨预备！
10月23日，美国华盛顿州特区的《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变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对于王公贵族和朝廷官员们来说，这些改革措施“等同于革命”，因而无法容忍。
第58章 康有为出卖光绪帝（）
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西方媒体对维新派的命运一直十分关注。
1898年9月25日，“戊戌变法”失败后的第四天，《泰晤士报》驻北京和上海的记者发布了一条消息：
张荫桓——李鸿章的敌人——被指控窝藏了康有为，已经被捕，现正在刑部接受审问。他将被褫夺所有公职，他的下马意味着李鸿章权力的增加。
官员们普遍欢迎慈禧太后重新掌权，老百姓则对此漠不关心。康有为被指控阴谋反对慈禧，已经被通缉。
康有为抵达上海吴淞口之后，很快就被安全地送上了“巴拉瑞特号”轮船（ballarat），这艘船第二天就要驶往香港。在昨天（9月24日）的采访中，他对我说，他周二（9月20日，变法失败的前一天）离开的北京。他的离开是遵照皇帝给他的秘密旨意。皇帝警告他处于危险之中，敦促他去请求那些关心这个国家福祉的人的帮助。康有为还说，变法的失败完全因为以慈禧太后和总督荣禄为首、包括所有高级满族官员的满洲党（themanchuparty）对皇帝倾向于维新派十分不满，因而决定让太后重新摄政。
康有为确信，如果没有英国的帮助，维新派就不可能压倒对手……英国现在有『插』手此事并重新让皇帝亲政的机会。
光绪帝帮助康有为逃生一事颇值回味。根据《清实录·德宗实录》的记载，9月17日，光绪帝在给内阁一道上谕：
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念时艰，思得通远时务之人，与商治法。闻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
不难从这份上谕中得出两个判断：其一，康有为是奉旨前赴上海；其二，如果这道上谕意在帮助康有为逃生，那么，最迟在9月17日，光绪帝已经知道维新改革的大势已去。
1898年11月7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引述香港的《中国邮报》（thechinamail）的报道说，光绪帝给了康有为两道密旨，其中一道说：“事态紧急，皇位恐难保。因此，你必须与你的朋友们仔细商议，想办法救我们脱困。我们彼此心照。我会耐心等待你们的帮助。”其内容与《泰晤士报》的报道基本相同。如果康有为所言属实，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皇帝是以“明诏”助其开道，以“密旨”命其逃生。但是，康有为将皇帝授予其“密旨”一事通过西方媒体公诸天下，显然违背了皇帝的本意。不难想象，康有为此举在自抬身份——无论是否有意——的同时，使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光绪帝陷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如果光绪帝是在9月17日知道大势已去，那么，他有可能是在向慈禧太后问安的过程中得到这个判断的。根据《清实录·德宗实录》的记载，9月16日，“上诣颐和园乐寿堂问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安。至甲申（9月18日）皆如之”。
9月16日，在向慈禧太后问安之后，光绪帝立即提拔了袁世凯。他在给内阁的上谕中说：“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着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着随时具奏。当此时局艰难，修明武备，实为第一要务。”众所周知，袁世凯在关键的时候倒向了慈禧太后那一边。
康有为抵达上海之时，处境已十分危险。9月21日，慈禧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罪名将康有为“工部候补主事”一职革去，并命步军统领衙门查拿康有为之弟康广仁“交刑部按律治罪”。9月23日的《华盛顿晚报》（theeveningtimes）援引一条发自上海的电讯说，上海道台已悬赏2000美元捉拿康有为。
康有为最终得以逃脱。他先是逃往日本，而后又去了欧美等国。他的得意弟子、维新派的另一位领袖人物梁启超也逃往日本，流亡海外。谭嗣同、康广仁、杨锐、刘光第等6名变法领袖则被斩首于菜市口，张荫桓则被流放新疆。
谭嗣同等变法志士的惨死引起日本人的极大关注。《纽约时报》刊登的一条报道写道，日本抗议中国和朝鲜近期处斩政治改革家们的野蛮做法。日本众多报刊都报道说，“仅仅因为那些杰出人物的政治观点，中国和朝鲜就将他们野蛮地处死了。作为东方唯一文明的种族，日本人必须带头停止这些不人道的惩罚”。
第59章 海外维新（）
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的维新派人士并没有停止他们的活动。1899年7月，他们在加拿大温哥华成立了“海外中国维新会”或称“保皇会”，以此作为开展保皇维新运动的组织机构。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这个组织的英文名称是“thechineseempirereformassociation”，意思是“中华帝国改革协会”。
1903年，海外中国维新会副会长梁启超访问美国期间，在纽约多耶斯大街（doyersstreet）的华人戏院作演讲时，曾向美国政军界人士及华人谈到过海外中国维新会的目标或宗旨。国内出版的梁启超的文集中，似乎没有将这篇演讲稿收录在内。根据1903年5月13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题为《梁启超谈中国的觉醒》的文章的记录，梁启超在演讲时说过如下一段话：
海外中国维新会的主要目标，是要让光绪皇帝重新执政，因为没有他的帮助，我们的改革将一事无成。
虽然光绪帝是满人，也不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但他知道，国家要进步，就必须向其他国家学习，并且必须抛弃很多有害无利的习俗。他对西方文明的认知全都来自日本、英国和美国。他将以这三个民族为模本构建一个新的政体……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是立宪，并且设立一个众议院，它在总体上类似于英国的下议院……第三个目标是彻底改革教育事宜。中国要赶上其他国家，必须建立现代教育体系。
维新会的改革者们不希望中国抛弃所有旧传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放弃所有自己的传统以及由传统带来的好处。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将西方文明的某些基本原则加入到我们的国家生活之中。光绪皇帝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这些方案曾经实施过，但是中断了。很快，我们就要重新开始。
海外中国维新会成立之后，发展极为迅猛。根据这篇报道的记录：“这个协会目前（1903年）成员超过300万人，世界上凡有华人的地方皆有分会。中国只有两派，一派是慈禧太后，另一派就是这个协会。相比之下，前者的实力目前更为强大，但他们的势力日渐衰弱，而这个协会却日益壮大”。文章说，海外中国维新会在美国的每一个大城市都设有办事机构，其中，纽约分会的成员接近4000人。而梁启超访问美国的目的，就在于“调动这个协会的各个分支机构的热情”。
梁启超在同年写的一篇文章也提到，“自己亥年（1899年）此会设立以来，至今蒸蒸日上。温哥华入会者十之六七，域多利（维多利亚）则殆过半，纽约威士绵士打（威斯敏斯特）几无一不入会者”。
海外中国维新会成立之后，很快就投入到保皇维新运动之中。1900年7月23日，《悉尼先驱晨报》转述了一条来自温哥华的消息说：
针对中国当下的摄政制度，海外中国维新会已经吁请皇帝重新亲政，并且任命新的大臣。他们呼吁通过皇帝治理这个国家。他们还进一步呼吁要另寻一地作为首都，让新『政府』控制海关、邮局和电报局，建立统一的货币体系，调整税制，确保信仰自由。总部设在温哥华的这个组织正努力让那些对东方事务感兴趣的各国『政府』和人民了解这件事。
根据这条报道，1900年6月21日，海外中国维新会公布了一项决议，即依照光绪帝的意思，请求英国、美国和日本联合摄政，以阻止中国的瓦解。但是，这项决议非但无法阻止“中国的瓦解”，相反，它进一步激化了太后与皇帝之间的矛盾，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还加速了瓦解的过程。
需要交代的背景是，列强在中国角逐势力范围的竞争，导致中外矛盾与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19世纪末，华北地区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他们以“扶清灭洋”为口号。而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则随列强攻势的强弱而变化，主剿、主抚莫衷一是。1900年6月10日，义和团大量进入北京，同日，列强在天津组建八国联军。于形势所迫，6月21日，即海外中国维新会达成请求英国、美国和日本联合摄政的决议之日，慈禧下令对列强“宣战”。
在这样一种混『乱』不堪的无『政府』状态的形势之中，是否需要在中国扶持或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成为很多西方人关注的话题。《悉尼先驱晨报》刊登的一篇报道写道：
6月22日从上海发出的一条消息说，在这个通商口岸的外国人、商人和居民所持的观点是，清朝『政府』已经破败不堪，无法补救，终止当下无『政府』状态的唯一出路是，由文明国家建立一个新『政府』。慈禧太后的执政只能让外国人的处境更糟。一个受欢迎的计划是，让皇帝——如果他还活着——重新亲政，辅之以持自由主义观点的顾问。皇帝可以被置于一个由列强的代表们组成的委员会的严密监管之下。
在海外中国维新会看来，既然皇帝上台需要列强的帮助，而义和团又以“灭洋”为宗旨，那么，反对义和团自然成为海外中国维新会的选择。
发起海外华人捐款以资镇压义和团，同时通过媒体报道宣传他们的主张，是海外中国维新会的具体『操』作方式。
我们或许可以了解一下澳大利亚悉尼分会的做法。这个分会的成立时间，大概是1900年1月至2月间。1900年7月4日，《悉尼先驱晨报》发表的一篇报道引述悉尼分会会长易兴（yeehing，音译）的话说：
绝大多数杰出的同胞都入了会。我们的目标是在中国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现代形式的『政府』。我们渴望废除旧王朝，将慈禧太后赶下台，然后采用某种有限制的君主制。我们强烈反对中国被列强分割……如果『政府』没有向义和团提供武器和军火，他们的暴行本来已经被镇压。毫无疑问，慈禧太后跟他们是一伙，因为她害怕维新派。这里的华人团体正热切地尽一切力量帮助扑灭这场运动。几天前，分会募集了1000英镑，并汇给了澳门分部，为镇压运动出一份力……我们将在下周再汇500英镑。
众所周知，在列强与清『政府』的联合剿杀之下，义和团运动在1900年底以失败告终。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1901年2月14日），已逃亡西安的慈禧太后命光绪帝在一份下发给内阁的“自责之诏”上盖下玉玺。诏书曰：
本年夏间，义和团构『乱』，开衅友邦。朕奉慈驾西巡。京师云扰，叠命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与各国使臣止兵议款。昨据奕劻等电呈各国和议十二条大纲，业已照允。仍电饬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心酌复。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既有悔过之机，宜颁自责之诏。朝廷一切委曲、难言之苦衷，不得不为尔天下臣民明谕之。
此次拳教之祸，不知者或疑国家纵庇匪徒，激成大变，殊不知五六月间，屡诏剿匪保教，而『乱』民悍族迫人于无可如何……至七月二十一日之变，朕与皇太后誓欲同殉社稷，上谢九庙之灵。乃当哀痛昏瞀之际，经王大臣等数人扶掖而出，于枪林弹雨中仓皇西狩……昌平宣化间，朕侍皇太后，素衣将敝，豆粥难求，困苦饥寒，不如甿庶。
这份“自责之诏”将义和团运动的根由归结为地方官在处理“民教争讼”时有所偏倚，“畏事者袒教虐民，沽名者庇民伤教，官无持平办法”；归结为地方军队“漫无纪律，戕虐良民”；归结为王公大臣迂谬无知，竟然听信“该匪妖言邪说”，“平时嫉外洋之强，而不知自量”；归结为各省督抚各自为政，“各省平时无不以自强以为词，究之临事张惶，一无可恃，又不悉朝廷事处万难，但执一偏之词，责难君父”。总之，“臣民有罪，罪在朕躬”。
诏书还特别交代全权大臣奕劻等在与列强“止兵议款”、“结与国之欢心”时应当注意的原则：
各国既定和局，自不至强人所难。著奕劻、李鸿章于细订约章时，婉商力辩，持以理而感以情。各大国信义为重，当视我力之所能及，以期其议之必可行。此该全权大臣所当竭忠尽智者也。
奕劻、李鸿章等人与以“信义为重”的德国、奥地利、比利时、日本、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列强的代表们“婉商力辩”的结果是，在1901年9月7日签署了《辛丑条约》。根据条约第六款的规定，清国向列强赔款4。5亿两白银，按年息4厘，以1902年正月初一至1940年终止为赔款期限分期支付。此即所谓“庚子赔款”。为了支付这笔巨额赔款，清国以新关各进款、所有常关各进款、所有盐政各进项为抵押——清国财政几乎尽被列强掌握。
在西方媒体对海外中国维新会的报道中，最有趣的内容之一，是关于这个组织在美国训练自己的军队的传闻。
比如，新西兰《纳尔逊晚邮报》引述一名海外中国维新会成员的话说：“我们组织的数千名成员现正在全世界游历，我们将开放我们的国家——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我们将有一支由德国军官训练的陆军和一支海军。然后我们希望拿回日本从我们手中夺取的那部分国土。”
再比如，《洛杉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