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即将溃败:西方视角下的晚清图景-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吴熊光）所办太软！边疆重地，外夷敢心存觊觎，饰词尝试，不可稍示以弱。此时如该国兵船业经退出澳门则已，如尚未退出，吴熊光即着遴派晓事文武大员，前往澳门严加诘责，以天朝禁令綦严，不容稍有越犯。

　　　　如此逐层晓谕，义正词严，该夷人自当畏惧凛遵。吴熊光等仍当密速调派得力将弁，统领水陆官兵，整顿预备。设该夷人一有不遵，竟当通病剿办，不可畏葸姑息，庶足以伸国威而清海澨。此于边务夷情，大有关系。该督抚不此之虑，而为鳃鳃于数十万税银，往复筹计。其于防备机宜，全未办及。

　　　　吴熊光、孙玉庭，均懦弱不识大体。且吴熊光充当军机章京有年，曾经擢用军机大臣，尤不应如此愦愦。吴熊光、孙玉庭，着传旨严行申饬。此次来折，仅由马上飞递，亦属迟延。此旨着由五百里发往。

　　　　在收到“五百里加急”送来的旨意之后，吴熊光在广州集合了一支8000人的陆军，同时又派一批战船入珠江截断所有航道，虎门炮台则堆满了军火和其他军需品。

　　　　随着事态的逐渐恶化，英国人这边也出现了内讧——德鲁里船队中的皇家海军成员与东印度公司成员之间意见不一致。

　　　　11月21日，德鲁里下令所有英国船在48小时内撤出珠江，但是，当广州东印度公司专责委员会（theselectmittee）将这项命令传达给抛锚在黄埔的克莱格船长（milikencraig）以及另一位船长时，这两位船长都拒绝接受命令。不过，公司专责委员会成员尊重了德鲁里的命令，他们在11月23日至26日之间离开了广州。

　　　　但是，因为相隔遥远，广州的这些情况并未能被北京掌握。11月29日，嘉庆又在给军机大臣的上谕中斥责吴熊光没有严行驱逐，任由英国兵船逗留，“竟不调兵防守，所办错谬已极”，并且说，一切地方事务固然应该好好整饬，但是，“缉捕洋匪尤为该省要务”。

　　　　嘉庆帝的战争态度让广州东印度公司的高层大感意外。12月3日，公司专责委员会『主席』罗伯茨受到一封联名信，公司14位商船指挥官中的12名在信中联合署名。他们在信中表示了对战争的担忧：

　　　　清朝『政府』的每一个表现都出人意料。他们继续秉承其一开始就采取的停止贸易的做法，反对我们采取的每一个措施，现在又在进行后续的战争准备，而这可能最终导致敌对行动，置我们于最危急的局面中，使我们卷入一场严重的战争，并完全排除所有进一步的友好协商。因此，我们现在不得不恳求，是否可以向清朝『政府』提一些符合英国气质的和平建议，它可能使目前的困难得到迅速并且友善地调整。

　　　　次日，罗伯茨接到清朝官员的文书。文书写道，皇帝命令你们撤退，否则会动用武力将你们驱逐出去，如果你们撤退的话，以前所有的友好关系及商贸都将恢复。

　　　　在这种背景之下，12月20日，德鲁里率兵乘船起航，返回印度。6天之后，贸易恢复。不久之后，广州人树立了一座宝塔，以纪念嘉庆帝的胜利。

　　　　吴熊光并没有从英国人的“失败”中得到荣耀。12月15日，嘉庆在给内阁的上谕中斥责道：“吴熊光平日因循废弛，只知养尊处优，全不以海疆为重，大负委任！着传旨严行申饬，先降为二品，顶戴拔去花翎，交部严加议处，用示薄惩。”同日，又在给军机大臣的上谕中，斥责吴熊光“一味软弱，全不可靠”。

　　　　嘉庆帝对吴熊光的评价并非过激。根据东印度公司档案的记载，德鲁里曾致信吴熊光，希望能够去广州面谈，但没有收到一点反馈。后来，“因为这位总督仍然拒绝与德鲁里将军会面，并称，除了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首脑，他不认识其他英国人，所以，将军亲自去了广州。他坚持要见总督一面，并说，他将在广州停留半个小时。这位总督仍然拒绝会面。于是，将军不再坚持己见，回到了战舰上”。

　　　　根据1809年1月6日的上谕，吴熊光被“部议革职”，其下属孙玉庭、阳春等人也都“交部议处”。但是，这种人事上的任免完全无法抵挡王朝没落的大趋势。1807年的“海王星号事件”与1808年的“澳门危机”预示着新的动『荡』即将到来。

　　　　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在西方商人、传教士、外交官、记者等诸角『色』的努力下，西方人建立起了强大的情报网络。整个19世纪，这个情报网络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10章　亲身洞察夷情很丢脸！（）　
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之后，《中英南京条约》签订（1842年）之前，中国只有一个合法的通商港口——广州。在每年的贸易季节，一般是11月至次年3月，这里都会十分的热闹。在这八十多年的时间里，清『政府』主要通过西方人所谓的“广州体制”（cantonsystem）对外贸进行规范。

　　　　根据《清实录·高宗实录》的记载，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戊子日（1760年1月29日），皇帝批准了两广总督李侍尧提出的《防范外夷规条》。这些规条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防范外夷与汉人及“内地『奸』商”交结往来，危害大清政权。这份《规条》的内容有助于我们理解乾隆为何在1793年拒绝英国特使马嘎尔尼有关增开通商口岸的要求。《规条》大意如下：

　　　　其一，“禁止夷商在省住冬”，如业务未能及时处理完毕，“亦令在澳门居住”；

　　　　其二，“夷人到粤，宜令寓居行商”，并由行商“管束稽查”；

　　　　其三，禁止向外夷借贷资本，禁止外夷雇请汉人；

　　　　其四，严禁外夷雇人传递信息，防其与内地『奸』商往来交结；

　　　　其五，夷船在广州停泊时，“酌拨营员，弹压稽查”。

　　　　道光十五年（1835年），两广总督卢坤等上奏“酌增章程八条”，目的在于“防范贸易夷人”：

　　　　其一，外夷护货兵船，不准驶入内洋；

　　　　其二，夷人偷运枪炮，及私带番『妇』人等至省，责成行商一体稽查；

　　　　其三，夷船引水买办，由澳门同知发给牌照，不准私雇；

　　　　其四，夷馆雇佣民人，应明定限制，严防匀串作『奸』等弊；

　　　　其五，夷人在内河应用无篷小船，禁止闲游；

　　　　其六，夷人具禀事件，一律由洋商转禀，以肃政体；

　　　　其七，洋商承保夷船，应任派兼用，以杜私弊；

　　　　其八，夷船在洋私卖税货，责成水师查拿，严禁偷漏。

　　　　1835年4月11日，道光帝批复说：“所议俱妥！须实力奉行，断不可不久又成具文也！勉益加勉！”

　　　　无论是李侍尧提出的《防范外夷规条》，还是卢坤提出的《章程八条》，尽管列出了若干禁止事项，却并未列出违禁应受到何种惩罚。总之，官员们拥有了充分的“自由裁量权”，为其徇私舞弊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另外，根据这些规定，“洋商”（即行商）对外商的行为有监督和担保的职责；外商不能直接与官府接触，如果他们要向官府反映问题，必须通过行商转禀。通过这种制度安排，地方官可以通过压榨行商以寻租，而不必直接面对外国商人，万一出现事端，也多少可撇清些责任。对他们来说，与洋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亲身洞察夷情似乎是一件不重要甚至是丢脸的事情。

第11章　连坐之罪（）　
对于行商们来说，在享受对外贸易的垄断地位的同时，“连坐之罪”或许是不得不承受的风险和代价。“海王星号事件”就是一例。再比如，1827年10月8日出版的《悉尼公报》刊登了一篇讲述怡和行——广州十三行之一——当家掌柜伍浩官被敲诈的文章。文章内容大概是说，某人父亲在伶仃洋（ling…ting）被一位洋人所杀，而伍浩官被指控放走了这个洋人，最终被这位被杀者之子及官府敲诈。文章写道：“行商浩官的罪是有钱而胆怯。最近，他被人以多种方式勒索金钱……中国遍布着道德败坏，这里不信上帝，充满了肆意报复、说谎、欺诈和『淫』『荡』的恶行。”

　　　　在与中国商人互通有无或者勾心斗角的过程中，外国商人逐渐了解到其商业对手的难处。在1830年出版的《爱丁堡百科全书》中有一段非常特别的文字，它反映了外国人对中国的政治和商业环境的感知：

　　　　在这个国家，要忍受清朝官员的任『性』、残暴和勒索的并非只有下层和贫困阶层，有钱人也没有足够的安全感。权贵们对他们的掠夺甚至更为频繁。因此，中国的富人非但不会从财富中得到安慰，相反，他通常害怕使用财富，至少害怕让人知道他在使用财富。他非常谨慎，不会通过住豪宅或者穿得比邻居更好的方式让人知道他有多富裕，以免引起他的居住地的长官们的注意，否则，长官们很快会找到某些手段——比如某项禁止奢侈的法律（sumptuarylaw）——拿这位富人开刀。

　　　　因此，我们总是可以看到，清朝的官员们有权支配法律。虽然皇帝的诏书表达了最深切的焦虑，并且制定了最严厉的刑罚，以防止法官和官员们的渎职、腐败以及对人民的压迫，但是，这些规定非常普遍地被那些最应该遵守的人无视。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再也找不到哪个国家的『政府』比清朝『政府』更挥霍、更暴虐。

　　　　贪污腐败是最被他们的法律谴责的罪行，但众所周知，这是清朝最为普遍的罪行。显而易见，这种邪恶是如此地无处不在，以至于所有公平正义以及良好『政府』的基础都被完全颠覆。在广州，英国商人从未遇到过不接受贿赂的『政府』官员。

　　　　在1835年的5月刊的《中国丛报》上刊登的一篇介绍清国的文章中，引述了一段英国汉学家斯汤顿爵士在他翻译的《大清律例》（tatsingleuhle）的序言中所写的一段话：

　　　　尽管清朝的法典存在缺陷、内容繁杂，但中国人提到它时普遍都感到自豪，并且赞叹不已。大体而言，他们所渴望的似乎只是法典内容公正，不会朝令夕改，在执行时不偏不倚，不受腐败的影响。但是，事实正好相反，清朝的法律经常被那些执法者们及护法者们破坏，而且，不幸的是，他们还不受惩罚。

　　　　无论如何，对外商而言，广州体系带来的不便是方方面面的。如果说，不许在广州过冬、不许带外国女人进广州、只能住在行商指定的住所等规定影响的是外商们——确切地说，是贸易代表们——的生活的话，那么，其他规定则影响了外商们——确切地说，是来自各阶层的形形『色』『色』的股东们——的生意。

　　　　更重要的是，在西方人看来，广州体系中的某些规定已经侮辱了他们的人格。比如，刊登在《中国丛报》上的一篇文章解释道：“清朝『政府』认为夷人不懂道理，因此颁布了这样一道命令：当英夷和其他人住在行商的工厂里的时候，行商有责任用心控制并约束他们，不要让他们随意出入，以免他们与不忠的本地人进行交流或作出秘密安排。”

　　　　无论清朝统治者是出于何种考虑，比如，地方统治者寻租的需要，皇帝对洋人与汉人联盟的担心，他们制定的这种复杂、繁琐的程序，与西方人习惯的贸易体系相距甚远，双方的仇怨因此而加剧，并且导致冲突升级实属正常。

第12章　著名的“乾隆敕谕”（）　
与贸易程序的繁琐相比，更让西方商人感到苦恼的是，中国似乎只对他们的白银感兴趣，而不在乎他们引以为豪的工业产品。正如乾隆帝在1793年9月23日（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马嘎尔尼使团行将离开中国之际——写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敕谕”中所言：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筋，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

　　　　这道“敕谕”在西方十分著名，西方汉学家或历史学家在著述中国近代史时，没有不将此“敕谕”列为重点史料的。

　　　　因为中国对西方的商品不感兴趣，而西方人对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等商品却有很高的需求，因此，西方人只能用硬通货——白银——来购买中国的商品，久而久之，西方国家的白银库存急剧下降。他们不得不想办法“发现”或者“创造”某种持续的商品需求，以便从中国本地获得白银，再用白银购买茶叶等商品。

　　　　这种商品就是鸦片。最迟从明代开始，中国已经进口了鸦片。万历年间已有法律，规定每进口十斤鸦片收税银二钱。野史记载的一种不太靠谱的说法是，万历帝之所以30年不上朝，就是因为吸食鸦片上了瘾。在清康熙年间，鸦片仍作为『药』材进口。1729年，雍正帝因听闻云南、广东一带吸食鸦片者众，如不禁止，恐生大『乱』，因而下旨禁烟。《大清律例》规定的刑罚是：买卖鸦片的枷号一个月，发配充军；私开烟馆的，绞监候。

　　　　但是，鸦片买卖以及吸食鸦片的恶习并没有因此而杜绝。因此，在1780年和1810年，乾隆与嘉庆再次先后下旨禁烟。1796年，嘉庆帝下旨禁止种植鸦片。地方『政府』及海关部门也发文禁止鸦片贸易。比如，在1799年和1809年，两广总督两度发文禁止鸦片买卖。1807年，广东海关也发文禁止鸦片贸易。

　　　　从西方媒体的报道来看，这些举措确实取得过一些效果，尽管它们同时也成为地方官敲诈勒索的凭据。比如，1816年2月份的《亚洲杂志》即报道了一起鸦片商人被抓捕的事件：

　　　　1815年2月，所有主要的鸦片贸易商都在卡萨布兰卡（thecasabranca，澳门附近的一个镇子的名字）被清朝官员抓住了。官员们想从他们身上敲诈钱财，而他们也希望可以按照惯例支付银子以破财免灾，但他们出的价钱达不到官员们的要求，于是他们被押送到了广州。他们仍然抱有最后能达成和解的希望，但不幸的是，这件事传到了总督和高级官员们的耳朵里，无法掩盖了……这些商人们被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