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梁家国五部曲-第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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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感动得眼圈都红了，钟跃民对她每一点细小的关怀，都能使她感动不已，甚至有些受宠若惊。她常常奇怪，自己什么时候变得这样没出息？连起码的自尊都顾不上了。
钟跃民家的客厅里静悄悄的，留声机的音箱里传来柴可夫斯基的《忧郁小夜曲》，两个人的心中都有种淡淡的忧伤在流淌。
钟跃民和周晓白每人手里拿着一杯红葡萄酒，他们默默地对视着。
钟跃民举杯道：“晓白，明天你就要走了，我为你饯行，干了这杯。”
周晓白目光迷离：“别干，喝一口，好吗？”
“为什么？”
“杯子里的酒没了，宴会就要结束了，可我不想让它结束。”
两人各自饮了一口。
钟跃民叹了口气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周晓白固执地反驳：“有，就有不散的筵席，我的筵席永远不散。”
“晓白，随缘吧。”
周晓白流下泪来：“干吗要随缘？世上的事要靠努力得来，而不是靠随缘。”
“我想当兵，靠努力行吗？”钟跃民轻声问。
“肯定行，一旦你爸的问题解决了，我会求我爸把你送进部队。”
“我爸的问题要是解决不了呢？”
周晓白沉默。
钟跃民轻轻笑了：“还是要顺其自然吧？”
周晓白抬起头来凝视着钟跃民，久久没有说话。
周晓白和罗芸走的那天，钟跃民没去送，因为这批新兵很可能会被分在一个大单位，彼此之间早晚会熟悉，女兵们对这类事更敏感，特别是像周晓白这种出身将门、长得又漂亮的女兵，她的一举一动，总是受人关注。钟跃民怕自己露面会影响周晓白的前途，部队有纪律，士兵是不允许谈恋爱的。
钟跃民和袁军、郑桐到学校赴陕北插队落户报名处报了名，倒挺顺利，也用不着政审，袁军还跟报名处的人说便宜话：“老师啊，像去陕北插队这么光荣的事，是不是也有个批准的问题？我们哥儿几个出身都不大好，组织要是不批准我们去陕北，我们绝不会背思想包袱，保证不给组织添麻烦，我们就在城里自谋生路了。”
这几位都是学校里有名的刺儿头，报名处的人都懒得理他们，巴不得把他们弄得远远的，最好一辈子别回来。
钟跃民想起该去看看李奎勇了，他和李奎勇不是一个学校的，甚至也不是一个区的，按李奎勇家的状况，他绝无留城的可能，下乡插队是他的必由之路，也不知他们学校的毕业生去哪里插队。
李奎勇的伤已经好多了，他也能够下地走路了，钟跃民搀扶着他在医院住院部的疗养区散步。他们对以前发生的矛盾都闭口不提，只是谈童年，谈将来。李奎勇最大的心愿是将来能到重工业企业当一个技术工人，能养家，能给母亲养老送终，能顺利地把弟弟妹妹拉扯大。他问钟跃民以后打算干什么，钟跃民说他倒没有明确的打算，小时候还有点儿理想，有一阵子他爸老揍他，他便认为“爸爸”这个职业挺有权威的，看儿子不顺眼可以随时揪过来捶一顿，于是决定将来长大一定要当“爸爸”。后来长大了点儿，他发现“爸爸”不是个职业，似乎谁想当都可以，而且也不需要什么专业技能，于是他放弃了这个理想，转而羡慕起海盗船长。不知为什么，他对小人书上的海盗形象很着迷，那些海盗耳朵上戴着硕大的耳环，胸口上长着浓密的胸毛，腰上插着短刀，还总有美女陪着，日子过得似乎很快活，钟跃民幻想着将来长大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再后来，钟跃民干脆就没有理想了。
李奎勇大惑不解，怎么会没有理想了？小时候想当海盗，也算是有点儿雄心壮志，怎么越大越没出息了？简直是罐儿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儿。
钟跃民也想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没理想呢，报名参军算不算？长大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这是很多男孩子的梦想，可钟跃民小时候从来没产生过这种念头，前些日子他是想当兵，可那是出于一种很现实的目的，当兵总比插队强，那跟理想搭不上边儿。
钟跃民对李奎勇说，他虽然不知道将来要干点儿什么，但他肯定知道将来不打算干什么。譬如守着老婆孩子过一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安稳日子，他觉得挺没劲的，与其这样，还真不如当海盗去。
若干年后，钟跃民看了美国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他脑子忽然开了窍，原来他喜欢的是这种“在路上”的感觉。可惜的是，钟跃民那时已经是军队中的一名营级军官了，无论如何也没法“在路上”了。
钟跃民把周晓白临走时留给他的100块钱留给了李奎勇，他知道李奎勇的家境，这次受伤住院对这个家庭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李奎勇没有推辞，只是淡淡地道了声谢，来自男人的感激涕零是很丢份儿的。
李奎勇听说他所在的中学有去山西和云南插队的，去陕北的好像不多。不过等他伤好了，他也想报名去陕北，因为钟跃民都去了，他也应该去。钟跃民说陕北地方太大，去了也不见得能碰上。李奎勇说碰不上也无所谓，反正都在一个省里。
临分手的时候，李奎勇有些激动，他紧握着钟跃民的手说：“跃民，保重，你千万要保重，下乡以后别再折腾惹事了，做个安分守己的老实人吧。”
钟跃民半真半假地开玩笑：“打架的事是不干了，拍婆子的毛病可一时改不了，我是下定决心在陕北娶妻生子过日子了，不然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呀。”
等待出发的日子是漫长而无聊的，钟跃民和郑桐闲得难受，真盼着赶快下乡，在北京待得有些烦了。倒是袁军因为父亲官复原职，好久没有露面了。
钟跃民和郑桐来到袁军家楼下，郑桐捡起一块石头，准备通知他一下，但被钟跃民制止了：“别扔，他爸要是在家就麻烦了，这老头子无缘无故被关了一年多，火儿正大着呢，再找咱们撒气。”
郑桐大声喊：“袁军。”
楼上传来袁军的声音：“谁呀？”
郑桐：“派出所的，找你有事。”
袁军的脑袋露出窗户：“我操，是你们呀，我说这派出所警察怎么一副流氓腔儿？你们等着。”
不一会儿，袁军穿着一身崭新的草绿色军装，精神抖擞地走出楼道。
郑桐推了推眼镜：“哎哟，你丫从哪儿扒这么一身国防绿，还是两个兜的大兵服？”
袁军得意地说：“发的，哥们儿当兵啦。”
钟跃民点点头：“不像是扒来的衣服，这小子还真当兵了。”
郑桐一脸不忿：“我操，你爸刚官复原职，你丫就当兵啦，这也太快了，几天以前你丫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呢，就这么一眨眼工夫，你丫就成了‘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啦。”
袁军有些不好意思：“本来今年征兵都结束了，嘿，时来运转，我爸被从号儿里放出来了，一打听，这批兵是去A军的，这个军可是我爸的老窝儿，我爸从1938年起就在这支部队，从军长到师长都是老熟人，这还了得？A军招兵敢不招他儿子，这不是反了吗？我爸二话没说，一个电话过去找军长，事就成了。军长发话了，让我晚几天去，在家多陪陪老头儿，反正新兵连集训3个月呢，晚几天报到怕什么。”
郑桐把手一背：“有这好事也不通知一下哥儿几个，这可是严重违反组织原则的错误，我们经过讨论觉得还是应该给你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下面的事你就看着办吧。”
袁军知道对不起哥们儿，忙说：“我请客，我请客，向哥儿几个赔罪，你们说，去哪儿？”
“当然是老莫啦，我们马上回家磨刀去，照死了宰你。”
“跃民，不是我不想通知哥儿几个，我是怕弟兄们受刺激，本来我都报了名，和你们一起去陕北插队，日子再苦哥儿几个好歹在一起，还能互相照应，可我突然变了卦，是有点儿不仗义。”
钟跃民笑着说：“袁军，这是好事呀，咱们这些哥们儿，有一个混出来也好啊，将来你要是混个师长旅长的可别忘了弟兄们。”
“将来我们哥儿俩没饭吃了，找上门去要饭，你不会轰我们吧？”
袁军的眼圈有点红了，他紧紧抓住钟跃民和郑桐的手：“对不起……这事儿怨我，是我不仗义。”
钟跃民一推袁军：“这是什么话，谁不想去当兵？有了机会当然要去，哥儿几个为你高兴啊，你怎么抹开眼泪啦？这可真不像条汉子。”
郑桐这时候也不忘挤对一下老对头：“你丫怎么跟娘们儿似的？真没劲，请我们吃饭心疼了吧？”
袁军立刻回骂：“你丫才是娘们儿呢，找抽呢是不是……”
钟跃民觉得该办的事差不多都办了，最后一件事应该是看看父亲去，张海洋的消息果然很准，的确是有一批老干部被放出来了，可钟山岳却不在此列。据说，他的问题很复杂，一时还搞不清楚。
钟跃民好久没来这里了，这个隔离审查学习班似乎比以前正规多了，变得越来越像监狱了。钟跃民和父亲相对而坐，父子俩中间隔着一张桌子，两个穿便衣的看守站在一旁监视谈话。
钟跃民告诉父亲，他要去陕北插队了，问父亲有什么要交代。
钟山岳一听倒是很高兴，他在陕北待过，对那里很有感情。他抽着儿子带来的香烟说：“哦，去陕北，那可是个好地方，虽然贫困，可那儿的人好，善良、淳朴，交朋友能掏出心来。1942年我们部队休整，就在陕北驻防，我了解那里的老百姓。”
钟跃民不大关心这个，他关心的是父亲的案子，他试探地问：“爸，袁军他爸被解放了，官复原职了。”
钟山岳回答：“这我知道，他本来也没什么事，1938年的干部，从参军起就没脱离过队伍，就算是想叛变也没有机会呀，说他是叛徒，纯粹是瞎胡闹。”
“可您的问题怎么总是搞不清楚？”
“我的情况不一样，当年在河西走廊，部队被打散了，战友们大部分战死，一部分被俘，我是少数突围成功的人。我在一个老乡家里养了半年伤，后来回到延安，1942年延安整风我被审查，新中国成立后‘肃反’我又被审查，这是第三次了。”
钟跃民问：“为什么不找到那个老乡做证呢，一问不就清楚了吗？”
“组织不比你傻，人家还不知道去调查？可那家老乡早就找不到了，抗战时，那个村子都被烧光了，人恐怕早没了。”
钟跃民大声道：“问题搞不清楚，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把人关着，这也太不讲理啦！”
钟山岳一拍桌子，制止道：“跃民，不许你这样说话，组织有组织的考虑，怎么能用这种口气议论组织呢？要相信人民，相信党，我的问题会搞清楚的。”
钟跃民大叫：“爸，您别傻了，他们这是故意整人，没有这件事，他们也会想出别的办法来。”
钟山岳大怒：“住嘴！你给我滚……”
“爸……”
“你别叫我爸，滚……”
看守把钟跃民推出会见室。
钟跃民伤心地喊着：“爸，我明天就走了，我要再看你一眼，你别轰我走啊，爸……”
钟山岳狠狠地关上门，他的脸上充满愤怒。
这次会见，总共不到10分钟。
出发的日子终于到了，永定门火车站人头攒动，锣鼓喧天。一条红色的横幅标语悬挂在月台上方，上面写着“热烈欢送北京知识青年赴陕北插队落户”。喇叭里传来用《毛主席语录》谱写的歌曲，歌声激昂。插队知青们个个胸前佩戴着大红花，一群有组织的中小学生在工宣队员的带领下高呼着口号：
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热烈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
送行的家长们拥挤在列车的窗口前向孩子们含泪告别。
钟跃民和郑桐坐在窗口，身穿新军装的袁军站在月台上为他们送行。他双手紧紧抓住两人的手：“跃民、郑桐，你们要保重，有什么需要的一定要写信给我。”
郑桐说：“扯淡吧，就你那6块钱津贴能干什么？我们哥俩儿要是没饭吃了，你能给我们寄饼干吗？你丫就吹吧。”
袁军争辩道：“我他妈总不能永远是6块钱津贴吧？万一哥们儿提了干，52块钱的工资总够买饼干吧？”
钟跃民拍拍袁军的肩膀，他知道这个家伙最好冲动，也最不让人放心：“回去吧，袁军，以后常通信，到部队可不能惹事了。”
月台上响起了铃声，列车要发车了，送行的人群突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哭声。列车上的知青们哭着从车窗中伸出手，向亲人们告别，离别的悲痛瞬时笼罩了整个月台。
袁军和郑桐泪流满面地握手告别。
钟跃民微笑着凝视哭泣的人群，他点燃一支香烟，从挎包里掏出一支双响爆竹。
列车徐徐向前滑动了。
人群中的哭声更响了，很多送行的人在跟着滑行的列车跑动。
砰！啪！双响爆竹被钟跃民点燃。
人群被惊呆了，哭声戛然而止。
钟跃民仰天长笑：“小家子气，又不是上刑场，哭什么？大丈夫横行天下，这才刚有那么点儿意思，好玩的事还没开始呢……”
人群中的袁军双手抱拳喊道：“好样的，跃民，你是条汉子……”他的话音没落，泪水已涌出眼眶……
第七章（）
天是铅灰色的，地是黄澄澄的，远沟近壑积留着斑斑驳驳的残雪，凛冽的寒风从北边的毛乌素大沙漠吹来，卷着草叶和细细的尘土，在广袤的原野上打着旋，发出尖利的呼啸声，不一会儿，人们的身上便落上厚厚一层黄土面儿。
陕北的冬季，不是黄尘蔽日，就是阴霾漫天，四野一片苍茫，风如刀剑，侵入肌骨。
钟跃民、郑桐一行10个知青被分配到石川村落户，这里地处绥德和靖边两地的中间，无定河和大理河的一条支流在此交汇，顺着山峁拐了个90度弯向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