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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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剑锋：根据刘经理的指示，我和会计具体经办，将资金打到外汇市场，兑换出七十五万美元，装进一只黑色皮箱里。我和会计陪着他乘火车到北京，住在北京饭店。他一个人乘出租车回家送钱，从此就失踪了。我和会计等了整整两天，后来实在不放心，就按他身份证上的地址去找他，找到地址后刘东阳的家人说刘东阳几年前就死了，身份证早就丢了。我们这才感到出事了，赶快往深圳三阳房地产公司打电话询问，据查号台答复，深圳根本没有三阳房地产公司这个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向安河市检察院报案了。
　　记者：到现在为止，你作为云阳调味器皿有限公司的副经理，你怎么看待这件事？
　　杨剑锋：我当时被槁糊涂了，回到安河以后也没搞明白，不能理解这件事。方氏保健调味球非常有发展远景，生产线建成以后，也许一年就能盈利六百万，没必要毁掉一个企业。
　　记者：据检察院证实，你们公司发放出去的一百多万只半成品，所用原料不是合成金属，而是劣质铁，其成本只是合成原料的十分之一。这个情况你事先知不知道？
　　杨剑锋：这件事是刘经理一手经办的，除他本人之外，没有人知道。会计看到的是发票，我看到的是原料和合格证，谁也不会去怀疑刘经理会对自己的企业做假，都知道他是一个财大气粗的人。如果说这个企业从注册那天起就是一个大骗局，那太令人不可思议了。
　　记者：在这个骗局中，你认为你个人应该负哪些责任？你们管理人员应该负哪些责任？
　　杨剑锋：不知道。我不认为我们雇员应该负什么责任，如果法律确认我们有责任，我也只好认命了，但我还是不知道应该吸取什么教训，也许是因为一切太真实了，也许是因为骗子太高明了。
　　这时，电视画面切换到一位四十多岁的检察官身上，并且打出一行字幕：安河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国忠。
　　记者：刘检察长，针对这起发生在我市的特大诈骗案，请你给我们的电视观众谈一些情况。
　　刘检察长：这起诈骗案，预谋之周密、诈骗金额之大。受害人之多，在我们安河市还是首例，省市领导都非常重视，我们也成立了专案侦破组，配备了强大的警力，一定要追查到底。我们已经进行了多方面的布署，侦破工作全面展开，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受害人共有八十三人，全部是农民，有相当一部分是贫困地区的农民，被骗金额是六百二十万人民币，其中二十万还留在账号上，这也是罪犯迷惑人的手段之一。
　　记者：罪犯投入几百万元的资金，这么大的骗局，罪犯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完成？
　　刘检察长：从无效的身份证，假三阳房地产公司和伪造的各种证明来看，预谋犯罪已确定无疑，从策划、筹资到实施，由一个人完成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现在还不能最后下结论。显然，这是一起高智商犯罪，罪犯从一开始就做好了反侦察的准备，这给侦破工作增加了难度。
　　记者：据说这个公司的部分销售人员还在外地处于工作状态，这是否意味着公司仍有继续经营下去的可能性？是否意味着这个公司仍有责任能力？
　　刘检察长：在允许新闻媒介报道之前，我们有意识地对公司的一部分人封锁了消息，这是出于侦破工作的考虑，并不意味着这个公司仍有责任能力。事实上，公司除了几台简易设备和办公用品之外，已经一无所有了，因为大楼和轿车是他们租用的，并不拥有产权。所以，受骗的农民有可能蒙受损失。
　　记者：据我们了解，受骗农民与云阳公司签定的加工合同全部是经过公证的，也就是说是真实、合法、有效的，那么公证机关是否负有连带责任？
　　刘检察长：公证不是担保，它只认定合同的真实、合法和法律约束力。据我们了解，所有合同的公证内容和程序都是合法的，公证本身没有问题。截止目前，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我们是要一查到底的。借此机会，我们正告犯罪分子，要认清形势，丢掉幻想，为自己的争取一点主动。
　　记者：各位观众，谢谢您收看《法制热线》节目。对于这起广大市民普遍关注的特大诈骗案，我们以后还将做追踪报道，请您注意收看。再见。
　　“终于下手了。”方子云心想。
　　他脸色苍白，手脚冰凉，呆呆地站在电视机前，脑子里顿时乱做一团。投入两百万元去设一个骗局，手笔之大，构思之严，决非等闲之辈可为。而六百万元，对于那些蒙受重大损失的农民将意味着什么？将会引发什么恶性后果？他不敢去设想。
　　总之，事情闹大了。
　　震惊之余，求生的本能使他必须去考虑自身的安全。根据电视报道的内容分析，他一直处在检察机关的监视之下，他与安河的电话联系一直处在侦破人员的控制之下，云阳公司一切运作正常的信息都是假的，是为了稳住他、试探他、观察他。他知道，自己是安全的，否则检察机关不会允许电视报道，也就是说，对他已经不需要再封锁消息了。他又想起了宋一坤曾经给他规定的事项——你的行为准则是：合情、合理、合法。从今天起，你的任何活动都必须能够说得清楚，无论从时间、地点。人证、物证等各方面都不得留下模糊不清的空白，都必须是真实的、坦然的。
　　对于以后发生的事情你不必推测，顺其自然。
　　他做到了，而且做得踏踏实实。现在，最重要的是进入自己的角色，找到这个角色的感觉。让事态顺其自然地发展下去。他的角色是什么呢？受害者，这场骗局中最大的受害者。女助手看着他呆滞的神态，关切地问：“方副经理，你怎么啦？
　　你说话呀。“
　　方子云停了半晌才绝望地哺哺自语道：“太突然了，让人怎么能相信呢？这是老天存心跟我过不去呀！”
　　“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另一位小姐自嘲地感慨道，“我们被人愚弄了，真看不出来刘经理居然是个骗子。其实我们早被监视了，还傻乎乎地策划、谈判，真可笑。还有你大诗人，天都塌下来了，您老人家居然还躲在屋里写诗。”
　　女助手关掉电视道：“现在还说那些有什么用？还是商量一下我们怎么办吧。”
　　另一位小姐说：“方副经理，事情已经出来了，信不信都由不得你，还是冷静下来面对现实吧。你是股东之一，我们是被你们公司雇来的，如果你有良心的话，趁着你手里还掌握一点钱，马上把我们这个月的工资发了，否则我们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再说，公安机关已经怀疑你了，你就是把钱留着最后也落不到你手里，我们两个人鞍前马后跟着你干了几个月，总不能让我们也跟着倒霉吧？”
　　“我脑子太乱，让我想想。”方子云无力地坐到沙发上，让人把烟拿给他。他点燃一支烟抽了一会儿，无可奈何地说：“好吧，工资发给你们，你们拿上钱准备一下，明天回家吧，我把火车票钱一并发给你们。”
　　第十章
　　就在这时，房门被打开了，一位客房服务员带着三名穿便衣的男人走进房间，然后转身离开了。房门被关上，其中一个男人说：“我们是安河市检察院的，来向你们了解一些情况。请两位女同志回到自己的房间去。”
　　两位女助手紧张地看了看方子云，被另外两个检察官带出了客房。
　　方子云想从沙发上站起来，刚做出动作。
　　“坐下，不要动！”检察官习惯性地喝了一声，然后目光向四周环视，从卧室的写字桌上拿起那首尚修改的诗，看了一下，又放回原处。
　　方子云狠狠地抽了一口烟，强压着火气冷冰冰地说：“同志，我不喜欢别人不经我的同意就擅自翻看我的作品，我对这种行为很反感。”
　　“你这是跟谁说话？”检察官也火了，“刚才的电视你已经看了，就不用我多说了，我不是到这儿和你聊天的，希望你端正态度，把自己的事情说清楚。”
　　“你怎么知道我看电视了？”方子云间。
　　检察官说，“你是云阳公司的法人之一，你应该清楚自己要负什么责任。可以告诉你，在找你谈话之前，我们已经把所有的情况都调查过了。”
　　方子云把烟头拧进烟缸，闭口不言了。
　　检察官拉过一把椅子，居高临下地在方子云对面坐下，问：“你第一次和刘东阳见面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谈了什么内容？”
　　方子云沉默。
　　检察官以责令的口吻说：“回答我的问题。”
　　方子云仍然沉默。
　　检察官似乎从方子云的沉默中感到了一线希望，威严地说：“不说话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事实永远都是事实，法律以事实为根据。”
　　“你错了。”方子云终于开口了，冷言道，“法律首先把每一个人都假设成罪犯。这个我懂。从你的口吻里我能感到，你已经把我当成罪犯了。我拒绝这种审问式的谈话，我有权用我认为合适的方式维护我的人格和尊严。”
　　检察官有些失望，换了一种口吻说：“好吧，我们坦率地谈谈。刚才是我态度生硬，我道歉。”
　　于是，方子云从怎样与刘东阳见面开始，一五一十地将事情的经过叙述了一遍，讲得非常细致、具体。最后说：“我所讲的都是事实，你们可以去调查。我对我所反应的情况可以负任何法律责任。”
　　检察官点点头：“我们已经去过玉南油田了，不但做了大量的调查，而且还依法搜查了你的房子，请你理解。到现在为止，我们是相信你的，也希望你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
　　方子云说：“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了，我甚至还没完全反应过来，还没有真正从心理上正视这个事实。”
　　检察官说：“我知道你是一位诗人，你为什么要改行经商呢？那并不是你的特长。”
　　“怎么说呢？”方子云苦笑着道，“过去有个曲线救国的说法，我就算曲线救诗吧。时代变了，诗人一文不值了。我想，如果有了钱，我就可以自费出版我的诗集，再搞一个诗社之类的活动，尽我一生所能，为诗歌的复兴作一点贡献。但是现在，全完了。”
　　检察官问：“研究调味球，是你自己的主意还是别人给你的建议？”
　　“当然是我自己的主意。”方子云说，“我是单身，工资又不高，吃饭还是以自己做为主。每次改善生活做料包的时候都很麻烦，非常希望能有一个反复使用的料包，时间一长，想法就出来了，这也叫实践出真知吧。后来我把思路扩展了一下，觉得这个产品一定有市场，于是，就向朋友借了一笔钱，请专家帮助研究。后来钱不够，又借了一笔。一共十五万元。”
　　“是谁给你提供的资金？”检察官问，“十五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眼下还有什么能比借钱更难呢？”
　　“借给我钱的人叫宋一坤，是我大学的同学。”方子云答道，“我不但借到钱了，而且每次借钱都是在宋一坤自己也需要用钱的时候，而且既没有借据也没有利息和偿还期限的口头协定。”
　　“为什么？”
　　“君子之交。”方子云说，“如果他向我要求什么，或者我向他承诺什么，我们都会感到自己侮辱了对方。这种人格的交情，商人是无法理解的。从另一个方面说，他既然借给我钱就准备担风险了，如果我失败了，即使给他写了契约又有什么实际意义？
　　我可以自信地说，只要我肯伸手，宋一坤还会帮我。“
　　“那么，”检察官说，“作为你这一方。你有没有想过要珍惜这种君子之交？
　　你有没有想过，一旦你无力偿还怎么办？你不在乎是否对得起朋友对你的信任吗？“
　　“怎么能不想呢？”方子云叹了口气，停了老半天才吃力地说，“这是我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借钱之前在想，借钱之后还在想，这个问题自始至终困扰着我。
　　伸手借钱，下这个决心真不容易。“
　　“想出来点结果没有？”检察官问。
　　“一定要回答吗？”方子云反问。
　　检察官点点头。
　　方子云沉思了一会儿，说：“好吧。我可以告诉你。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就是对我下面的一段话希望你们不要公开，因为那是我的个人隐私。”
　　“如果与本案无关，我可以保证。”
　　“谢谢。”方子云自己点一支烟，说，“其实，在借钱之前我一直有自杀的念头。我敢肯定，宋一坤了解我的心态，他只是照顾一个男人的面子不说而已，因为这种心态不是别人劝两句就可以解决的。我想，我应该属于那种有妄想症的人，我想成为大艺术家、大诗人，受人尊敬，被人崇拜。但是我生错了年代，这个时代既不需要诗，也不需要诗人，只需要金钱。我是这个时代多余的人，我应该属于古朴的时代。作为诗人，诗的高贵与精深、诗的窘迫与尴尬，也只有诗人能体会。”
　　“但是，我不甘心。”方子云接着说，“我思索了很久，还是决定最后挣扎一下，也许我能成为命运的征服者，成为英雄，用我挣来的钱为诗歌的生存输血。于是，我借钱了。说到借钱，我首先想到的是失败。我早就打定主意了，既然事业上没有前途，如果经商再失败了，我就只能以死解脱，我会在遗嘱里写明，我的四本尚待出版的诗集共计五百多首诗，连同我的有关诗歌方面的文稿，全部归属宋一坤所有，以此作为我对他的一点报答和补偿。这是我惟一能做到的。”
　　“四本诗集能值十五万元吗？”检察官平静地问，“你刚才不是说，诗歌一文不值了吗？”
　　“这就是我无能、无奈或者无赖的一面，如果你一定要从商人的角度理解的话。”
　　方子云有种被嘲讽的感觉，并不掩饰自己的愠怒，说：“关于四本诗集的商业价值，如果我死了，可能情形就不一样了，但我必须是已经死了，自杀了。我自信自己在社会上，至少在文学界多少还有一点知名度，其实刘东阳让我搞广告。推销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如果我死了，文学圈子多少会泛起一点涟漪，这时候诗集的商业价值有一个新闻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