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实之间-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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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们希望由我提出来，取消这次会面，我想他言之有理，便改约老陆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再找个地方聚聚。后来那次见面颇为不易，使馆规矩多，出行太费周折，我们俩索性偷偷从使馆后门溜出去，在亮马河上的一条铁皮船上喝了几瓶啤酒。
我们曾经同在南太平洋一座小岛上参加一个论坛，休息期间，我对他说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话：“老陆，现在的你属于这个国家，而不仅仅属于自己，我能想象你的生活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高处不胜寒，你要多保重。”当人处在责任和权力的巅峰，孤独与牺牲在所难免。他让我把“高处不胜寒”几个字写下来留给他，他很喜欢。
为了满足我的虚荣心，他也曾经题词送给我。我说：“虽然家里有跟你的合影，但别人会以为是某次采访的应景之作，还是写几句话给我比较好。”他痛快答应：“那我就借用一下毛主席送给华主席那句，你办事我放心。”
六个歪歪扭扭的字写完，他又稍加演绎，在“你”字下面加了一个“心”。“我喜欢用‘您’这个字。”他说。
37、我现在是“小伙计”
正如老陆所言：“政治很难预料，未来谁知道？”我们相识这七年间，他的政治生涯跌宕起伏。他曾是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总理，风光无限；然而不到三年，尚未完成首个任期就黯然离任，成为澳大利亚战后最短命的一届政府。
2010年6月，我去多伦多报道G20峰会，以为会见到老陆。按照惯例，他的照片已经出现在峰会的宣传手册里。没想到6月24日，距离峰会召开仅余两天时间，却传来老陆辞职的消息，随后缺席G20峰会。
事实上，陆克文是20国集团最主要的推动者之一。他强大的语言能力使之可以用中文和胡主席交流，用法语和萨科齐会谈，用英语和奥巴马对话，努力促成各国政府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几次集团峰会召开之后，G20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合作最重要的论坛。
我从CNN电视直播中看到他发表辞职演说，眼含热泪，几度哽咽。我也一下子泪流不止，想到“高处不胜寒”，替自己的朋友感到难过。
有人说，对矿产资源行业征收资源超额利润税，是陆克文下台的直接导火索，而他的副手吉拉德的突然逼宫则让他措手不及。
待伤感的情绪平复下来，我跟老陆通过一个电话，开玩笑说：“现在我们联系起来就方便了！”此后一段时间，我们还真的联络频繁，似乎是要弥补过去两年多失落的友情，但是很快，他就告诉我他将在吉拉德政府中出任外长，还自嘲道：“我现在是小伙计。”
刚刚听到这个消息时，我自然很吃惊，不知他会如何处理与总理继任者的关系。几个月后他再次来到北京，准备接受我的专访，不同的是这次不再有浩浩荡荡的车队了。采访之前，我们一起喝了几杯酒，叙叙旧，彼此的距离又变得很近。出于对朋友的信任，他愿意回答任何一个“尖锐”的问题。
在正式采访中，我问他，为何会接受吉拉德的邀请，甘做昔日副手的副手。
他说，我也是普通人，不是圣人，因此与她相处并不容易。但是我有才华和能力，面对党内的政治挑战，我的决定是继续做下去，帮忙解决问题，作出贡献。这是充实人生的本质所在，争斗没有意义。至于面子不面子，没那么重要。
虽然我已与他如此熟悉，这番话还是令我感动。他说，那幅“旗开得胜”的书法依然挂在他办公室的墙上，天天看，只是现在的办公室比过去小了。
不当总理的老陆，又可以与我经常见面了。我们最近一次见面是在APEC会议结束之前的夏威夷海滩上，一个角落，几瓶啤酒，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老陆出身于昆士兰州的普通农家。父母亲从小就告诉他：“做出努力，未来是你的。”从议员到总理到外长再回到普通的议员，老陆走了十四年，并且坦然面对每一次大起大落。
我们初次见面时曾经谈到，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从地图上看，它最近的邻居是印度尼西亚，而它的种族以白人盎格鲁撒克逊后裔（WASP：WhiteAngloSaxonProtestant）为主，多是新教教徒，以英语为母语。因此它地理上靠近东方，心理上又属于西方，注定将成为东西方对话的桥梁。
今天的老陆身为澳大利亚国会议员，仍在扮演这样一个伟大的角色，用他所熟知的英语和汉语去弥合东方和西方的差距。他说澳大利亚要成为中国的“诤友”。真正的友谊是敢于说出不同意见、能够就争议问题进行有原则的对话的。
陆克文在任总理期间，国人对他存在一些争议，这也很自然。作为朋友，我认为他首先是澳大利亚的总理，其次才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因此他作出的所有决定，首先要考虑澳大利亚的利益，我们不应脱离这一前提，而对他抱以不切实际的期望。实事求是地说，他也曾经为中澳两国的贸易合作做过很多真诚的努力。有些关于他的传闻，也是“演绎”多过事实。
我坚信他对中国人、对汉语、对中国文化的感情是真挚的。
是否有一天，老陆会以某种方式重回澳大利亚的政治舞台，乃至重回世界的政治舞台？一切皆有可能。
38、白宫西翼走出来的时尚红人
我与基辛格博士有幸多次会面，有约见，也有邂逅。
印象最深的是在北京的一次午餐。一桌人吃饭，我因为做节目来得最晚，千不该万不该。但基辛格博士，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竟然主动站起来向我问好，让我着实受宠若惊。也许是因为疲惫和时差，老人在餐桌上说着说着就把眼睛闭上了，坐在那里像是睡着了，我几次轻声把他唤醒，因为实在是太想听他聊聊过去和现在的中国，美国，还有世界。而了不起的是，醒过来的他竟然可以立刻加入谈话，思维仍然敏锐，见解依旧独特。他还是那么敏锐。
坐在这位老人身边，感觉和历史离得特别近。这位当年影响过世界的人物、中美关系的破冰使者、见证中美几十年风风雨雨的活化石，可能也是唯一还健在的，与毛泽东及其后的每一代中国领导人都有着深厚友谊的美国政治家。
作为晚辈，我缠着老人给我们讲讲鲜为人知的逸闻趣事，基辛格也就从他浩如烟海的记忆里翻出了几个为我们娓娓道来。这是其中最精彩的一个，以前我从未听过：
基辛格和尼克松最后一次见毛主席。毛主席年事已高，幽默地对尼克松说：“我就要去见马克思了，用你们西方人的话来说，就是要去见上帝了。”
尼克松和基辛格一时不知该怎么接这句话。两人商量片刻，尼克松说道：“您不会很快见上帝的，因为，要想同时容纳上帝和毛主席，天堂还不够大。”（HeavenistoosmallforbothGodandtheChairman。）
最精彩的是毛主席的回答：“我什么时候去见上帝，是中国自己的事。你们这是在干涉中国内政喔！”
寥寥数语，多少羽扇纶巾尽在其中。
午餐结束，我从书包里掏出一本他的著作《大外交》（Diplomacy）——这是我们大学期间的必修课——请老人帮我把一些始终没弄明白的地方解释了一下，顿时豁然开朗，特别是关于大国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名言。
几天后，竟然还收到了基辛格从纽约寄来的亲笔签名信。这也是很多政治家的习惯，让所有见过他的人都觉得很受重视。
基辛格的新书《论中国》（On China）是一部关于中国的鸿篇巨制，根据过去四十年对中国的了解、观察，与中国领导者的对话，以及查阅大量史料，他从远古时代的中华文明，写到21世纪的现代中国，对中国的政治、历史、文化、外交等，作了一场全方位的深入解读。
在基辛格身上，还有大多数中国人并不了解的一面，就是所谓的KissingertheSwinger。他曾是美国的时尚社交圈的大红人，从纽约的沃尔多夫酒店（WaldorfAstoria）到巴黎的丽兹·卡尔顿（Ritz Carlton），从白宫西翼走出来的基辛格出现在各个绚烂多彩的时尚Party上，身边也总有各色美女陪伴。他比任何人都更早懂得如何和媒体打交道，如何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社会名流。基辛格明白：在一个大家为名人倾倒着迷的年代，做一个时尚名人会给他带来更多的影响力。
他对男人的魅力有着特殊理解。传说基辛格当年的一位女朋友曾经问他说：“是什么让男人性感？”基辛格回答说：“是权力！权力是最有效的催情剂。”（Power！Poweristheultimateaphrodisiac）我一直没有机会向他确认这段对话的真实性，如果是真的，我理解这里的Power指的不仅仅是政治权力，而是广义上的男人的影响力和渗透力。
这个可爱的颤颤巍巍的老爷爷，直到今天，对美女的兴致依然不减。有时候，他一说话就控制不住地流口水，但见到漂亮姑娘仍会下意识地挺胸收腹，甚至抛个媚眼。跟我们拍照时，他的眼中可没有这般炯炯神采。有一年秋天，在纽约公园大道和第五十几街交界处的一家法国餐厅里，我正在和几个老朋友吃午饭，蓦然回首，发现基辛格就在后面，正和一位身材高大、穿着豹纹紧身衣服、头发染成金色的黑人女性比肩而坐，共进午餐。我走上前去问候，基辛格也把这位女士大方地介绍给我，但我始终没弄明白她究竟是谁。
但Henry永远是Henry，一位了不起的世纪老人。
39、人生悖论：越有钱越焦虑
每个人生活在这世界上，都背负着一堆“纸枷锁”。我上大学的时候读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谈到生为男人的使命。男人首先要是一个开拓者，冒险家，充满胆识和魄力。第二是士兵，很强壮的人，像施瓦辛格这样，保护弱者，主持公道。第三是技术专家，小到换灯泡、修保险丝，大到装电脑，修汽车，卷起袖子就能干。第四是提供面包的人，能挣钱养家。最后还得是上帝，救赎者，帮助他人脱离苦海。
这些纸枷锁其实一挣就开，但是一辈子都不敢挣开，因为后果太严重。我们的另一半——女同胞，会因此说你不是男人，让你觉得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不过女同胞也有纸枷锁。从小玩着芭比娃娃长大，要求自己胸多大，臀多宽，腰多细，如果不符合标准，照镜子就不能悦纳自己。
和外国人相比，中国人的枷锁又尤其多。人生在世，这些枷锁很难挣脱，但是活到一定年龄之后，就要想办法把它们尽可能地卸掉，否则永远得不到自由。
在我认识的人中，纸枷锁相对少的人不多，张朝阳是其中一个。他曾是我爸爸的忠实读者，非常喜欢他30年前的作品《新来的小石柱》，留学美国时还常用“小石柱”的经历激励自己。我和他成为朋友大概也有这层原因。他从小喜欢挑战现有制度，用他自己的话讲，叫“浑不吝”。在卡拉OK，我们唱歌，他在一旁跳着自创的舞，极其投入，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高兴就行。
朝阳活在一种飘忽不定的状态中，也可以说是“为当下的兴趣而活”，这一个小时不知道下一个小时要做什么。如果我们偶然遇见，聊得高兴，他就会一直聊下去，其后的安排都依次顺延。也许有人会说，如果他不是这么“成功”，还能如此随性吗？也许不能。不过换个角度看，究竟是因为成功才随性，还是因为随性才成功，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在北京，我的一些财务上很富有的朋友，希望跟我一起去纽约，看看那里的“成功人士”如何生活。
尚未成行，我先给他们讲起美国富商格兰的故事。他曾请我去他家度周末，那是位于纽约郊区的一座从洛克·菲勒后人手中买下的庄园，有山川、湖泊、网球场，养着马、百年老龟和大块头的火鸡，一派宁静素朴的田园牧歌。他为客人准备的独栋别墅温馨而舒适，古老的木头房子，屋外有大片绿地和游泳池，空气里弥漫着青草香。他们追求自然，注重环保。不穿PRADA，也不戴劳力士。兴致好的时候，他们会买几头牛，从阿根廷运过来，让它们在庄园里闲散地走一走，然后打电话呼朋引伴，“我们家的牛到了！”大家都来欣赏这道“移动的风景”。
可惜我所接触到的大部分新富起来的中国人，都还停留在对奢侈品顶礼膜拜的阶段，豪宅豪车，一掷万金。财富为他们带来了体面，同时套上了枷锁。我有一位老大哥是很有钱的商人，长期焦虑失眠，看见床就恐惧，后来只好去印度一家瑜伽学院学睡觉。为他送行时我还开玩笑说，如果你开悟了，决定留在那里不回来，别忘了把你的红木家具分我几件。英文中用“婴儿般的睡眠”形容一个人睡得香，折腾了半生事业，反而还不如婴儿时期睡得好，这是人生的悖论。
年轻姑娘们也早早给自己套上了枷锁，目标是嫁给有钱人。譬如港台地区那些“德艺双馨的女艺术家”，不嫁入豪门便没法向公众交代，更没法向自己交代。实在进不了豪门，就嫁给外国人。对外国人的评价要纳入另一套体系——城市户口还是农村户口，处级干部还是科级干部，住的是别墅还是公寓，做的是上市公司还是小本买卖——好像都不那么重要，因此不失为一条很体面的退路。
我见过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他们用钱买不到快乐。飞机、游艇、豪车、别墅、雪茄……不过如此。有一个经济学术语叫做“边际效应”，通俗地解释，就是吃第一块红烧肉感觉特别香，第二块、第三块“还行”，吃到第五块就腻了。物质带给人的边际效应是极其有限的，快感迅速递减，相当靠不住。层次越高，能够实现的满足感越小。今天开拖拉机，明天开宝马，感觉太好了！连开一个月就审美疲劳，最后只有开飞机了，但是开多了也就那么回事。
40、“名气这玩意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