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实之间-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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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岁的施瓦辛格和55岁的太太终于分手，25年婚姻，三个孩子。想当年一个是共和党动作巨星，一个是民主党肯尼迪家族的骄傲公主，好一段佳话，在完成了州长的任期后终于落幕。
施瓦辛格在任期间，公众形象近乎完美，所以当他那位虎背熊腰的情人曝光时人们大跌眼镜。惊讶吗？可又有谁真正理解所谓名人的寂寞？
这件“丑闻”曝光之前我专访过他，和印象中英俊威猛的“终结者”大不一样，他已经年过花甲，颇显龙钟老态，当然思维依然敏锐清晰，且怀有远大的政治抱负。若不是因为美国法律规定非本国境内出生的人不能参与总统竞选，我真的相信美国总统才是这个奥地利硬汉的终极目标。
我对施瓦辛格的评价是——一个“美国梦”的成功践行者。在面对面的交谈中，我能感觉到施瓦辛格是一个严格自律、追求完美的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力求政治上完全正确，逻辑上滴水不漏。他说，一个人不仅要努力成为第一名，而且要把第二名远远甩在身后，这样才能真正地脱颖而出。他一度包揽下所有的世界级健美冠军，包括五次“宇宙先生”，一次“世界先生”，六次“奥林匹亚先生”，令他人望而却步。为了给后来者留一些机会，他才退出健美界，其后又缔造了一个又一个影坛传奇。
在采访中，我也觉察出他似乎有心事，现在想来，应该与私生活的困扰有关。如果当初没有与肯尼迪家族联姻，施瓦辛格就无法跻身美国主流社会。“成功”的人生当然也要付出代价。但凡是个名人要人伟人，都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圈子里，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专机、红毯、鲜花。好是很好，但也寂寞，外面的人难以接近，身边信得过的人不多。他们去过世界上很多地方，但是从来不能像普通人一样双手插兜在街上闲逛，或者找家小饭馆尝尝民间美味，日程都是以分钟计算，干什么不干什么都有明确要求。
人们都以为名人的选择很多，事实上我见过的大多数名人，通常在生活中没的选择。对施兄来说，环球美女如云，可他又敢和谁接触？别说交朋友，就算多看谁一眼，拍了谁一下，第二天都是报纸上的新闻标题，引来口水无数。这种时候，胆大敢冲、又冲得进去的，往往轻易得手。硬汉也有寂寞脆弱的时候，恰好家里有个朝夕相处的女同胞，不管长相如何，至少对他很好，这就很容易犯错误了。而且再不好看的女同胞，在家天天看也看惯了。
不只施瓦辛格，国内很多高官落马，为的都是一两个旁人看来并不出众的女人。旁观者替他不值，当事人却是情非得已。
高处不胜寒，放之四海而皆准。
4、精英的游戏
我认识一个喜欢中国功夫的叙利亚人，最初我们在北京一家健身房里偶遇，他对我说，他是里法特·阿萨德的儿子，我不相信。后来我动用了伦敦和纽约的“线人”求证此事，他们通过我描述的一些细节，确定此人身份不假。
上世纪60年代，哈菲茨·阿萨德、里法特·阿萨德兄弟发起政变，推翻叙利亚前政权，当上了总统和副总统，史载“腥风血雨阿萨德”是也。十几年后，两兄弟反目成仇，里法特欲从哈菲茨手中夺取政权未遂，带着钱和军队流亡到法国和西班牙，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授予他法国国籍。
2000年，哈菲茨·阿萨特去世，里法特再次夺权未遂，哈菲茨的儿子巴沙尔·阿萨德继任叙利亚总统。而我在北京健身房偶遇的这个年轻人，是里法特第四个太太所生的最小的儿子，深得其父宠爱，论亲戚，应该是现任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的堂弟。
不久前我去伦敦，他邀请我和他们全家一起喝下午茶，在一家清静的餐厅里，我见到了他的父亲——里法特·阿萨特。老人抱着自己的孙子，和颜悦色地与我打了招呼，又继续享受祖孙俩的天伦之乐，场面颇为温馨。
回到北京以后，我在美国《新闻周刊》读到一篇报道，详细记录了里法特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领主生涯，镇压之血腥令人胆寒。1982年，里法特曾指挥军队镇压“反叛分子”，他对一名美国记者亲口承认，在那场大屠杀中，至少有38万人丢掉了性命。尽管流亡近三十年，里法特仍然一心想返回叙利亚权力中心。现在，现任总统，也就是他的亲侄子巴沙尔在国际上日益孤立，国内局势风雨飘摇，里法特趁机再度提出应由自己接管叙利亚政权，希望获得国际社会援助。
读了这篇报道，我久久回不过神儿来。那个在伦敦与我共进下午茶、慈眉善目含饴弄孙的老者，和杀人如麻的中东军事领导者，是同一个人吗？一时间我深感自己心目中对“人”的评价体系，在历史面前如此苍白。一个人在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时间去看另一个人，感受竟有天壤之别。青史留名者（无论美名还是臭名）的功过是非，恐怕连“盖棺论定”都为时过早。往往需要几十年，在不同的时间、立场、尺度上得出不同的结论。
并非每一个人都向往这种“精英”的生活，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就是一个不想当政治家的政治家。他曾经在辞去首相职务后坦诚地对我说：“如果人生可以重新选择，我一定不会选择从政。”但他显然无法选择，他的父亲福田赳夫在1976—1978年出任日本首相，在位期间与邓小平签署了《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福田康夫是家中长子，所以生来就获得了日本政坛入场券，注定要步父亲之后尘，而且一生都要沉浮其中。
日本的几任首相我都采访过，他们的人生的确很谨慎很辛苦。这种谨慎和辛苦不仅仅因为要对一国之民负责，还因为日本民主政治在某些地方比美国还要超前，监管极其严格。
我去过日本财长的办公室，朴素得难以想象。尽管日本平板电视拥有国际领先的技术，但财长办公室里还是一台老式显像管电视机。日本国会议员的办公室面积很小，只有美国国会议员办公室的1/10或1/5，更为夸张的是，他们的秘书很多都是自家兄弟姐妹，这样可以降低人力成本，为纳税人省钱。
乱花纳税人的钱是一项很大的罪名，哪怕只是换了一台平板电视，被反对党揪出来就成了腐败的把柄。一旦当上一把手，就意味着你必须为过去和现在所有的行为负责。假如十年前你少缴纳一笔养老金，或者三年前少交一次电话费，哪怕只是无心之举，只要有人提供证据，就必须引咎辞职。甚至助手在竞选过程中喝了一杯老百姓的啤酒没给钱，也会被说成很大的事。
记得洪博培刚刚当上美国驻华大使的时候，很多人跟他开玩笑，说他是下一任总统的最佳人选。一次我跟他一起吃饭，问他想不想当美国总统，他说不一定。因为一个人要参加总统竞选，就意味着他的整个家庭，甚至整个家族都要付出代价。不但妻子孩子，还有七大姑八大姨，都要被媒体查个底儿掉，才算对国民有个交代。更何况当上总统以后，便很少再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对于洪博培这样已经坐拥亿万身家的人来讲，犯不上。
领导也是人，但领导过的日子，有时真不是“人过的日子”，不过也罢。
5、一个球砸到三个总统
我第一次去达沃斯是2001年，那个机会很特别。之前我采访过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先生，他问我：“你今年多大？”我含糊作答：“不到30岁。”施瓦布先生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继续追问：“到底是二十几呢？”我只好实话实说：“24岁。”没想到他很高兴地说：“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想做事的年轻人！我会亲自提名你竞争‘全球明日精英’（Global Leader for Tomorrow）。”于是那年冬天，我来到冰雪小镇达沃斯，开始了11年的达沃斯生涯。
我在达沃斯有过多重身份：世界青年领袖评审委员会委员、达沃斯全球事务理事会（Global Agenda Council）理事、媒体理事会理事、论坛会议的主持人之一。每年，我们列出一个名单，在世界范围内遴选百余位优秀人才，作为达沃斯青年后备力量。至于达沃斯全球事务理事会，则是一个研究世界发展趋势的机构。每一位理事通过电话、邮件、网上社区进行讨论，确定每年达沃斯经济论坛的议题。这些议题往往存在于当前的视线之外，具有一定前瞻性，有心人能够从这里更清晰地看出世界未来的走势。
电视里的达沃斯，是一个美丽素净的冰雪王国，天地洁白的童话小镇，所以这个地方在人们心中总有一种“传说中的色彩”。事实却没有这么美好浪漫，每到年会，正是达沃斯最冷的时节，雪大路滑，每年都有人摔倒受伤，但第二年仍然乐此不疲。
对于重要的国际会议，location（地点）的选择很重要。达沃斯地处山区，与世隔绝，进去一趟不容易，出来一趟也不容易。所以人们一旦进去了就不想再挪窝，踏踏实实住上三天，把各种会议开完了再走。想象一下，如果下一次论坛转战巴黎或纽约，得有多少人中途开溜啊。正因来亦难，走亦难，达沃斯的硬件设施也就不那么讲究，反正你别无选择。
小镇上星级酒店只有寥寥数家，早已被各国政要包下来，像比尔·盖茨这样不可或缺的角色，据说已经向酒店预交了未来十年的订金。所以我们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能订上一家与“如家”档次相当的，已实属万幸。
记得有一年和同事一起去达沃斯，我们花大价钱订下一个房间，进门一看，屋里空荡荡的，除了两个柜子什么也没有。我想这大概是客厅，随意感慨道：“不错啊，还是个套间！”可是继续往里走，并没有发现卧室的存在。睡在哪儿呢？难道是打地铺？我打开柜子寻找被褥，却惊喜地发现科技以人为本，柜子里竟有一张折叠床，稍微用力一压就可以放下来，不需要的时候拉一下，它又自动弹回柜子里。
达沃斯酒店房间里的电视机都很小，大小跟iPad差不多，好在还是彩色的。而且跟我的很多同事相比，柜子里有张折叠床已经相当不错。我们一位同事在微博上分享了今年他在达沃斯的住处——一个地下篮球场改装的简易房，躺在床上，头顶正上方便是一个挂在墙上的篮球架。
过去很多年间，中国人在达沃斯论坛上总感觉自己是个打酱油的围观者。第一，这种西方人主导的游戏规则会令很多人不舒服；第二，达沃斯论坛不允许带太多随行人员，突然没有了前呼后拥的风光，还要忍受简陋的食宿条件，很多人不习惯。第三，英语是达沃斯的通用语言，而且重要的私人会晤不可能带翻译，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面对面直接交流，如果你的英文不够好，也会有种被边缘化的感觉。
我因为工作关系，算得上参加达沃斯论坛次数最多的中国人之一。很多人表示不解，不好好在国内待着，去达沃斯凑什么热闹？人家也未见得爱带你玩儿。
原因很简单：那里是一个重要的国际言论集散地，如果中国人不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就会有其他对你不利的声音和观点冒出来，左右别人对你的看法，严重影响你在世界上的声誉。
2010年，在我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议题首次进入达沃斯论坛的官方议程，中国主动参与议程设置、议题选择，在嘉宾的取舍方面有一半的发言权，这意味着中国的软实力也在日益提升。为了争取这一块自己的阵地，我们奋斗了十年。
一次在天津举办的达沃斯夏季论坛上，施瓦布主席握着我的手说：“成钢，十年前，我认识你的时候，你是我们世界经济论坛为数不多的中国朋友之一。论坛在中国有今天这样的影响力，和你的贡献分不开。”他的这些话，是对我十年达沃斯生涯最好的鼓励和肯定。
6、没有克拉就没有幸福？
记得是我上中学的时候，也许更早，有句广告语就已经深入人心：“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与之同时出现在电视画面上的，是一颗360度光彩夺目的钻石，以及一男一女幸福相拥的背景。我对钻石并无特殊兴趣，只当它是一种珍稀矿物，但也时常听到业内人士说到钻石的本质和“保值”的虚妄。那天专访南非副总统莫特兰蒂先生，他的几句话把事儿说清楚了。
南非是中国在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有着“钻石王国”之称，世界上70％的原钻都产自这里。尽管如此，世界上四个主要的钻石加工中心却都在欧洲，这使得在整个钻石加工贸易产业链中，作为上游的南非获利却远远不如其下游环节。我对副总统的访谈，便涉及南非针对这一现象将采取的举措。
我有幸与南非三任总统都曾有过交集。总统祖马为人爽朗，但谈到钻石问题却有些含糊其辞欲言又止。副总统莫特兰蒂和祖马风格不同，他是经济学者出身，在经济方面有着深刻的专业见解，并且担任过代总统，所以敢说敢言，讲话有底气。
在交谈中聊到，金融危机期间，钻石和黄金一样，价格曾飞速上涨，总统先生却立刻打破了人们在钻石与黄金之间画上的等号，说：“钻石跟黄金不一样，钻石只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虚荣心。”
这个说法似曾相识，但当它出自钻石王国的总统口中，意义却非同一般。
“钻石不过是碳。伦敦的中心销售机构（Central Selling Organization）严格管控着全球的钻石市场，他们首先进行存货，只向市场上释放一小部分，人为的造成供不应求的局面。价格上涨并不是因为钻石会枯竭，而是他们控制了钻石的市场供应。”
相信“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的人们大概很难想象，全世界大多数的钻石都被一家叫做戴比尔斯（DeBeers）的公司垄断着，有关钻石的各种美好象征，当然也是他们的发明创造。戴比尔斯由英国人赛西尔·罗兹（CecilJohnRhodes）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