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实之间-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牛泄刈晔母髦置篮孟笳鳎比灰彩撬堑姆⒚鞔丛臁４鞅榷褂捎⒐巳鞫ぢ拮龋–ecilJohnRhodes）于1887年在南非创立，其初衷就是要“建立一个稳定有序的钻石原石市场体系”，它控制着全球60％的钻石矿，因而有能力“调节钻石的需求走向”。其余那40％的生产商也必须将自己家的原石以指定价格卖给戴比尔斯，否则戴比尔斯可以通过释放库存来压低市场价，令你血本无归。据说戴比尔斯的高管曾经一进入美国国境就会面临被起诉，罪名便是垄断。
有一部黛咪·摩尔和我很喜欢的迈克尔·凯恩主演的电影《完美无瑕》（Flawless），讲的是一个面临解雇的钻石公司女员工和即将退休的清洁工联手盗窃钻石保险库的故事。电影里钻石堆积如山的写实画面令我印象颇深。钻石并不是我们这个地球真正意义上的稀缺资源，听说地下还有无尽的钻石矿未被开采，它的价值只是垄断的结果，它的意义也只是人为的赋予。
“钻石不过是碳”，这并非秘密，而是常识，我们在初中化学课上早已了解。碳是自然界分布最广、储藏量最丰富的元素之一，遇到合适的温度和压力，便形成了钻石。可惜，钻石商和奢侈品商的巨额广告营销费足以收买各种媒体，特别是有关“生活方式”的，也足够雇用最庞大的水军，和各路名人——由不得你不信：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戴比尔斯公司花了20年时间终于让中国女人相信：钻石的克拉数是爱情的象征。”2011年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这纯属营销作祟，钻石除了观念中的价值外，毫无用处。中国人被戴比尔斯说服以为钻石是女孩最好的朋友，这其实毫无逻辑。中国人比我们欧美人更把钻石当宝贝。”
2011年5月，戴比尔斯扩张的脚步终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其“精品旗舰店”在北京“新光天地”闪亮登场，据说只接待固定的客人，只定制最昂贵的梦想。此言既出，不知又有多少人的心被搅得蠢蠢欲动。
对于很多从来没有拥有过钻石的中国人，谈论钻石的本质，或许的确不合时宜。因为，我们也许连自己的心的本质，都还没弄清楚。
7、人傻，钱多！
就在近两年，中国人对奢侈品的消费热情空前高涨，原因很多。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境外采购变得相当划算；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等等说法，也令中国人的国际地位在西方媒体及民众意识中大为提升，国“财大”则民“气粗”。于是路易·威登、香奈儿、爱马仕、卡地亚……种种过去可远瞻而不可亵玩焉的物件，飞入寻常百姓家。奢侈品，仿佛正在向着“必需品”的角色转化，装点着中国人最看重的“面子”。
此举在欧洲受到热烈欢迎。欧盟贸易委员德·古赫特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在欧洲的很多奢侈品店，都能看到中国人的身影。这对欧洲经济有利，我们何乐而不为？”然而作为众多奢侈品的发源地，欧洲人是如何看待奢侈品呢？德·古赫特说：“这是一个小众的市场，只有少数人买得起。”
欧洲的小众趣味到了中国，竟成了大众流行，比这更有意思的是，“名牌纸袋”也随着奢侈品的行情一路看涨。买不起名牌包？没问题。拎一个印有名牌LOGO的纸袋一样能招来路人的羡慕嫉妒恨，以为你刚从某名牌店扫货归来。因此正版的名牌纸袋售价近百元也依然大行其道，哪怕其实际成本可能不足1元。“A货”名牌纸袋更是供不应求，看上去和正版没有任何区别，售价却只在几元到十几元不等。
曾有一些向往奢侈品的人和我探讨“有钱人”的生活，我的回答让他们有些失望。已故台湾首富王永庆的女儿王雪红和她的先生陈文琦，是我认识多年的一对夫妇。2011年，由她执掌的宏达电（HTC）市值一度高达319亿美元，使她成为新一代所谓“台湾首富”。然而过去十年，每年冬天我看到陈文琦穿的都是同一件衣服，磨破了也不愿意换。开的是同一辆丰田汽车，因为“还没坏”。在王雪红身上，很少看到“名牌”，但是衣服都很得体，有自己的风格。我没见过她拎爱马仕包，也没见过她戴镶钻手表，更没见过什么“私人飞机”、名车接送，非常低调普通。
很多时候，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所谓“西方式的有钱人的生活”，只是他们自己的想象，再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有些中国富人装修自己的别墅，拱门穹顶罗马柱，恨不得把古希腊神话从头到尾演一遍，殊不知真正有品位的设计师们，都将形如“达芬奇”风格的“欧式古典家具”称为“大金牙”，我认为这个比喻极为贴切。
比尔·盖茨，乔布斯，小布什，陆克文……我所接触过的国际政商领袖，没有一个人的家里是这种雕梁画栋的风格，也没有一个人表现出对奢侈品怀有浓厚兴趣，当我提到那些中国人如数家珍的品牌时，他们的脸上都是一副不知所云的茫然表情，根本分不清谁是谁。他们选择的手表，卡西欧多过百达翡丽，Swatch多过江诗丹顿。
有意思的是，当你看到Swatch集团旗下的子公司名号——宝玑、宝珀、欧米茄、蒂芙尼、天梭、浪琴、雷达、雪铁纳，等等等等——方会恍然大悟，这些时尚杂志上光彩夺目的品牌，搞了半天全是一家。
十几年前我去瑞士，听说那里的钟表业本已经相当惨淡，没想到后来中国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现在的苏黎世，每家名表店里都有一名会说中国话的雇员，专为中国客人提供服务。欧洲人通常不戴“瑞士名表”，偶尔遇见那么一两个对名表有着浓厚兴趣的欧美男士，我会问他们是否在香港工作过，结果十有八九都是。可见香港的炫富文化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国大陆（如今大陆又早已超过香港，徒弟盖过了师父）。而瑞士钟表业以及整个欧洲奢侈品行业的起死回生，都是托了这种文化的福。
更可悲的是，中国人拯救了全世界的奢侈品，但几乎没有一件奢侈品是根据中国人的身材比例、肤色面孔设计的，所以对中国人并不适用。比如万千年轻女性心仪的爱马仕Birkin包，在国外主要是中老年妇女专用。
除了能让他们赚钱，中国买主也并没有给奢侈品店留下什么好印象。我问过一个国外奢侈品店的雇员，她说很多中国阔太太到店里选购丝巾都是“自己动手”，把抽屉里叠得规规整整的昂贵丝巾抽出来拎在手上，比画完了就随便丢回去。还有人与店员发生争执，大吵大闹：“你们整个店我都买得起！整条街我都买得起！”
美国《新闻周刊》（News Week）有文章暗示过，如今全球旅游消费都在依靠中国人拉动。但是如果中国人一边拉动别家的GDP，一边丢自己的人，里外里一算，有点儿得不偿失。眼下正有越来越多的奢侈品牌，落户中国这片广大的市场，难道咱们真成了传说中的“人傻，钱多”？
8、当拉菲遇到蒜泥白肉
我从小就爱喝红酒，当然是老家的地方土产——安徽萧县红酒，像糖水一样甜，一口气喝上半斤不成问题。长大以后穿梭于世界各地，常常有机会和西方朋友一起出入当地餐厅，品尝各种红酒。红酒于西方人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生活方式，于是我也见识日增，经过十几年的“训练”，品上一口，也能对它的品种、产地、年份估摸个差不离，然后装模作样地品头论足一番，晃晃酒杯。
对红酒越是了解，越发觉国人对它的理解存在很大的误区。法国红酒已经和瑞士手表一样，在“崇洋”的心理暗示下被炒成一种“高尚生活方式”，财富和身份的象征。近年来，由于价格飙升、适合长期贮存，红酒又从一种普通的饮品升级为投资品，富裕人士不惜出价亿万囤积居奇，或收购知名酒庄。于是红酒市场形成一拨人炒作，一拨人起哄，一拨人出钱，一拨人围观的奇特格局。
拉菲充其量可算法国一线红酒——之一，我曾经琢磨过为什么它在中国特别火，可能是因为它的中文比较好发音。波尔多另外几家一线酒庄，譬如奥布莱昂（HautBrion）念起来太拗口，记不住；穆桐（Mouton）听上去有点儿傻，跟“木桶”差不多；玛歌（Margaux）会让人联想起黑社会；还有一种我个人认为比拉菲更适合中国人味蕾的红酒，产自波尔多的拉图（Latour）酒庄，在中国也没那么火，大概是听起来不如拉菲高雅，谐音“又拉又吐”。
罗杰·巴纳特（Roger Bart）是纽约亿万富商，他的家族收购了著名奢侈品牌Burberry，他在美国纳帕溪谷拥有自己的酒庄。十年前我们刚刚认识时，我还对红酒一窍不通，他在纽约给我上了一堂启蒙课。但是最近，北京给他上了一课。连续在北京参加了几场活动，他发现中国人不喝则已，一喝就是“CarWine”，这把他吓坏了。我问他何谓“汽车红酒”，他解释说就是喝一瓶酒相当于干掉一辆汽车。可不是，中国人买一瓶红酒动辄花费几千美金，在美国买一辆二手车绰绰有余。
这一现象令罗杰忧心忡忡，他说：“将来再有中国朋友到加州来，我该怎么接待呢？”
说到美国人接待中国人，有一桩趣事不得不谈。我认识一个美国好莱坞制片人，曾因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主演的电影Aviator获金球奖。有一年我带了一个中国朋友去拜访他，他请我们去比佛利山上的一家餐厅吃饭，出于礼貌让我们点酒。朋友对我低声耳语：“成钢，咱们点瓶好酒，别让人家看不起。”我还没来得及提出异议，他就点了一瓶加州顶级红酒的代表Opus One（作品一号）。
就为这瓶300美元的酒，我这个有钱的制片人朋友跟我唠叨了好几年，大意是你们中国人太敢点了。可是若将300美元换算成人民币，不到2000元，对中国的“有钱人”来说，似乎不过小菜一碟。由此，美国富裕阶层和中国新富阶层的消费观之不同，可见一斑。
就在人们一瓶又一瓶开拉菲的时候，很少有人想到，其实中国人的饮食文化或社交礼仪都和红酒文化大相径庭。红酒讲究“轻轻闻细细品”，国人的酒文化却是“感情深一口闷”，动不动“打一圈”。平均好几千一杯的拉菲，干了不合适，不干更不合适。坊间一度流传这样一个笑话，说的是朋友聚会，一旦听说要开拉菲，一定要迟到五分钟，来了好“自罚三杯”。
中国菜和红酒也并不匹配。我曾经参加过一场品酒会，头一道菜就是蒜泥白肉。要知道红酒对味蕾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一旦抽了烟，或者吃了重口味的菜，味蕾麻木了，红酒那些美好的感受就品不出来了。中国人请客，往往都讲究“大餐”，清淡了不行，于是一盘蒜泥白肉就成了“拉菲杀手”。我就曾经有这种体验，因为在某社交场合被人逼着吸了根烟，紧接着上好的红酒到了口中，也像假酒一样寡淡无味。
以我个人对红酒的体验，三百多元一瓶的红酒已经非常好，七八百元一瓶的酒从口感上说就足以跟名酒媲美，除非是极有经验的人。如果市价到了两三千元，就真的称得上是“奢侈品”了。
如此看来，拉菲的妙处其实不在色香味，而在于它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一般等价物”的功能。正所谓“喝的不买，买的不喝”，求人办事送一瓶，招待客户开一瓶，宴请领导来一瓶。拉菲和拉菲还不一样，请大领导喝大拉菲，请小领导喝小拉菲，请山寨领导喝山寨拉菲——级别待遇清清楚楚。套用一句网络流行语：哥喝的不是拉菲，是面子。原本费多少口舌都说不清楚的景仰之情，一瓶酒就说清楚了，这么好的东西，不火才怪。
9、特权是一种落后的象征
一次有个朋友送我两张故宫午门广场的“三高”演唱会门票，告诉我是VIP，我很兴奋地带着母亲去了，自认为很有面子，但是我的位置其实离舞台很远很远，只能从大屏幕上看看。我抱怨说这是哪门子VIP，位置太差，朋友说那些更好的位置叫做VVIP。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类人叫VVIP（Very Very Important People）。
每当我到首都机场，就感觉中国的VIP特别多，各航空公司都有自己的VIP休息室，高规格银行卡持有者也有专门的休憩场所，一些不便在公共场合露面的人士还有隐秘性极佳的贵宾通道，安检、登机都是独立体系。
顺便说，VIP的弟弟VP（Vice President）在中国也很牛，它的原意所指甚为广泛，可以是副总统、集团副总裁，也可以只是个小小的中层干部。但是译为中文，就成了“全球副总裁”，不知“全球”二字从何而来。而多了这两个字，确实便于忽悠，可有效被误解为某大公司全球二把手或全球管理层成员。事实上，VP并非行政职务，只代表此人在公司里的级别，大型跨国公司常有好几百个VP，有些没有实权的VP，连秘书都要几人共用，或者本人干的就是高级秘书的活儿。所以我的一位好朋友——德意志银行某VP曾经自嘲：“我就是个‘微屁’，连‘屁’都不是。”
相比之下美国人不那么迷信VP，也没有那么多VIP。我有两次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邂逅基辛格，都是在常旅客休息室里。穿西装配运动鞋的老头儿带着一名保镖坐在里面等候航班，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但是当他抵达首都机场，我敢打赌，中方工作人员一定会安排他走“要客通道”。
有人说辛亥革命革了我们头上的辫子，却至今未能革掉我们思想深处的辫子。中国人喜欢将人将事分出个三六九等，仿佛不这么做不足以求证人生的意义。所以中国人讲究“待遇”，外界给予的待遇高低与否，直接决定了个人的自我认知。VIP就是一种待遇，一种催生自我崇拜和自我欣赏的迷魂药。再清醒的人，在中国“潜文化”的熏陶下，也难免会在意这些细节。
美国也讲究待遇，但未必都是出于面子的考虑。
美国政府部级
